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无辜》

“长期来看，作家是由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处境的真相，以及他们表达那些真相的艺术性来衡量的。”朱利安·巴恩斯这样说道。他认为，英国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无辜》在这个意义上是经久不衰的。

据巴恩斯回忆，生前菲茨杰拉德总是表现得像一个只会做果酱的老奶奶，而实际上，她是当时英国在世最优秀的小说家。很多作家喜欢在虚构素材用尽之后汲取自己的生活素材，但是年近六十才开始文学创作的菲茨杰拉德却在脱离开自己的生活经历之后，解放自己进行写作，例如把小说《无辜》的故事背景置于1955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

菲茨杰拉德曾经在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中说：“我认为传记应该写给你敬佩和景仰的人，小说则写给那些被生活冤枉的人。”《无辜》里就有一些被生活冤枉的、无辜的人。其中，一个16世纪流传下来的里多尔菲家族传奇故事非常典型。因为家里都是小矮人，并且要小姐确信这就是正常情况，家人为她买了一个小矮人同伴，可是后来同伴长高了，小姐觉得长高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所以想要戳瞎同伴，让他看不见真相，并砍下他的膝盖，避免畸形。借由这样的寓言，小说一次次让读者思考“无辜”的主题。

《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野草>细读》

长期关注中日问题的东亚“坡州奖”得主孙歌多年来一直从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与沟口雄三共同发起持续了六年的“中日知识分子对话”。在这本解读鲁迅《野草》的著作当中，她试图带领读者从竹内好和沟口雄三的思想路径重新审视我们熟悉的鲁迅。

本书标题之所以为“绝望与希望之外”，是因为孙歌认为，作为一部在鲁迅精神世界里占有特殊位置的作品，《野草》中鲁迅的希望与绝望的情感，由于其达到的深刻程度而超越了常识的范畴。孙歌认为，《野草》在挑战常识的意义上，也挑战了人们对于“黑暗”的想象。所以，人们只有先搁置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才可以找到新的进入鲁迅作品的途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薛毅则看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学者们几乎将《野草》的一切都收归现代主义，用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的语词概念来解释《野草》。但是孙歌提供了新的可能——她不仅把鲁迅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考察，也把鲁迅的论战纳入到了《野草》的讨论之中。

《在雪山和雪山之间》

乔阳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云南，开了一家客栈，选址不在热门景点，而在当时游人比较少的飞来寺，这样她就可以和山在一起了。她喜欢阅读英国植物猎人和植物学家金敦·沃德《神秘的滇藏河流》，也喜欢中国古代诗歌。开始的时候她一个人生活，接着是一家三口。他们在梅里雪山的飞来寺和白马雪山的雾浓顶村，和雪山、冰川、森林、草甸在一起，和当地的二十多户藏民共同栖居。

乔阳日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在雪山与雪山之间》，带领读者在雪山与雪山之间游荡行走，辨认高山杜鹃、绿绒蒿、大果红杉，体会自然与人的谐和共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理解。这些作品也让读者不禁开始思考人在自然当中的位置，如何获得灵魂清醒与精神满足。

《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

前有《爱说教的男人》一书告诉我们男性长期霸占说教者和审判者的位置，导致女性的声音和观点被认为无足轻重，几千年来被动噤声。现在，《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登场了，她们是20世纪美国女性知识分子——多萝西·帕克、丽贝卡·韦斯特、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苏珊·桑塔格、宝琳·凯尔、琼·迪迪翁、诺拉·埃夫龙、雷娜塔·阿德勒和珍妮特·马尔科姆，将她们的文章相连，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国思想史变迁。

这些女性往往一只脚站在由男性主导的美国知识文化主流之中，另一只脚游离在边缘地带。她们与那些轻视自己的男性知识分子之间有接触和讨论，彼此的生命故事也有所交织，拥有某些共同的目标，也经历过争锋相对的时刻。本书作者米歇尔·迪安（Michelle Dean）把传记写作和文化评论结合起来，让读者既可以读到这十位有影响力的女性的职业发展和人生故事，也能够理解她们的存在如何改变了世界。

《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

杰克仅凭一次引诱就向上跨越了几乎六个社会阶层，这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情节，那么《泰坦尼克》这样的故事在叙事的历史当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批判《飘》等多部作品当中存在种族歧视的今天，你是否好奇，这些流行的关于权力关系、社会、历史、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方面的理论究竟从何而来？如果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不妨从《叙事的胜利》一书寻找答案。本书是被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指定为“梅西公民讲座”讲师的罗伯特·弗尔福德进行的五场讲座内容，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总体上是对“讲故事”这个主题进行的一次探索。

