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布朗闻到了狗屁味儿

一名勇敢的门外汉,大胆质疑一项流行的心理学发现。他把整个理论掀了个底朝天。

2015年12月18日Vinnie Rotondaro 伦敦

NARRATIVELY

 

2011年秋天,尼克·布朗坐在伦敦一间昏暗的教室,正对着老师的课件记笔记,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布朗当时50岁,是英国人,学计算机出身。他想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所以报了东伦敦大学的积极心理学(也译作正向心理学——编者注)在职课程。他得知,这种“积极的人类运作”的研究领域是“基于实证的”:既科学又严密。

那么,这讲的都是些什么?一张蝴蝶形图示,状如混沌理论数学的名片,声称展示了个人和群体“繁荣”或“衰败”的临界点。这不是隐喻,也不是诗意的暗示,而是一个精准的比率:2.9013个积极情绪比1个消极情绪。如果某人能培养出2.9:1的“积极比率”,就能顺利地度过人生;这个比率以下,人生便跌进深渊。

这一理论受到了很多肯定。2005年,积极心理学的明星人物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和智利管理咨询师马西亚尔·洛萨达,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个理论。论文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这本顶级刊物采取同行评议的制度,由美国最大的心理学家协会主办。如今这篇论文已经在学术刊物中被引用过350多次了。

但是布朗却闻出了狗屁味儿。用一个通用常数就能预测出成功和完满,失败和不满?“什么样的世界,这种理论才会成真?”他很疑惑。

下课后,他向一名读过自然科学的同学请教,但那人只是耸耸肩。

 “我满脑子都是这个事儿。”布朗说。

 

*   *   *

在读这一课程之前,布朗形容说,那时的生活“枯燥乏味”。

布朗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小孩。他1981年从剑桥大学毕业,拿到了计算机科学的学位。此后,他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一家国际机构担任IT网络运营者,在那儿他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

工作了近二十年后,他被技术职责和管理难题搞得焦头烂额,很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当有一个机会可以转到人力资源时,他立刻抓住了。然而,这次转变没有带来他所期待的变化。布朗还是在运营大型官僚体系——实际上,就是原来那家机构——布朗负责提高员工福利。但是他“没什么做决定的自由空间”,还要不断签字批准他“觉得完全错误”的事情。有一次,他负责更新训练和教练用具的供货商名单,发现自己在和一群“疯子”和“骗子”打交道,他们想要推销灵气疗法和水晶疗法,或是在卖器材的时候“动手脚”。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受够了。即将年满五十,母亲生病,工作上“都是胡说八道、虽然不严重但是永无休止的欺骗”,他逐渐心力憔悴。

然后,2010年11月的某天,布朗偶然在曼彻斯特参加了一个讲座,主讲人是英国很流行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他写过一本书,叫《幸运因素》。

“基本上,要想运气好,你就要把自己放在有好事发生的环境,”布朗回忆怀斯曼的演讲内容,“因为在任何一天,你身上的好事都可能比坏事多,但是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那什么也不会发生。”

讲座之后,怀斯曼签名售书。那一叠书慢慢减少,等布朗排到前面时,只剩下四本书了,而他前面还排着四个人。

“我当时想,好吧,我买不到书了,”他说,“我那会儿离最前面只有两步远。在我前面那个女人已经排了二十分钟,离怀斯曼只有一步,但她突然不想买书,转身走了。”

“轮到你了,”布朗跟怀斯曼打招呼,“这就是运气的科学。”

两个人都大笑,然后开始攀谈。布朗讲述了工作上的状况。他问怀斯曼,哪儿能学习“基于实证”、有科学依据的技巧,他可以用来激励员工,在应对骗子推销商和成功学贩子时,也能占些上风。

怀斯曼告诉他,有一个新近出现的研究领域,叫做积极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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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说法,积极心理学“只使用最严格的科学工具和理论,研究积极的人类本性。”

1998年,美国心理学会当时的主席马丁·塞利格曼在做主席发言时,宣告了积极心理学的诞生。他说积极心理学是“一门改变着眼点的科学,强调理解和培养个人最积极的品质:乐观精神,勇气,工作伦理,放眼未来,人际交往技巧,能够感受快乐,有自己的见解,社会责任心。”

