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互联网指北 张凤姑

编辑｜蒲凡

宝财哥是个影视人物，出自《我爱我家》第23集、24集《双鬼拍门》，设定是一位包工头卷款逃跑、自己讨薪无门，只得寻亲访友凑够盘缠的农民工。在这部长达120集的国产情景喜剧巅峰之作中，他的戏份充其量只能算“友情客串”。

可他出场即传说。他能抛出犀利的观点，认为老局长傅明的家庭条件在90年代顶多算个“贫下中农”，也能无缝回归传统，套用老家的规矩明确指出凤姑妹妹实际上应该管自己叫“娘舅”，他也关注时事，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入室抢劫”，在那个年代最高量刑至死刑——哪怕他仍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普通话，仍然习惯性地将“我们”说成“额们”。

更何况宝财哥还长得像“电影明星谢园”，精瘦、黝黑、休闲西服搭配篮球背心，太容易让人怀疑梁左当年在写这个本子的时候，是不是只记住了“艺术来源于生活”，忘了“艺术高于生活”。

以至于越是时光荏苒，宝财哥就越让人笑不出来。就像“我不下岗谁下岗”愣是披着喜剧的外衣，在1999年除夕夜让无数国企职工在电视机前酸了鼻子，在那个年代进城的人，应该不会觉得宝财哥有多好笑，毕竟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生活糟粕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示在陌生人面前。

宝财哥的思维模式在现在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比如当他拍着胸脯地笃定“凭他和凤姑妹妹的关系”，凤姑妹妹一定会接济他足够的盘缠以撑过难关，导致未婚妻春花疯狂吃醋，说出“舅舅搂着外甥女儿，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以嘲讽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并不是“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这样的否认三连，而是给春花戴了个高帽：

“你怎么进城不到半年，学得又反动又黄色？”

但在90年代初，这恰恰是普通人最正常的反应。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当时，“讨论时政要事”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有些类似于现在的自媒体大V们张口“亚文化”、闭嘴“人间观察”——能够在闲聊的时候砸挂几句当下时事，对方一定会高看你一眼：

“嗬！您可真有想法！”

这个风潮也几乎是当时语言类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比如同样在《我爱我家》里，亲家母和傅明老人尬聊的首选话题就是：“那柬埔寨要大选了吧，您说咱努克能当选吗？”

一个从小生活在胡同里，连字都认不太清楚、靠唱大鼓为生的老太太，亲切地将国外政要西哈努克亲王称为“咱努克”，太有前两年周杰伦粉丝团突袭微博超话的既视感了。

您老也懂这个？

1991年春晚相声《着急》里的姜昆也深受其害。由于他的街访大妈意外地会去关注“季节变动导致副食品价格涨价”，并乐于将这个信息分享给身边能聊上的每一个人，他早早地选择大量囤货柴米油盐，最后惨遭做空：

自己家里的粮油多到吃不完，一口气撑到了副食品又因为季节变动降价，造福了全体邻居。

《英雄母亲的一天》对这个风潮的表现就更花心思了。侯耀文说自己是个导演，赵丽蓉则听成了“倒爷”。

你可以将这个包袱理解成相声里经典的“聋子打岔”，也就是当下流行的“谐音梗”最具有本土特征的形态。但一个讲故事只知道讲“猪八戒和阎罗王打起来了”、怎么也讲不好“司马光砸缸”的老太太，却知道“倒爷”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魔幻的事。

要知道倒爷可是一门高门槛高风险的职业，非《鬼吹灯》里王胖子那样，心思活泛、消息灵通的年轻人所不能胜任。

所以哪怕外表再邋遢，能脱口而出这样富有鲜明“时政色彩”的判词，当时的观众也肯定会高看宝财哥一眼，并毫不吝惜地送上溢美之词：

这家伙，在老家绝对有一号。

说不定还会被树立成典型。那是从生活方式到经济基础全面转变的特殊历史进程，直到1982年之后农民才能够自由地进城务工、长时间地在城市生活。

在那之前（包括之后的几年里），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仍然是件新鲜事。赖在老傅家的季春生同志，就曾经表示自己在水泥管子里“蜗居”的时候，经常半夜被联防队员查起来，然后就遣返回原籍。如果这个尺度沿用至今，那些吃着挂逼面的三和大神们，大概率无一幸免。

