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陈浩 高宏

近年来，我国经济正增长，但劳动力负增长，存在“就业压力”之谜。对此，我们研究发现：就业压力上升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由劳动投入转向资本积累、由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导致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效果持续下降。分结构看，主要是一、二产业拉动就业效果下降，第三产业拉动能力虽有上升，但仍不足以弥补一、二产业的下降。

同时，劳动市场的变化也导致就业压力上升。从供给看：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小镇青年流向大城市、老人和妇女劳动参与率上升，增加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就业压力；从需求看：三期叠加，经济结构和市场需求转换加快，小微和民营企业弱化等都减弱了劳动力需求；从市场结构看，劳动保护加强、劳动市场不完善也导致失业增加。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仍将持续下降。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继续下滑；以资本代替劳动、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投入，仍然是经济发展的趋势；而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就业弹性趋降是普遍现象。

为解决就业压力，短期内应关注重点群体就业，壮大小微民营企业、发展小城镇，完善劳动市场，建立基本而非奢侈的保障体系。长期看，我国面临的不是就业压力，而是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价格上升和经济停滞的巨大挑战。对此，我们要多生育；要将经济增长由报酬递减的领域转向报酬递增的领域，比如教育、技术进步、扩大贸易；要区别经济发展策略，鼓励不同地区雁型发展，不搞瞎统一；要正视储蓄过快下降的事实，重视资本积累。

发展方式转变导致经济增长拉动就业效果下降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两者的变化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被称为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描述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始终稳定地存在1，原因是：奥肯定律是拇指规则、经验总结；奥肯定律的成立是有条件的，比如相对完善和稳定的劳动市场制度和环境；劳动是众多经济增长来源中的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都可以推动增长。

（二）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就业效果减弱

总体看，近年来我国就业弹性2持续下降。2006-2010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03，2016-2018年弹性下降为0.01。分结构看，主要是第一、二产业就业弹性下降。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为负且持续扩大，农业从业人口绝对规模持续降低；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从2006-2010年的0.37下降至2016-2018年的-0.15，就业拉动能力大大减弱。而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从0.25上升到0.55，拉动就业作用持续增强，但仍不足以弥补第一、二产业的下降（见表1）。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导致我国就业弹性下降

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劳动雇佣数量增加；第二阶段是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流动（丹尼森效应）；第三阶段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增长（鲍莫尔效应）。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我国主要处于第一阶段，单位GDP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较多，增长的就业弹性较高。随着老龄化加深并越过刘易斯拐点，我国逐渐进入第二、三阶段，增长由劳动驱动转向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对劳动力要素的数量需求下降、质量要求上升，就业弹性下降（见表2）。

一是劳动配置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向生产率高的第二、三产业加快转移，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导致经济增长对劳动的需求减少。2019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25.1%，较2010年大幅下降1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27.5%，保持基本稳定；第三产业占47.4%，大幅上升12.8个百分点（见图1）。同时，劳动力在部门内部的转移也提高了配置效率3。

二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主要是机器换人、人工智能发展迅速，资本替代劳动趋势明显，许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对劳动投入的依赖减弱。2018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为140台/万人，比2011年增长13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表明，2014-2017年新增机器人替换了293万名工人，解释了约34%的制造业就业下降。相应地，2013-2018年，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32%下降至30.4%，就业占比由34.1%下降至32.5%；而同期资本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28.8%变化至28.2%，基本保持平稳，就业占比由28.6%上升至30.3%（见图2）。

三是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近年来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壮大。2010-2018年，技术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37.7%上升至41.4%，就业占比由34.6%上升至37.2%（见图2）。

同时，对2006-2018年33个工业行业的测算表明，我国工业整体技术偏倚度为0.157，81.8%的行业技术偏倚度大于零（见表3），表明我国主要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弱于以往（大于零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小于零为资本节约型）。

劳动市场变化导致就业压力加大

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趋降，就业压力似不应上升，但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市场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就业压力。

（一）劳动供给变动增加了就业压力

一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以前我国农村是个蓄水池，老一代农民工在城里找不到活干就返乡了，其失业不反映在劳动统计中。而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没有返乡的意愿，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留在城里，这提高了城镇调查失业率。

二是小镇青年流向大城市4。青年人工作生活期望高，更加偏好在东部、大城市就业，不愿去中西部、小城市，导致大中城市就业压力上升。我们赴广东调研显示，大学生宁愿待在广州、深圳找不到工作，也不愿在中山等地就业。同时，这一代青年人受家庭、社会关注度高，更擅长借助互联网等多渠道表达自身感受，也导致其就业压力被放大。