更广泛地来说,积极心理学可以通过否定的方式来定义:它不是研究精神疾病的学科(相反,它旨在预防精神疾病);还可以通过比较来定义,与之相比,此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它集中研究人类本性中的“成长导向”,而一些积极心理学家批评它不够科学。

最耀眼的人物塞利格曼,在2011年的书《持续的幸福》里,这样描述一次典型的积极心理学练习:

“从下周开始,每天晚上睡觉前拿出十分钟。写下当天三件进展顺利的事情,并写下顺利的原因。”

这种“顺利事项”或“三件好事”的练习,在积极心理学里被称为“积极干预”,是所谓积极心理疗法的一部分。塞利格曼对一些严重的抑郁患者进行了研究,发现积极心理疗法可以缓解“抑郁症状,所有测量方式上都比通常疗法要好,也比药物效果好。”

类似的发现给积极心理学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公信力,这是心理学的其他分支很少能获得的。各类中心和学术项目在世界各地成立,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塞利格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展的应用积极心理学硕士项目,该项目为期一年,学费45000美元。

2002年,宾州恢复力项目(宾夕法尼亚大学积极心理学中心的一部分)获得了美国教育部280万美元的资金,对费城附近一所中学的九年级学生开展为期四年的调查,以研究积极心理学在他们身上的效果。六年之后,2008年,塞利格曼和美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合作,政府拨款1.25以美元用于在“全军范围”内开展“士兵综合健康”项目。

2011年1月的《美国心理学家》特别版,专门讨论了士兵综合健康项目,塞利格曼和两名军方人员担当客座编辑。他写道,这个项目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士兵能从战斗经历中汲取意义和促进个人成长”,并“减少罹患精神压力病症的士兵数量。”

然而,最近有报道称,士兵综合健康项目对减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没有太大效果。尽管如此,政府仍然在扩大这个每年花费5000万美元的项目。

费雷德里克森因其“拓展-建构”理论而著称,该理论假定,培育积极情绪能促进更大的幸福。人们视她为积极心理学运动的摇滚巨星,塞利格曼曾经夸赞她是积极心理学的“实验室天才”。从她的学术履历来看,她在学术生涯中一共获得了24万美元的奖励和奖学金,以及900多万美元的研究资金。

在弗雷德里克森为大众读者所写的《积极:顶尖研究揭露可以改变人生的3比1比率》一书中,她提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率概念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但是积极性的临界比率这一特定概念起源于2003年。

那时一名叫马西亚尔·洛萨达的智利商业咨询师,“已经开始了一项他热爱的事情:对群体行为进行数学建模”,他突然给弗雷德里克森写了一封电邮。信里说,90年代,他把60个商业团体的语言按照积极和消极的效果汇编起来,洛萨达引用这项研究,说他“基于非线性动力学,为(费雷德里克森的)的拓展-构建理论发展出了一个数学模型。”

费雷德里克森研究个体情绪比率的两项独立测试似乎也肯定了洛萨达的发现。2005年,两人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了《积极影响与人类繁荣的复杂动力学》,揭示了积极性的临界比率。

这个理论大胆到无以复加:它宣称不管是单独工作还是群体协作,人类都受到一个数学临界点的规制,即2.9013个积极情绪比1个消极情绪。当人类抵达这一临界点,一种积极情绪的混沌便随之产生——用弗雷德里克森的话来说,“蝴蝶振翅的那一下”——带来了人的“活力”。如果没有达到这一比率(或者积极情绪超过11.6346这一限制,因为积极性的确有一个上限),一切便停滞不前,或者像水结成冰一样,陷于僵化的模式之中。

弗雷德里克森在《积极》中写道,促进积极情绪、并降低消极情绪是有可能的。因而,积极性的临界比率代表了一条严格的分界线,一边是流浪汉的人生,一边是受尽上天眷顾。如果你一天中对十二件事感觉良好,只对四件事不满,那么,根据这项比率法则,你就是幸福的。然而,去掉一件好事你就不幸福了。所以你应该多吃一块曲奇饼,和你心爱的人聊天,让自己跨越这道数字障碍。