即使走出来，也有着非常直接的政策引导，即所谓的“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傅明老人家里的小保姆小张，就是“有编制有备案”的家庭服务员，通过职业介绍所介绍，在傅明老人的单位做过登记，工资需要实报实销组织审批。

总之别看1982年距离宝财哥来找凤姑妹妹已经过去十年——划时代的变革从来不是“十年”这个时间跨度所能承载的，自然也不能帮助“城乡交流”上升到“频繁”的程度，更不足以让春花从容应对进城半年以来带来的文化冲击。

只是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十年时间也无法帮助宝财哥真正地融入“城里”，他可能还记着城里人批判着《甜蜜蜜》是“靡靡之音”，却不知道孩子们已经流行看“麦克老狼”，流行到家长都不管的地步。

中国老百姓享受信息大爆炸的历史并不长，哪怕标准降低到能够随心所欲看电视，都已经是1990年之后的事，以1990年11月2日颁布“有线电视管理暂行条例”为节点。

在这之前天线是比电缆更常见的信号传输方式，当时人们即时有电视也往往只能收到个位数的电视台，不方便到即使是所谓的城里人也普遍需要《电视报》作为必要补充来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广告语“《中国电视报》，生活真需要”可一点都没有夸张。

别看现在不少人心心念念传统媒体时代的辉煌，正儿八经的传统媒体时代的残酷，同样远远被低估的。经济、地域、教育程度这些现在看起来非常形而上的因素，在当时实打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视野，带来了一条条难以逾越的文化沟壑。

以至于努力大胆如宝财，也只能假装“进城”而已。就像街溜子永远不会把“华子”塞进公文包，公文包上的LOGO永远比材质重要，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也只是能够远远地眺望到时代的背影，何况当时的宝财哥呢。

所以现在想想，梁左没安排他碰见官二代贾志新，大概就是最大的善意。要不按照人物性格，宝财哥早就被有理有据地呛回去了：

“您没看过报纸还是没听过广播？还黄色歌曲靡靡之音？早没人提这茬了。”

不过有件事，宝财哥和贾志新肯定会达成共识：

虽然傅明老人是首都的局级干部，是40多岁大姑娘都愿意倒贴的“高干本人”，按照另一位高干子弟孟朝阳估算“养头大象都富裕”，但总体对比起来也顶多算个“温饱水平”。

贾志新就在和平收留季春生的时候，精准地定义过自己家与北京街溜子互帮互助的性质，“穷帮穷”。宝财哥的评价更不客气。春花儿发出“这家人好有钱咧”的时候，宝财哥一边犀利地指出“我看你是没有见过真正的有钱人”，一边用实例抨击贾府的生活品质，“茶不好，凑合着喝”。

那可是老局长的茶。

当然这其实挺诡异的：宝财哥倒可以理解成在春花儿面前吹牛，以维护自己“一家之主”的尊严，从小胡同里长大、小时候还下乡学农过的贾志新怎么能这么不知足呢？

原因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

那年头，人们都向往着南方。

1986年，深圳举办了国内第一届大型健美比赛，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见到女性也穿着“大裤衩子”就出来比赛。在当时带来的文化冲击，远不亚于二十年后人们偷偷地在博客里传播木子美的《性爱日记》。

1990年深交所成立，在极短的时间里为中国第一代股民暴发户，也在两年之后用一场上蹿下跳、无法用传统“牛市”、“熊市”还形容的“猴市”，教会了大家什么叫做“资本市场的残酷”——同年TVB神剧《大时代》上映，在一代中国股民强烈的共鸣中成为了“圣经”般的存在。

贾志新不愿意经常和别人谈起他爸爸的局长身份，而是更愿意在谈生意的时候让别人称呼他为“贾经理”，如果接起电话的那一头是生意伙伴，他还会习惯性地切换成广东口音，也不知道跟哪儿学的，大概是电视台制作的《每天学粤语》。

中国的孩子们不再唱“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相比起她妈妈走穴的时候就能遇到的“阿欢阿巩阿庆”，贾圆圆已经彻底被港台明星征服，会在笔记本上手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会逃课去参加《霸王别姬》的首映礼，只为一睹张国荣风采——这还没说胜似她“活祖宗”的四大天王呢。

那时候，商家有奖销售会把“香港七日游”设置为一等奖，放在“夏利牌汽车”前面。贾圆圆她妈和平女士，就曾经中过那么一回，然后很快轰动了整个大院，学校、居委会、剧团都拉着她要赞助。

