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后一场官方活动“是枝裕和导演大师班”，在8月2日举办，现场与身在日本的是枝裕和进行视频连线。

在现场，是枝裕和被问道，年龄的增长和家庭的变化，会对他创作有什么转变？是枝裕和表示，“16年前，我是从孩子的视角进行拍摄。当我父母去世，也有了孩子，就完成了从孩子的视角到父母的视角的转变。我并不是故意发生的变化。电影人随着年龄和生活的转变，拍摄视角的改变，也是很有意思的变化。”

即将年满60岁，是枝裕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在创作上会出现怎样的转变。“我不知道自己到了60岁，会拍出怎样的作品，我也没考虑要用10年作为区分，让自己的作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契机，也不只是年龄，从主题上刻意发生变化的是，可能是一定时期越来越倾向拍社会话题，之前更多拍家里的话题。《第三次嫌疑人》开始，可能会更关注社会话题。”

如今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从今年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是枝裕和认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新的影响。我自己方面，就是拍电影受到影响，可能未来得考虑如何跟新冠疫情共存吧。我对发生什么事的消化比较慢一点，2011年日本的大地震，我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化掉。我现在希望用作品表现眼睛感知不到的变化，也希望用作品表达大众比较不容易看到的东西。”

面对疫情，日本电影行业当中，也有不少导演开始尝试拍摄远程电影的想法。不过是枝裕和并不太会进行这样的尝试，“从电影到音乐、电视，大家都有新的尝试，这是很有意思的。至于我会不会做不一样的事？我不会。”至于如何应当前疫情的影响，是枝裕和表示，“我自己在思考事情时，不去习惯思考应该怎么做。我自己从电影和电影院成长，不论作为电影制作方，还是单纯的人，我就想用报恩的心态来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我们有制作电影的人、电影院、有观众，有了观众，才有了制作电影的人。作为这个循环的一员，如何让这个循环保持下去事非常重要的。”

在创作剧本时，是枝裕和表示，自己心里有时候确实会有清晰的角色形象吗，“确实我创作时先有演员的想法，根据他的感觉写剧本。但有时候也会试镜，选定角色后，听他的声音，通过他的声音来勾勒形象。我是一个随着拍摄，跟演员一起去发现作品中的特点，一起去发掘和创作的人。”

在是枝裕和的多部作品中，孩子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依然认为，每次拍摄孩子都有新的挑战，“每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所以每次挑战都不同。比如拍《小偷家族》时，里面最小的小女孩，故事里有次要送她回家，她不想回家，就要拿手去挡，但没想到这么做的时候，小女孩生气了，说自己不拍了。我觉得等待最重要，拍小朋友得等，那天我们上午在拍摄，后来让她跟她妈妈出去散步，等她回来愿意拍，是下午了。所以拍孩子不是天赋，是等不等得了。”

树木希林是是枝裕和从《步履不停》开始、近10年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在是枝裕和心中，他们这段时间在多部电影中的合作，“她是我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如何去讲她在我心中是怎样的人，很难去用语言表述。她在工作中是很严格的人，如果你有松懈的地方，她会一下子看穿。我不想被她说不想跟这个导演合作了，所以我每天都非常拼。”

有许多人，会把是枝裕和拍摄过纪录片的经历，与他的剧情片创作联系起来，不过是枝裕和认为这样不太合适，“我觉得不应该把我拍过纪录片和拍电影这两件事产生直接的联系。很多导演，有人拍过纪录片，也拍过剧情片、科幻片。要说拍纪录片对我的影响，好处是通过拍纪录片，我发现自己在脑海中刻画的事情，远不如真实的世界和人物，他们要复杂的多。这是拍纪录片给我带来的好处吧，以后也不是没有拍摄新的纪录片的可能。”

不过在创作风格上，是枝裕和现在的剧情片，依然有一些纪录片时代的风格。他认为，“从分类来讲，更多从方向性上有纪录片的感觉。纪录片是通过用镜头去捕捉、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摄影机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来发现的工具。对我自己来讲，这是很舒服、很喜欢的事情。通过和演员一起沟通去创作人物，这是我的风格。与其让他们扮演我脑海中的人物，我更喜欢和演员一起去创作。可能这是纪录片拍摄的大敌，但我很喜欢这种方式。”

在进行《小偷家族》等影片的创作时，是枝裕和也会同步进行小说的创作。是枝裕和表示，其实都是先有电影，再有小说。“就像我第二部剧情片《下一站，天国》，因为在电影拍摄到电影上映，中间有很长的时间，期间就写成了小说。一般是先有电影，只要有人问我要不要写成小说，我就会写，因为我喜欢书籍这样的形式。但未来如果可能，不会这样了，因为很辛苦（笑）。”