三是老人和妇女劳动参与率上升。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上升，更多女性从家庭妇女转为有工作，这在补充劳动供给的同时，也增加了青年人的失业。人社部数据显示，2018年，55至59岁、60至64岁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45.2和44.1小时，比2015年分别增加1.3和1.7小时。

（二）劳动需求变动加大了人们的失业感受

一是劳动需求持续放缓。我国面临三期叠加，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增速持续下降，这减弱了劳动力需求，增加了周期性失业。同时，企业对劳动力价格上升反应迅速，以技术和机器替代劳动进程加快，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快于劳动力供给减少，也增加了失业。

二是劳动需求变化加快。受经济结构变动加剧、市场需求转换加快、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影响，我国劳动力需求在地区间、行业间的转移大量增多，劳动力找工作的频率、难度和时间增加，摩擦性失业增多。

三是部分企业和行业劳动需求减少更快。首先，小微和民营企业需求减弱。相对大型、国有企业，小微、民营企业吸纳就业更多，但发展更慢。2018年，小型、民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3.5%和27.1%，比2015年下降3.9和5.1个百分点，而大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上升5.8和5.4个百分点（见图3）。其次，民间投资拉动增长和就业力度减弱。我国政府投资力度继续加大，但由于其集中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多属资本密集领域，因此就业增加有限。而拉动就业较多的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持续下降，2019年为56.4%，比2015年低7.8个百分点（见图3）。第三，实施效率工资的企业数量增多（这些企业认为提供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会使工人生产效率更高），也造成了工资刚性和结构性失业。 

四是灵活就业规模扩大导致失业高估。我国数字经济、小店经济发展迅猛，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增长加快。但由于其小型、分散、流动性强的经营特点，很多从业者难以统计。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测算，2018年共享平台的服务提供者约7500万，但绝大多数无法列入当前我国统计的“就业人员”。

（三）劳动市场结构变动导致失业增加

一是劳动保护力度加强。我国《劳动法》实施力度加大，客观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失业保障增强，减弱了人们找工作的积极性；各地普遍实施最低工资，制造了工资刚性，增加了不熟练工人、青年人的结构性失业。

二是劳动市场不完善。比如，劳动市场信息不完全的现象增多。主要是灰色、黑色中介增多，运行不规范抬头，违规、欺诈增加。我们赴广东和山西的调研显示，一些劳务派遣公司两头吃，通过裹挟中小企业在旺季的临时用工需求，大幅提高工人工资高达20%-50%，导致劳动供求匹配效率下降。再比如，劳动培训不足。许多电子厂工人工作内容单一，技能培训缺乏，导致在遇到外部冲击失业时，找工作难度更大、时间更长。

未来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

仍将继续下降

（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继续下降

世界人口变化规律表明，一国人口规模随出生率和死亡率此消彼长，通常需要经历“低增长（I）-加速增长（II）-增长减缓（III）-低速增长（IV）”四个阶段5（见图4）。目前我国仍处于由第Ⅲ向第Ⅳ阶段过渡的时期，即出生率将继续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继续减少，劳动力价格更加昂贵（见图4）。这将继续推动我国以资本代替劳动、以技术进步代替要素投入，并使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进一步下降。

（二）以资本代替劳动仍然是未来较长时期增长的方向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资本报酬递减没有到尽头，机器换人在东部仍有空间，在中西部还远远不够。我国目前人均GDP约1万美元，从国际经验看，随着未来收入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和就业弹性将继续下降（见图5）。

（三）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是经济发展的趋势

我国技术创新的路还刚刚开始，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仍处于较低水平。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人均资本增加只能解释其增长的10%，而90%来源于科技进步。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不仅是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普遍趋降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就业弹性普遍趋降。尤其是日韩等雇佣制度稳定的国家，就业弹性稳步下降：日本战后就业弹性从1955-1960年的0.52降至2015-2018年的-0.35，韩国从1.1降至0.036。

有效应对就业压力的长短期之策

（一）短期之策

若暂不考虑疫情冲击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是结构性的，其原因与劳动力市场构成有关。为此，我国应：

一是关注重点群体就业。主要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工作；尤其要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扶助，保障劳动者权益，对失业群体及时兑现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待遇和政府各项惠民政策。

二是要壮大小微民营企业，发展小城镇。稳就业就是要稳住和发展小微、民营企业，因为他们是就业的主体。要发展小城镇，缩小与大中城市的差距，让他们也能留住人。

三是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要加强劳动信息发布，规范中介机构，维护市场秩序，提高匹配效率；加强职业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加大灵活就业支持力度，打破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地域限制。