至于原因，生得不太晚的中国人大多都能说上那么两句。改开、特区、南巡、单列计划、市场经济、价格闯关、集体下海，这些富有时代使命感的词语大多都在那时候迎来故事的高潮，或印在教材里，或被写成了歌词，或占用新闻联播至少5分钟的口播。

现在历史书上对那段时期的狂热情绪有个很精确的定语，叫“孔雀东南飞”。人才、资本、资源、注意力都在向东南沿海转移，最终在珠江两岸完成孔雀开屏，带来了灿烂的成果。

也不知道算不算幸运，那个年代，沿海和内地、国外和沿海真的有不容辩驳的“差距”。稳定的“差距”带来的直观结果是：人们一方面会形成“外国的月亮比国内圆”这种不争气的心态，要求国民从教育到两性关系矫枉过正式的进行全方位反思；另一方面，各种论调背后骨子里的“要强”、“追赶”内核，又能巧妙地把这种心态转化为正能量，无比真诚地将“差距”看做是“希望”：

最好的，一定还没来；最神奇的，一定还没看着；最有钱的，一定还有想不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不知道算不算巧合，“京派文化”的衰落也发生在这个全民等待着南方的捷报频传的过程中，宝财哥三次元的真身谢园就吃了教训。

他和葛优、梁天在1994年成立了一个“北京好来西影视策划公司”——葛优在当时已经是国内顶流，梁天则大胆地中途退出了《我爱我家》的拍摄——结果除了一部让他拿到百花奖的《天生胆小》，其他的浪花基本都没听着响。

这到哪儿说理去？

最后聊聊宝财哥的婚姻观。

首先宝财哥肯定不是渣男。他敢于冲破中国乡间“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观念，带着春花儿一起在城里闯荡，只为了个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就比现在大部分凤凰男有志气很多，没钱，谈什么优质基因的传承？

宝财哥肯定也高尚不到哪儿去。当他们的性质已经彻底转变为“入室抢劫”，在严打年代够判得上死刑的时候，他和春花儿就发生了严重的、人生观层面上的分歧——春花儿说“咱们自首，有妹子陪着你，你还怕什么”，宝财哥犹豫了一下还是甩开了她的手“我可不想死”——三观不合，他俩能过到一块儿去么。

淳朴中带着小自私、自私中又备受良心煎熬，二十多年过去了你仍然能够在快手、抖音上主打家庭伦理、农村婚姻的短剧中，看到这个内核——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婚姻关系，背后复杂的成因足够聊上好几篇知网论文了。

不过宝财哥让我最在意的台词，其实是另外一句。他在撇弃自己和凤姑妹妹的关系时，曾经进行过一次非常严肃的声明：“额们是纯洁的男女关系。”

这简直太90年代了。

90年代初，严打仍在继续，流氓罪仍然存在并可以最高量刑到死刑，但发展到了第二阶段：随着社会风气、舆论环境、生活方式的不断复杂化，流氓罪开始由于“名义过于宽泛”而开始出现大量“矫枉过正”的现象——和很多人谈恋爱算不算流氓？和同性谈恋爱算不算流氓？在大街上接吻算不算流氓？和身边女性接触过于亲密算不算流氓？

直到现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个“80年代木子美”的传说，据说一名王姓女子因为和多人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处死刑，并且在临刑前留下了一句旷世名言：

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这句话的源头在哪儿，是否是真的，目前已尚不可靠。我国的公检法机关也确实在1991年开始对“流氓罪”进行联合商议，向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侮辱妇女罪、聚众斗殴罪等有着更加严格的细分罪行靠拢。

但那些年承认男女关系的存在，的确是一件需要有勇气的事，也是值得上纲上线的事。这种思潮甚至形成了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恋爱纠纷解决方案”：

我要向你的领导/单位反映反映，维护男女关系也是全社会的事儿——单位劝完妇联劝、妇联劝完居委会劝、然后就是全家老小齐上阵——现在仍然有迹可循，只不过当时是打电话、写信以及上家门口堵领导，现在是写长微博、公众号，通过热搜来举起舆论公器。

当然这也是宝财哥最幸运的地方。在那个年代，他居然有机会和未婚妻，在婚前这么彻底地交流着自己的婚姻观。又因为不太有文化，歪打正着地规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骨子里的“两性耻感”。再加上“包工头跑了”，爱管闲事儿的单位也不复存在。

你说，为啥明明细琢磨起来都对不上号，总会觉得自己身边就有这么一号人？历史会记住宝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