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林子人

《小镇生活指南》

作家林培源将自己的这部短篇小说集称为“潮汕故事集”。五千块娶来的越南新娘、儿子遭人拐卖的外乡裁缝、给人算命的神婆……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林培源早已离开的故乡——潮汕。尽管这部作品被看作“迟来的南方文学”，但作者却无意把它放入地域小说的坐标系。 对他而言，书写潮汕故事，是源于自己对“原型故乡”的偏爱，只有在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那样的空间结构里，作品之间才能相互缠绕生长，“有根、有灵魂的落脚处。”

小镇书写已经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曾在一篇批评文章中指出，城乡二元对立之外，中国文学还应当看到一批夹在穷乡僻壤与国际化大都市之间的作家，他们是“中国文学的唯一希望”。许多拥有小镇经验的人和林培源一样，既是都市的“侨寓者”，又是故土的“异乡人”，有时这种摇摆不定还发生于“语言中的流浪”——进入另一种语言，警惕历史对母语的败坏和毁弃。

《反美阴谋》

1940年的某个夏夜，美国纽瓦克犹太街区的每一所房子里都传出愤怒的吼叫：“不！”不能如此。不能让查尔斯·A.林德伯格——一个著名的飞行英雄、一个狂热的孤立主义者——当上总统。犹太人知道，一个反犹分子的当选会立即将他们掷回前代悲惨斗争的厄运，每一次侥幸的逃脱只是对方旨在让他们闭嘴而又丧失警惕的花招，所以要竭尽全力地反抗。但他们也知道，“不！”只是一声愤怒的吼叫，而非有效的拒绝，它抵抗不了任何事实。林德伯格上台了。

这是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在其小说《反美阴谋》里虚构的1940年夏夜，我们想说这一切“真实得令人惊异”，但在日复一日没有终点的颠簸中，我们其实已不再惊异。林德伯格在这部“反事实小说”中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启了一个恐怖阴暗的暴力时代，今天人们关注美国大选，一面惧怕这个已然成真的噩梦还要继续，一面绝望地发现，这个时代没有罗斯福可以指望。小商贩、养家糊口者、有笑有泪的人，一切普通人都会因为天生的标签，被逼着走向深夜的愤怒吼叫、诅咒与谩骂。

罗斯在这部政治小说中引入了自传的元素，继续探讨虚构与真实的边界。包括本书在内，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菲利普·罗斯全集”系列目前已有18册作品面世，《事实：一个小说家的自传》《愤怒》《遗产》等已陆续出版。

《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中亚在地理位置上身处欧亚大陆腹地，却在文化、政治等多重意义上成为徘徊游荡的“周边”。从古代中国连接异域的丝绸之路、俄国沙皇进军英属印度的通道，到苏联的核爆试验场，中亚始终是其周边文明与国家失落的荣耀，关于那里的人们和那里的生活，我们所知贫瘠，甚至连刻板印象也少得可怜。

2010年，作家刘子超在霍尔果斯遇见了一名卡车司机，他说起阿拉木图的样子就像在眺望一个必须长途跋涉才能抵达的地方。尽管两座城市如此邻近，但要抵达对方，的确是一场漫长的跋涉。此后的九年间，刘子超多次深入中亚，探访了玄奘笔下的佛塔、废弃的苏联核试验场、四处散落的飞地。在这部游记中，凡俗世界里的暴富者、苹果贩、忘记母语的朝鲜人与历史上被流放至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洛茨基交替登场，这里是位于大陆中心的世界边缘，它在大国的夹缝间游走，来去无定，如同离轨的卫星。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

这本书是人类学家项飙与《单读》主编吴琦的漫谈记录。从2017年到2019年，两位谈话者在首都机场的咖啡厅、牛津的草坪、温州的街头聊起了八十年代、大学与教育、个人危机、爱情、阶层流动、民族与民粹……这不是一份充斥着抽象概念的学术讨论报告，而是从个人经验出发，以最直白的话语去追溯嵌刻在每个人身体内的社会议题。

项飙曾在一篇讲述自己博士经历的文章中回忆，当年初到牛津，自觉肩负了去西方求取理论“真经”的重担，但第一年囫囵吞枣、似懂非懂的疯狂阅读像是一场不得其门而入的挣扎，他对“散居者空间”的兴趣也在田野调查中四面碰壁，所幸“猎身”故事的灵感让这位人类学家重新从学术风潮回到了真实的人类经验。“人类学是个帮助我把问题想透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当我把工具当做了供奉的对象，把手段当做目标，把真实的社会问题化解为难以捉摸的‘经验’，我原来喜爱的人类学就变成了一个谜团。”在关心人类的“真实”经验、试图达成跨文化理解时，人类学家和人类学一样作为“方法”出现，以其自身的经历、学识与思想，像三棱镜一般折射现实的光束。