作为曾经以作家为目标的导演，是枝裕和表示，“如果让我谈电影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有两句说清楚的事。大多数都是我自己写剧本，再自己拍摄，最近我越来越追求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不论是作家、音乐家、画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塑造一种世界观。我拍电影有25年的时间，能写的话尽量都自己写。作为这样的一个人，刻画自己世界观的时候，做了25年会形成一个框架。每个人都想冲破自己的边界，如果能有机会通过与新形式接触，可能会形成和自己感觉完全不同的新尝试。如果有一些文学作品的新的尝试，跟自己形成冲突，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好的文学作品，也会进行尝试。”

不过由于电影创作过于繁忙，是枝裕和已经没什么时间进行阅读了。他表示，“最近10年，读书这件事基本都搁置了，可能读的都是跟电影相关的参考文献，我都没怎么读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觉得很遗憾。有时候我会在亚马逊上买一些书，买回来都没有时间读。这里有几本没读的。（都是非虚构类作品，有一本《恐龙的发现》，还有跟丧服有关的书籍）我特别喜欢恐龙，我喜欢去挖化石。最近新冠疫情我有了时间，我真拿铲子去挖出化石来了。”

2018年获得金棕榈奖之后，是枝裕和的新片《真相》也在全球逐步上映。但他表示，并不是因为获得金棕榈，才有了这次国际合作的机会。“《真相》的拍摄，是从2015、2016年开始，是得金棕榈奖的三年前。所以是先有《真相》，再得了金棕榈，并不是因为金棕榈我才有机会拍摄《真相》。如果得奖能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可能是在拍摄计划和新的作品上能有突破。这是我所期待的。”

《真相》是是枝裕和第一次完全在海外进行拍摄，拍摄本身并不是最困难的，他认为，“过去和裴斗娜、李屏宾一起合作，给我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这次拍摄《真相》，都是用三国的语言进行的。跟语言相比，同样的世界观更加重要。拍摄前，我确实跟李安和奉俊昊导演对谈时都聊过非母语拍摄的困难，他们都说不是什么问题，非常乐观。是欧容导演推动我去法国拍电影，他一直告诉我，用非母语拍电影不是最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剪辑。我在剪辑时，真的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聊到在法国拍摄的感受，是枝裕和表示，“法国电影更重要的是日常的感觉，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延长线的感觉。街边随处都有电影院，去电影院看电影，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本电影在拍摄时，真的像有大的活动的感觉，要一起吃一起住甚至剥夺一定的睡眠，它可能也有自己的乐趣。《真相》因为有德纳芙女士在，她坚持每天只拍8小时，所以我们在晚上之前肯定能拍完，晚上就自己回家吃饭。我们有位工作人员是单亲母亲，拍完后还可以去幼儿园接孩子，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希望让这样的拍摄在日本变得有可能存在，也希望今后日本可以朝法国的拍摄方式越来越近。”

是枝裕和认为，法国对电影非常重视，或许是吸引不少外国导演去法国拍摄的可能。“法国有这样的制度，外国导演也可以接受政府拨款的补助预算，法国对电影的意识非常成熟，相信会有很多电影人能感受到法国的魅力。”

在中国，是枝裕和也希望跟黄海进行合作，“《小偷家族》在中国上映时，有张海报时黄海制作的，他的海报做的非常的好，如果有机会希望跟他合作。”

近期，是枝裕和的工作室也签约了不少新人导演，在不少人看来，这是是枝裕和在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是枝裕和表示，“这么做的电影导演在日本并不多，日本也没有完整的教育体系。我自己做电视出身，导演都有助理，帮忙的时候助理也在成长，像接力棒一样，我只是接过来继续，没什么特别的。电影有产业圈进行循环，我会思考，我不在的时候，怎么让这个循环进一步强化？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一些传统传下去。特别在近10年，我不能说是培养下一代吧，而是因为培养我的老一辈都不在了，谁来做这件事？我现在内心中有一半的想法，是把自己的东西传下去，另一半的想法，是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能带来新的刺激，与其说我给予他们什么，不如说是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东西。”

为什么签约的都是女生？是枝裕和表示，“像广濑奈奈子女士她们，之前都是我的助理。她们都是女孩，跟我对男权社会有什么抗拒没有关系，只是因为她们写的东西都很优秀，优秀的都是女孩子，没办法，男生加油吧（笑）。今年有一个男导演佐藤导演，拍了一个片子，今年也入围了圣巴斯蒂安的主竞赛单元。好不容易找到一名男孩子，我也非常珍惜。（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