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写道:“我们发现的2.9临界比率,很可能是一项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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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伦敦大学读了不到一个月,尼克·布朗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他一直在研读那些启发了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2005年文章的论文——也就是洛萨达所写或与人合写的一系列论文。布朗说这些论文似乎太“简略”了。比如说,在洛萨达对商业团队的研究里,他“甚至没有提到那些商务会议的时长”。

布朗说:“通常研究者都会有一定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会告诉读者我们挑了这些人,选了这些数字,这些是图表,这些是平均值,这些是标准差。但是他仅仅说了句:‘看到模型与我的数据相匹配,我感到满意,接着便进行了一些模拟。’这整个过程和编造数据差不多。”

在仔细阅读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作品的过程中,布朗偶然注意到了他们2005年论文中的一句话:“洛萨达(1999)在他的控制参数c和洛伦兹控制参数r之间建立了相等关系。使用上述等式,可得知r=24.7368时积极性比率是2.9013。”

他说:“于是我开始查找这个公式是从哪儿来的。”

他找到了美国数学家和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流体力学的非线性问题的著名论文。

“大部分我都读不懂,”布朗说,“那是一篇正规的物理学论文。但是我努力钻研,终于发现了一个我能读懂的方程。然后我把数字代入方程”——就是洛伦兹1963年为了方便而选取的那个常数——“得出的结果就是积极性比率。”

“我当时想,太好了,我找到了。”

看来这是一起捏造数字的案例。在有效的流体动力学问题里,代入方程的数字必须和被研究流体的属性相关。但是为了在液体的物理流动和人类的情感“流动”之间建立相等关系,洛萨达直接挪用了洛伦兹在1963年的论文摘要里使用的数字——洛伦兹使用这些数字只是为了解释自己的研究目的。洛萨达的研究成果,以及布朗在课堂上见到的漂亮蝶形图,基本上毫无意义。

布朗知道自己的发现非同小可。他也知道,自己需要别人帮他补充数学和心理学的细节。

东伦敦大学的一名教师建议他直接和弗雷德里克森联系,告诉她自己发现了一个错误,但他拒绝了。“我觉得,如果我是弗雷德里克森博士,一名资深教授,而你只是一个刚学了三星期心理学的研究生,那么你得给出足够强的证据才行。”

所以他上网查资料,看到有可能理解自己发现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就给他们发邮件。

12月5日,他收到了一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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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弗里德曼住在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附近的荒野保护区。他当时六十五岁,是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和赛布鲁克研究生院的荣休教授。弗里德曼自称“喜欢深入思考心理学中被视为理所当然和当成思考前提的问题”。

弗里德曼很担忧心理学的“时髦理论”。他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传统的门徒,所以当积极心理学突然出现时他十分不满,形容它是“消极的爆炸”。

2000年的《美国心理学家》上,马丁·塞利格曼和积极心理学的同道先锋米哈里·契克森米哈写道,人本主义心理学未能“吸引很多的累积实证经验基础”,“滋生了数不清的自助治疗运动,”这场运动的遗产在“任何一家大型书店一览无余,”“在这些书店的‘心理学’区域,至少有十架书是关于水晶治疗、芳香疗法和唤醒内在的小孩这类东西,它们还试图保持一定的学术水准。”

弗里德曼说,这种挖苦“让我十分痛苦”,而他始终为自己严谨的学术研究和人本主义的遗产而自豪。

心理学长期以来饱受定量和定性之争的困扰,产生了一种被称为“物理学嫉妒”的羞愧之情,也就是说从事社会科学这种所谓“软科学”的研究人员在和“更硬的”物理科学相比时,总觉得自己不够严谨。弗里德曼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尽力采取一种持平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说塞利格曼“宣称定量研究比定性研究更加严格,这是我不能苟同的。两种方法都能以各自的方式保持严格性,两种方法也都有可能被滥用。”

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2005年刚发表那篇论文时,弗里德曼就读过了,当时他脑海的反应正是“滥用”这个词。他说:“我记得我当时只是叹了一口气,又是些价值可疑的研究。”

所以当六年后他收到布朗的电邮时,他很感兴趣。

 “尊敬的弗里德曼博士:

请原谅我如此冒昧地给您写信…… ”