《资本主义的未来》

7月14日，美国保守派媒体人Bari Weiss从《纽约时报》辞职并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谴责了《纽约时报》对推特上批评声音的屈从以及对自己在编辑部所受孤立、排斥的熟视无睹，她写道：“真相不再是一个集体发现的过程，而是少数精英对他人的正统宣教。”

美国大选在即，左翼与右翼之间的鸿沟却向更深处撕裂。双方要么对对方的观点、境遇不屑一顾，要么在试图对话的一开始便感到对方不可理喻。2016年大选后，特朗普的崛起迫使《纽约时报》自由派知识分子认识到自身视野的单一，Weiss的到来像是一个新的多元化开端，最后却不欢而散，她的存在没有开启双方之间的对话，反而让众人看到左翼与右翼缺乏包容的通病。

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保罗·科利尔的这本新书中综合诊断了今日世界撕裂的诸多病症。他提出，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阶层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裂隙消除了我们“共同的道德观念”，人们不再愿意维系群体间的互惠义务关系，政治成了选边站队的对抗，而非包容性的发展。作为一个“务实的中间派”，他主张重建国家、公司与家庭层面的道德基础，并尊重普通民众的主体性——诚如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指出的那样，科利尔敏锐地认识到，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的精英主义立场都将民众看作“无力照看自己的儿童”，据此创立的社会制度是无法激发主体性的伦理失败。

《恶魔之城：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地下世界》

自1937年8月的那个“血色星期六”以后，人们一再感慨“上海已经今非昔比”，但租界的夜总会门前依旧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对战争与死亡的恐惧没能压倒享乐的欲望，末日是纵情声色最好的理由。很少有人了解“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如何在混乱与萧条中维持繁华的假象，杜月笙和上海青帮离开后，这座恶魔之城的地下世界进入了短暂的真空状态，外国流氓与恶棍伺机盘踞，赌场、毒窟、妓院和歌舞厅在这片“歹土”上林立，犯罪活动讽刺性地提供了维系旧日模样的本钱。

继《午夜北平》之后，英国作家保罗·法兰奇再度聚焦上世纪战争年代的都市外侨生活，带领读者从一桩桩罪案走进近代中国隐秘的地下世界。本书的两名主人公——“衣冠楚楚的乔”与“幸运的杰克”——接手了杜月笙之后的上海租界，在这座地狱之上的天堂都市碰撞相遇、携手合作，循着他们的传奇足迹，上海彻底沦陷前的余晖在读者眼前延宕开来：消失的英国警察、“歹土”上的种种罪恶、末世的狂欢、汪精卫政府与日军的媾和……法兰奇将这座“恶魔之城”称为中国的“一处脓肿、一块污渍”，它一边讥笑着四万万人生死挣扎的潦倒生活，一边以他们的血肉为食。

《日本营造之美（第一辑）》

近几年，许多中国游客似乎不再那么执着于从日本建筑中找寻盛唐气象，民族主义式的想象退散后，我们可以如何欣赏日本的营造艺术呢？这套《日本营造之美》由日本建筑插画泰斗穗积和夫、国宝级宫殿木匠西冈常一、建筑师宫上茂隆与考古学家森浩一等9名专业人士联手打造，从空间设计、文化、历史、美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日本古代建筑，并用近千幅手绘图再现其建造过程。在第一辑中，首先向读者呈现的是身为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木造建筑法隆寺、日本庭园美学代表桂离宫、与金字塔、秦始皇陵齐名的大山古坟以及东京的前身——江户町。

从古坟时代的陵墓到现代都市的前身，古老的建筑于静默暗藏着对现代生活的启示：西冈常一在法隆寺的木造艺术中领略到什么是“顺势而为”——不去逆转木材的性质，而是去巧妙地配合设计，这正是当下流水工业以及人类面对自然时所缺失的态度；江户从人烟罕至的荒野跃升为国际大都市，固然光辉灿烂，但江户町的建造史也是一份“令人心酸的失败记录”，没有一个计划永远完美无瑕，“东京是在尝试错误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引力之吻》

一百多年前，爱因斯坦在一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中提出了“引力波”的概念。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率先捕获引力波”成为相关学界的竞技方向。有趣的是，人类终于在2015年9月14日首次探测到引力波，但这项奇迹般的成果足足等了五个月才得到科学家界的一致认可。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哈里·科林斯从1972年起便开始对引力波社群进行近距离观察与研究，深入社群40余年的柯林斯对科学家们此次长达5个月的辩论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讲述了大众媒体报道之外的诺奖故事。在这本书中，科林斯运用大量的内部资料，从社会的角度分析科学家们作为“人”的合作、摩擦与冲突如何影响了科学研究。物理学家与天文学家之间的较量、利益内斗等逸事让读者得以窥见科学家身上的人情味，毕竟，不论我们再怎么崇拜赞誉科学的客观严谨，科学研究始终是一个充满人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