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发迄于工业革命。彼时，文学家们有感于旧有社会在技术爆炸中的转型，开始用类人或非人生物的新意象表现人的异化。玛丽·雪莱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弗兰肯斯坦》，成为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也开启反思伦理与科技关系的文学母题。此后的科幻文学，在现实和臆想之间开创出第三向度，成为文学系统中缓解现实焦虑，投射多样想象的出口。

因此，科幻作品并不是“空中楼阁”般的幻想，而是基于现实的沉思。比如，科幻作家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就曾被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拿来与鲁迅《狂人日记》作比，后者认为两部作品共同呼应了20世纪文学中的“病、医疗与文学”主题。回顾近年的雨果奖获奖作品，会发现它们的主题也牵涉着眼下的现实。比如2019年最佳长篇《计算之星（The Calculating Stars）》描述美国航天领域中的性别歧视，最佳短篇《女巫的遁逃异世界实用纲要指南（A Witch’s Guide to Escape: A Practical Compendium of Portal Fantasies）》关注抑郁症，2020年的最佳中篇小说《This Is How We Lose The Time War》则有意地淡化了性别指涉。

而陈楸帆作为当代华语科幻作家的代表之一，曾提出“科幻现实主义”，认为其能够对现实主义文学进行补充。他的科幻小说往往指向社会议题，探讨科技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昨日下午，陈楸帆以“技术加速时代的科幻与文学”为题，与青年评论家王辉城一起在上海书展期间分享了有关当代科幻作品的看法。

科幻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

“加速主义”对技术绝对推崇，倡导全然接受技术革新带来的社会变化。它在20世纪初伴随着未来主义运动兴起，意图摧毁旧有结构，进入崭新未来。对于“加速”过程中涌现的社会问题，加速主义者们采取“看不见”的态度，认为时时革新的技术能够弥补糟糕的后果。这种不顾一切的疯狂容易导向极端情绪与颠覆性的社会灾难。

随着“技术加速主义”侵入现实，工业化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人的异化程度愈发严重。“异化”最初的使用语境是工业革命，当时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操纵下，履行非自发性的机械劳动，无法产生对劳动意义的认同。在陈楸帆看来，今天的“异化”更多的是出于科技的影响，令自我认知、人际关系、时空观感与工作概念都发生变化。

他进一步指出，这个新时期的“异化”问题，“完全取决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讨论解释”。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异化”是“进化”的诠释。随着技术的划时代革新，人类改造与适应自然的能力也大幅提升，人均寿命、教育情况、认知水平与前工业时代大为不同。但如果采取非人类中心视角，用“盖亚理论”，即所有生物共同维系地球运转进行思考，那么人类在加速主义趋势下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会让地球生态圈失衡，甚至反向加速人类的自我灭亡。

人在技术加速时代产生的“异化”，以及如何反映与警惕这一技术进步的副产物，成为陈楸帆创作的关注重点。早期作品《动物观察者》中的技术想象，是将某种动物特性移植给人。人拥有“超人”能力，但会受兽性诱惑而轻易失控。2019年出版的《人生算法》一书中收入《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小说采取伪纪录片脚本形式，探讨生育这一维系物种繁衍的关键问题：如果技术能够让任何人都拥有生育自由和权利，那么你是否会选择体验生育的痛苦与危险？陈楸帆说，“写作灵感来自许多朋友的孕期日记。她们的感受很真实。这是一个需要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在新书《异化引擎》中，收入了9篇小说。其中，《巴麟》描绘了一种类人生物“巴麟”，他与人类存在沟通上的隔阂，由于地位悬殊遭到欺凌。故事中的主角尝试弥合裂痕却屡次失败，揭示了“在任何时候，理解‘他者’是困难的”。《无债之人》则将人物设定为一旦出生就背负着巨额债务，即使死亡，债务也能保留到再生的来世，偿还之路永远无法终止。这正像是当代生活的一种隐喻：“每个人都是债务的奴隶”。

王辉城评价陈楸帆善于抓住生活细节，关切社会议题，“拥有一种超现实的洞察力，通过观察将现实科幻化”，陈楸帆则回应，正是“科幻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能够抽离日常生活状态，从更大的时空尺度看待人类、自然与宇宙”。