弗里德曼说:“我对他的背景一无所知,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合适,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数学的部分。所以我大概是这么回复他的,‘我很乐意帮忙,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吧。’”

弗里德曼建议布朗开始写批评论文的草稿。“他逐渐能自圆其说了,”弗里德曼说,“尼克凭直觉看到数学里面有漏洞。他觉得那个方程根本说不通。”

“但是他没法确切说明白。”他说。数学部分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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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艾伦·索卡尔登场了。索卡尔是一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因为十几年前玩的一出把戏而闻名于世,也就是现在人们称为“索卡尔事件”的那件事。

1996年,为了试探“北美一家顶尖的文化研究杂志……是否会发表一篇故意掺杂了胡说八道的论文,如果(一)它看起来很好,(二)它迎合了编辑的意识形态”,索卡尔向一家名叫《社会文本》的后现代文化研究杂志投递了一篇基本上是胡说的论文,结果竟然发表了。索卡尔宣布这是一出骗人的把戏,引发了大量的争论。一年后,他与人合写了一本书,名叫《知识的骗局》,很受欢迎。

“我猜,人们把我当成了攻击学术胡话的全能战士吧。”如今已58岁的索卡尔说,他的声音使人想起数学家菲尔·哈特曼。

2011年11月,布朗给这位科学界的牛虻发过电子邮件,但是索卡尔忙于论文和课程,直接将这封邮件归档了。他此前也收到过类似的邮件,要求他帮忙揭露劣质的科学,“一年有好几次吧,”他说,“有严肃的,也有不是很严肃的。”

这些邮件往往混在其它邮件中被遗忘了。然而不知怎么,几周后索卡尔梳理通讯记录时,碰巧看到了布朗的这封邮件,并读了起来。

索卡尔说他“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积极心理学”,但是他看出这个问题在他的领域之内——“对数学和物理的滥用”——而且这里面的数学错误还特别明显。“这个错误甚至不算难。”

布朗在这项理论的数学核心里发现了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他在邮件的结尾里写道:

“我的问题是,我是个没有资格也没有文凭的研究生,才刚开始学习心理学。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类想法,特别是用学术界的书面形式整体地表达出来。而且我估计即使我能写出来,也不大可能找到地方发表。”

他继续写道:“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自己不是在胡思乱想,这让我很烦恼……如果有比我更懂心理学和数学的人能向我证明我的想法错了,我会很高兴的。”

索卡尔回复说布朗的批评“很中肯,让我印象深刻”,并鼓励他把这篇文章发展成一篇能发表的完整论文。当时布朗在伦敦学习,索卡尔在伦敦教书,他们两人后来在伦敦碰面,吃了一顿午饭。不久后布朗又收到一封邮件。

布朗说索卡尔“有一天回复了我的草稿,而且写了3000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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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2年的深冬,弗里德曼、索卡尔和布朗三人通过电邮相互联系,共同起草论文,也就是后来发表的《一厢情愿的复杂动力学》。

三个人各自贡献了不同的技能。布朗虽然专业知识不多,却敢于首先质疑这个理论。他是一个门外汉,扮演了推动事件的角色。弗里德曼提供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而且担任外交角色,指导论文发表。索卡尔则是最后完成论文的人,是声名在外的揭露者,知道如何用实打实的数学语言拆解这项理论。

他们合写的这篇论文不仅详尽分析了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2005年的论文,还分析了洛萨达之前写的及与人合写的两篇论文。总的来看,布朗,索卡尔和弗里德曼指出了一长串的滥用例子,他们不怕麻烦,一个接一个地做了详尽阐述。

“我们将证明这三篇论文每一篇都因为根本的概念错误和数学错误而毫无价值。”他们写道。

但是,在指出这些根本错误之前,他们都认为,这篇论文一开始最好初步解释一下微分方程,以及它们在理论中的作用。洛萨达和弗雷德里克森错用的数学建构板块正是这些微分方程。

开头这部分由索卡尔执笔,旨在达到双重效果。一方面,这部分可以让“任何上过一门本科微积分课程的人都能看懂这篇论文”,弗里德曼说。另一方面,它又向心理学家们传达一条含蓄的信息,间接地指责他们没有弄懂作者声称的数学,就贸然接受了这项理论。布朗这样说:“如果你不懂,就不应该再往下读了。”