弗尔福德被誉为加拿大“第一流的文化记者”，在本书中，他从不同的角度讲解了叙事的历史。比如第一章指出了流言的叙事基础，把流言与精致的虚构相连，探讨了人们在建立自己身份的过程中所捏造的个人历史；第二部分讲述了历史学家如何用宏大叙事和历史范式来描绘文明的进程；第三章探讨了新闻学以及都市传说的文学形式；第四章讲述了相对主义时代、怀疑和不确定时代的故事讲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并且讨论了在马克思、弗洛伊德、福柯等人影响下的后现代学术理论如何让“教授和学生们都变成了警官”；在全书的最后，作者讲解了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艾凡赫》如何一直矗立在叙事性大众文化的背后，成为这种文化的开创者和灵感来源。听故事、讲故事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本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了人类生活和故事相互塑造的过程，让读者获得对于叙事的不同视角和理解。

《显微镜下的成都》

微观史学兴起于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微观史代表作《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就利用了一个16世纪小磨坊主的审判资料——这个资料里记载了一个普通人的一切，包括他阅读的书、接触的人、他的经历和观念——为后世的史学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在中国，历史常常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史家往往不注重保存和研究下层社会和普通人的相关资料，所以做微观史学非常困难。

尽管如此，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王笛依然在不断尝试接近微观史学的写作。在他的第一本英文作品《街头文化》里，他用非历史学者也愿意读的方式写作成都的街头巷尾，这种写作方式在他的第二本英文著作《茶馆》中也有体现。不过，这些尝试越来越接近但尚且不能算是真正的微观史学。到了《袍哥》，王笛把写作对象进一步缩小到了一个人和他的家庭。今年新推出的《显微镜下的成都》既串联起了《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等主要研究，还把目光放在了“麻将”这一娱乐项目上。不论是对微观史学还是对城市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大概都可以从本书中获得阅读乐趣。

《把世界装进火柴盒：微缩的历史》

微缩作品不仅仅是玩具而已，有的时候，小小模型可以起到大大的作用。1790年，一艘奴隶船的缩小模型向英国的议员们展示了，非洲奴隶如何被密密麻麻地安置在狭小且拥挤的船舱里，被贩卖到新大陆。这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并推动了废除奴隶贸易法案的最终通过。

微缩是一种新的视角，当人们站上埃菲尔铁塔时才能看到一个缩小的巴黎。这种视角也鼓励着人们做出更加细致的观察和更加深入的参与，帮助人们构思更加宏大的计划。人们喜欢微缩世界，也是因为在微缩世界的面前，我们都可以化身成为征服者，拥有绝对的控制力。在本书中，作者西蒙·加菲尔德首先把微缩定义为“所有按比例缩小的事物”，然后带领读者造访世界各地、古往今来的经典微缩景观。在他的笔下，从数千年前的埃及墓葬、风靡世界的玩具屋、大规模迷你城镇，到仅仅7毫米的微型书籍，不仅使读者领略到微缩世界中的艺术与智慧，更让我们意识到微缩作品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日常世界。

《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弥合科学与人文学科间的裂隙》

1959年，英国科学家、小说家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 做了一场主题名为 “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的演讲，他提出，现代文明——包括其教育系统和知识生活——越来越产生隔阂，分裂为“人文” 和 “科学”两大阵营，两种文化互不往来。相关的讨论延续至今。科学与人文学科各自的基本追求在本质上和逻辑上常常如此不同，以至于一方往往从原则上无法解答对方的问题。科学试图确定自然世界的事实结构，而艺术中的评判标准则要求考虑无法被翻译为科学语言中的“真”或“假”的美学关切。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斯蒂芬·杰·古尔德人生中最后一本科普著作《刺猬、狐狸与博士的印痕》就试图厘清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复杂关系的真相。古尔德自陈，他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主要源于一种个人的困惑。他从小就想做一名科学家，但同时也一直喜爱几个被传统分类称为艺术和人文学科的领域，比如阅读、品鉴建筑、参与合唱。因此他既有刺猬的一面，也有狐狸的一面（源于伊拉斯谟对阿尔奇洛克斯箴言的引用：“狐狸有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在本书中，他将科学和人文学科彼此关联，让读者意识到，在智识王国，人文和科学两大阵营不应该抱怨，而应该彼此包容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