过分强调科学主义会丧失文学阐释的多义性

王德威在科幻研究学者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一书的序中指出，科幻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进行反思，通过解构和重组“人”的意义，“科幻小说远离主流定义的现实或真实，寻求跨越、穿越、超越的可能”。此前，陈楸帆就曾经在一次对谈中提及，科幻小说会成为现实的一种“替代性的（alternative）”、“另类性”尝试。

本次活动中，陈楸帆同样强调，科幻是加速主义时代的一种安慰剂。加速主义的表征之一是对工具理性的高估，与之相对，感性的重要性被忽视。他认为，过分强调科学主义会丧失文学阐释的多义性，应该用文学的诗性审美来模糊无法解释的边缘问题，才能让更多的人进入想象空间。

在科幻中并置宗教或信仰是陈楸帆惯用的一种模式。他解释说，某种角度看来，科学和宗教信仰是一回事：在人类历史上，它们都扮演了理解世界的框架，人们在不断验证中重新阐释最初的假设，排斥另一套自己不接受的话语。更重要的是，信仰有效抚慰了现实焦虑。陈楸帆的作品也体现着仪式、宗教与信念。收录于《异化引擎》的《初神状态》将场景设置在末日后的上海，其中一位主人公在意识涣散时坚持去图书馆还书，他通过这一仪式来显示自己尚属于文明社会。长篇小说《荒潮》提到古老的潮占仪式，还用广东地区的日常祈福包装了赛博朋克的机械降神。

另一种方式是在本土性经验中寻求创作灵感。乡土与科技两种元素之间不存在优劣胜败的价值判断，它们可以互为补充，成为凝聚文学的核心。陈楸帆坦陈自己转向家乡经验存在过一个挣扎的过程，“回避到无法回避，才发现家庭和血脉决定着你如何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在《匣中祠堂》（收录于《异化引擎》）一篇中，传统的潮汕祠堂文化成为连接代际情感和价值观的象征，被寄予有效延续社群的愿望。《荒潮》有意识加入潮汕方言、习俗与宗族文化，成为富有地域特色的科幻书写。

选择转向本土性经验，挖掘独特的世界观，能够帮助中国科幻在世界科幻中定位。陈楸帆说，写作不会总是顺利的，但他越来越有一种感觉：“西方树立了许多二元对立的关系，比如先进和落后、现代和原始、科技和自然。中国则倾向处理成互相转换融合的和谐状态，比如太极与天人合一。”

科幻“新浪潮”中的另一种可能

美国卫斯理学院副教授宋明炜在其著作《中国科幻新浪潮》一书中认为，继20世纪初与五六十年代之后，中国科幻在21世纪迎来复兴，是一轮“新浪潮”。近来，中国科幻作者斩获国际奖项，国创科幻电影票房大卖，众多当代作家转向科幻创作，也佐证了中国科幻重新在当代文学浪潮中兴起的现状。陈楸帆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肯定，也表达了担忧：比起拥有科幻创作传统的美国，中国本土的创作者数量们仍然不足。在创作水平上，绝大多数作品对标了上世纪的西方美学风格，在题材、文学性与思考深度上依旧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为了回应“新浪潮”，科幻的界限也应该扩大。《卫报》曾撰文指出，英国当代文学巨匠伊恩·麦克尤恩的最新小说《像我这样的机器》探讨了人工智能的伦理、机器与人类之间的爱情，尽管麦克尤恩本人不承认，但它也属于科幻范畴。陈楸帆也提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把她的经典《使女的故事》定义为推测性小说，但它显然属于科幻——用极端方式构建未来，但探讨社会议题。

AI写作是陈楸帆一直在尝试的领域。在《恐怖机器》中，机器“分裂者”所说的话来自AI程序的自动生成，但仍然稍显生硬。陈楸帆说，相比写作《人生算法》的2019年，机器写作的算法模型已经有极大进步。在最新的英文写作试验中，AI的创作已基本与人类无异。他对这一技术革新抱着开放心态，认为主动迎接的姿态能够超越被动的等待。甚至，他想在未来做文本试验的项目，让人工智能和人类作家共同写作。

不过，陈楸帆还是强调，好莱坞的陈词滥调并没有过时，“爱”依旧是足够强大的力量。“爱没有办法量化，也没有办法结构化。无论是自我个体的反应，还是主客体之间的动态结构，它都是双向互动的存在。而机器，永远只在模仿，即使模仿得足够像，也无法复制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