除了数学之外,这篇论文文风辛辣,充满嘲讽。卡索尔说“出彩的段落大部分都是尼克写的”。

举例来说,洛萨达在他一份早期研究中,用“轻快”形容表现出众的团队,用“困在滞重气氛中”来形容表现不佳的团队,布朗嘲弄道:

“某人可以用‘火花四溅’来形容一个团队的互动,然后自信地预测他们的情绪会和空气在受到电场影响下发生介质击穿一样,受同一种法则约束。又或者,如果一组研究人员的期刊文章被形容为‘烟雾与镜子’,那么用空气燃烧残留物的物理学,再以某种方式结合经典光学,就可以给这些研究人员的互动建模了。”

这段话在最终的论文里保留了下来,其他一些段落删除了。弗里德曼努力圆融了文中的尖锐语言,一方面想要维护专业性,另一方面是估计这篇论文“会受到很多抵制”,因为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正是《美国心理学家》的副主编。

文章最后毫不留情且逻辑严密地批评了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的理论,集中在滥用数学的问题。论文投给了《美国心理学家》,而2005年两人的理论正是通过同一家期刊的同行评议并发表的。

整个过程中,三人只碰过一次面,那时弗里德曼正好在伦敦做一次学术演讲。三人花了一天时间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各种方程,讨论策略——真是打假人之间的友谊。

弗里德曼和布朗随后去伦敦的酒吧里喝了几杯啤酒。从那以后这几位作者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   *   *

2012年7月2日,艾伦·索卡尔将完成的论文投递给《美国心理学家》进行同行评议,当时的题目叫《知识骗局的复杂动力学》。

7月12日,他们收到了回复。执行主编加里·范登波告诉卡索尔,杂志的拒稿率高达85%,而且这篇论文超过作者可以回应目标论文的两个月期限,“现下《美国心理学家》不适合发表这篇论文。”

第二天下午2点32分,索卡尔回应了。团队决定越过范登波,“做出一点声势”,直接向美国心理学会的CEO诺曼·安德森申述,告诉他这篇论文可不是普通的评论;而且这篇论文很快就会发表在其他好期刊上;如果这篇论文在别的地方发表,会让《美国心理学会》很难堪。索卡尔说如果不让这篇论文进入同行评议,美国心理学会就会担上把“小丑闻变成大丑闻”的风险。

两小时后,下午5点22分,安德森做出了回应。决定被逆转。这篇论文将会接受评议。

当范登波被要求评论这篇论文时,他在邮件中写道:“美国心理学会所有学术期刊的编辑同行评议过程都是保密的。”但是弗里德曼和索卡尔解释说,当要评议一篇论文时,执行主编会根据论文探讨的主题,先把它发给“最接近这块领域”的副编辑。索卡尔说这样做的唯一问题,就是“研究领域最接近我们这篇论文的协助编辑正是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

“但是主编十分可敬。”索卡尔说,因而这篇论文被交给了另一名副主编,再发送给了四位评议人。

九月份,结果出来了。

“回复里各种意见都有,”索卡尔说,“一个人说论文‘完美’。另一个人说内容很棒,但是他希望语气能缓和一些。另外两个评议人也抱怨了语气的问题,同时还就论文内容提出了一些相当具体的批评。”

他们又过了一遍论文,删掉了尖锐的批评,缓和了语气。也是在这时候他们把题目从《知识骗局的复杂动力学》改成了《一厢情愿的复杂动力学》。论文里出现“知识骗局”的地方也相应删去了。

索卡尔说,对于第三个和第四个评议人“具体的”批评,团队成员“逐个地”进行了回应,接受评论者“大约20%”的批评,反驳了剩下的“大约80%”。修改后的草稿附上了长达25页的投稿信。评议人推荐发表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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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年过后,2013年7月15日,《美国心理学家》在网上发表了《一厢情愿的复杂动力学》。同一天,弗雷德里克森发出了自己的回应文章《关于积极性比率的新近思考》。

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拒绝评论这篇论文。在发表的那篇回应中,她说自己已经“看到质疑(2005年那篇论文中采用的)特定数学框架的充足理由”。