四是要建立并完善基本而非奢侈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保障要国家兜、全覆盖、无差别；要在保障和激励之间达到平衡，既不让老百姓游离于祖国发展的大家庭之外，也不养懒人、闲人，杜绝退休金拿得比工资高、医保报销成唐僧肉的现象。加强保障要循序渐进，要使企业能接受。

（二）长期之道

长期看，我国面临的不是就业压力，而是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价格上升和经济停滞。我们要防患未然。

一是充分认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多生育。从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开始，一直到哈罗德-多马、索洛，多强调资本积累对增长的作用，其暗含的假定是人口不是问题（如认为人口是几何增长）。但他们都没有预料到，出生率伴随收入增长大幅下降，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经济停滞，人口早已成为制约增长的首要因素7。

因此，中国一定要深刻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及早认识老龄化的巨大危害，要认识到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远不足以弥补人口的下降（日本的教训8），要认识到老龄化虽然是慢变量但有加速发展、难以挽回的特点，要认识到创新的源泉只能来自于青年人，要认识到多生育的关键是为女性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要尽快全面取消生育限制。

二是要将经济增长由报酬递减的领域转移到报酬递增的领域。传统的增长理论大多认为要素（资本）报酬递减，因此有所谓增长趋同，但近期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报酬递增的现象愈发普遍。报酬递增意味着产出增加要多于投入增加，这是美国等持续增长的秘诀，也是我国在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背景下的应对之道。

报酬递增的领域：一是技术进步。要依靠科技进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要加强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陷阱的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多、理科生少）；要控制房价，让青年人买得起房，因为他们才是创新的源泉；要完善兜底保障，让人经得起失败，消除人们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二是扩大贸易。因为出口增加了一国生产者的总量市场，容许更大的专业化和分工，容许更大规模的知识流动，有利于规模经济。我国要力避全球化遇到困难就缩回去，而应改变国际化的方向，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是鼓励国内不同地区雁型模式发展。我国各地区发展阶段不同，增长动力迥异。对于东部大城市，已经开始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科技对增长贡献日益显著；对中西部大中城市，机器换人、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对于中西部小城镇，人口仍在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由农村流向城镇。因此，要注意区别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策略，可以传帮带，不搞瞎统一。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中西部多数地区，储蓄和资本积累，既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也仍有投资的空间。因此，不要盲目和一味排斥投资，要深刻认识到：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随着经济发展会发生变化；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我国储蓄率的下降已经并将继续超出我们的想象（见图6）9。要看到，即便美国第三产业如此发达，依然在招商引资，期盼制造业回归。

注释：

1、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不到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与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相联系，但90年代则为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与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相联系。

2、就业弹性指，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

3、比如2016年以来，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企业冗员出清（根据国务院方案，去产能影响钢铁行业50万人、煤炭行业130万人就业）。

4、智联招聘报告显示，2019届大学毕业生有44.2%的人期望在新一线城市就业，但最终只有35.2%的人得偿所愿；期望获得月薪在6000元以上的占比为51.7%，而实际签约占比仅为29%。

5、在第I阶段（以前的农业社会通常在此阶段），一国人口死亡率较高，但为维持人口规模的稳定，人口出生率也通常较高，此时资本积累很少；在第II阶段（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随着一国收入增长，卫生和饮用水条件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但人口出生率并未随之下降，导致人口规模迅速增加，此时资本积累增加，但依然不多；在第III阶段（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人口死亡率将进一步下降，而人口出生率随着收入进一步提高，开始加快下降，导致人口规模增长减缓，此时资本积累继续增多，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在第IV阶段（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低水平上达到均衡，人口增长缓慢，但资本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并有较大富余。

6、欧美国家就业弹性趋于下降的同时存在波动，主要与其雇佣灵活，在衰退时解聘员工、复苏时重新招工有关，因而就业弹性往往出现先下降后又反弹的特点。

7、在20世纪，人口增长对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不甚明显。原因一是人口增长较快（20世纪，世界总人口从15亿增加到超过60亿，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世纪人口增长能够超过10亿），人口并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相反是储蓄和投资不够，因此大家普遍更关注资本而非人口；二是人口增长通过矛盾的方式影响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可能抑制资本深化（即导致人均资本减少），但也可能通过鼓励和促进技术创新而提高生产率。

8、当年日本就是认为科技进步能够弥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危害，但背后的事实证明不行。

9、现在的年轻人已少有老一辈的勤俭，加之老龄化发展迅速，房价压力巨大，都已经导致、并将继续导致我国储蓄率迅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