弗雷德里克森说合作者马西亚尔·洛萨达“选择不予回应”。洛萨达也没有回复请求他就此事发表评论的邮件。

尽管两人在9月16日发表了对2005年论文的正式更正,扔掉了她理论中的数学基础,弗雷德里克森仍然相信积极性比率的研究“合乎逻辑,而且意义重大。”

她写道:“我这篇回应论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捍卫洛萨达在数学和概念上的工作。确实,我缺乏捍卫他的理论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洞见。我的目的,不如说是为积极比率的价值和非线性提供最新的经验证据。”

在9月16日,她就《高等教育纪事》的汤姆·巴莱特所写的《神奇比率其实并不神奇》一文发表了致编辑的信,心中阐述了相似的观点。弗雷德里克森写道:“相当多的理论和证据指明了追踪和提升积极比率具有持久的价值,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虽然有这一点改动,但是最初那篇论文的其他元素仍然有效,不受影响,”她写道,“最显著的是通过两组独立的样本得到的经验结果。这些样本表明,幸福的个人,其拥有的积极比率要明显高于不幸福的人。”

在同一封信中,弗雷德里克森还宣布她的书《积极》将来再版时会“加上一条给读者的注释”,会提及“当前的科学对话”,并且在书的网站上还会附上正式的更正说明。

布朗、索卡尔和弗里德曼既不满意弗雷德里克森的回应,也不满意两人的更正。《美国心理学家》对待他们的方式也让他们十分不快。

三人称,他们当时虽然同意《美国心理学家》将论文的副本提前发给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以便让她准备答复,但前提是,确保他们可以回应她的回应文章,后来《美国心理学家》后来破坏了这一协议。(经过几个月的申诉程序,他们才获准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对弗雷德里克森的回应。)

布朗说,弗雷德里克森的回应“完全未能处理我们所指出的任何要点,她顶多只是说了一句,好吧,如果我把合作者一脚踢开,也许你们就开心了吧。”

“她声称,在数学、理论和数据的三位一体里,我们也许丢掉数学部分,剩下熟悉的理论和数据两部分,还是足以搞科学研究的,”布朗说,“然而她错了,因为那些方程式是她仅有的理论支撑。”

“她这是典型的柏油娃娃,”弗里德曼说,“三个里面有两个成立,算不错了。”

他们还注意到其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弗雷德里克森声称自己研究了数学部分,后来又说自己缺乏“专业知识和洞见”,这种事情也太奇怪了。

在《积极》一书里,她说:“我需要扫除障碍,为研究项目突然出现的新转向腾出空间。我想充分研究它。感谢约翰·坦普顿基金会的帮助,我得以在接下来的一学期安排了短暂的学术休假。我摆脱了教学任务,因而能沉浸在马西亚尔介绍给我的动力系统科学研究中……做完这些研究之后,我现在想和你们一起分享。”

此外, 弗雷德里克森还参考了一本名为《微分方程,动力系统和混沌理论导论》的教科书。索卡尔说这本书“是给数学系、物理系和其他相关学科的高年级本科生看的。”

索卡尔说:“如果她真的学了她声称学过的东西的十分之一,她也能立马看出洛萨达的问题。”

积极心理学最有影响的人物马丁·塞利格曼,在自己的书中也改动了和积极性临界比率有关的事实。他说调查了“60家公司”,而事实上调查的是60个商业团队。这无疑把水搅得更浑了。

塞利格曼没有回复请求对此差异做出评论的邮件。

弗里德曼说:“我联系了塞利格曼,请他澄清是六十家公司还是六十个团队。他回复说,他也不太确定自己怎么会用公司。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支持过临界比率就是那个数字,以此撇清自己与整个事情的关系。”

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持续对话。最终塞利格曼对弗里德曼和合作者帮他更正科学记录表示了感谢,但是“他一开始的回应很简短,看起来很不耐烦,”弗里德曼说,“盛气凌人。”

“非常奇怪,”索卡尔说,“你很难相信这个领域名声最响的两个人竟然如此草率。说他们草率还算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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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尼克·布朗仍然能够闻到胡说八道的味道。尽管他和合作者在论文的结尾宣称,“至于洛萨达和他的同事在写作这些论文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过度激情、真诚的自我欺骗或其他动机的影响,我们并不做任何推测”,但他仍然闻得到。

“我不喜欢瞎搞的人。”他说。他觉得洛萨达把自己的理论告诉弗雷德里克森时正是在瞎搞。

他们即将发表对弗雷德里克森回应论文的评论,文中详细列出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论文中的其他错误,并且论证了,即使积极性的临界点这个隐喻本身也是毫无根据的。弗里德曼说:“(弗雷德里克森)抛弃了这个数字,但是仍然抓住这个泛泛的概念。”

“人们或许觉得我们是在欺负死老虎,鞭打它,把它大卸八块,放在太阳下烤,”布朗说,“许多人说,住手吧!我们要说,不行!当你在对付这种人的时候——特别是洛萨达这种人,当然我必须说弗雷德里克森的反应也很让我失望——你必须确保他们在每个点上都死得硬邦邦。”

与此同时,索卡尔认为更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他注意到,在布朗之前,只有一个人曾公开批评过启迪了这项理论的数学基础:一位名叫安德烈·纳瓦斯的智利研究人员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网站上的留言里,批评了洛萨达1999年的一篇论文。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弗雷德里克森、洛萨达或塞利格曼,”索卡尔说,“问题出在整个心理学界身上。为什么在尼克之前没有人察觉到这个理论都是些狗屁不通的东西呢?尼克这样一个刚入学的在职研究生,就读的那所伦敦的大学老实说也很不起眼,又没有接受过很多数学训练,都能发现不对的地方,那些所谓的专家又到哪儿去了呢?”

他发问:“在这样一个自我标榜非常科学的领域里,在一篇引用超过350次的论文中,难道真的没有人发现破绽?”

在向一些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心理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之后,部分的情况开始浮现出来。

一些人说他们不清楚这场争论,不便评价。另外一些人说,他们知道2005年的那篇论文而且引用过,但是引用时是带着限制条件的。大卫·平卡斯是查普曼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擅长将混沌理论运用到心理学中。他说:“我一向认为这篇论文是一个隐喻,只不过伪装了数学模型。”

确实还有一些人直接表达了对这项理论的数学基础的疑虑,只不过人们充耳不闻。

史蒂芬·瓜斯代罗是马凯特大学的心理学家,专攻非线性动力学。他写道:“近几年在我们领域的研究中看到了很多简略的隐喻。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回应这个现象?”

在邮件里,瓜斯代罗附上了他发现的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运用数学时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他写道:“讽刺的是,当时我就上述几点问题给《美国心理学家》寄去了一份评论,不过他们没有发表,因为‘对这篇文章兴趣不大’。不过回想起来,我现在知道当初对这篇论文的积极层面应该少些肯定,而更清晰地表达否定意见。”

著名的婚姻研究专家约翰·戈特曼也表达过疑问。戈特曼曾做过微分方程建模,弗雷德里克森在那本探讨积极性的临界比率的书里还引用过那项研究。

他写道:“我确实读过弗雷德里克森和洛萨达写的那篇论文,我还给他们写过邮件,因为我也看不懂其中的数学运用。他们从未回复过我的邮件。”

 

*   *   *

“寻求在时空中长期持存的稳定性,”哈里斯·弗里德曼说,“这是很难的。”

 “批评积极性的临界比率的核心,是认为它对定量研究的思想推崇备至,以致得出了荒谬的结果,”他说,“不能因为我们能用数字来谈论某些事情,便说这种方式就是科学的。”

尼克·布朗厌恶的正是这些东西。布朗现在五十二岁,已经“退休”了,他说他计划成为一个“存在主义生活教练”,还要继续揭露伪劣的心理学研究。几周前,他完成了东伦敦大学的积极心理学项目。“我过了。”他说。

当问到上这门课是否值得,他用自己特有的机智回答了这个问题。

“如果有人跟我有一样的经历,他们大概会要求退钱吧,”他说,“不过谢天谢地,我这个钱花得值。”

 

————END————

作者Vinnie Rotondaro 是Narratively的特约编辑。他在布鲁克林生活和写作。

插画作者Kevin Huizenga在圣路易斯工作和生活。

翻译:李孟林  校订:郭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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