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天琪 袁一雪 胡珉琦 赵广立

在2015年，许多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热点分外引人注目，从转基因到克隆肉，从内陆核电重启到修改基因，从换头术到中西医之争，各种交锋的观点在撞击中迸发出思想火花。

这一年来，本报“真相”版秉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以学术为立足点，对科学热点进行了跟踪报道。在此，我们选取了一年来的部分争鸣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中西医之辩

在会集了医生、学者和民众的大争论中，医学的科学性和价值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并且直至今日依然悬而未决。

1929年3月17日，医学界人士为反对废除中医发起了“中国国医节”。近代以降，随着西方科学传入我国，中西医之争已延续百余年。中西医之争发展到今天，在诊断、治疗的技术手段，药物的标准化和现代化生产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上，双方阵营正在走向理解和融合。但在这场会集了医生、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大争论中，医学的科学性和价值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并且直至今日依然悬而未决。

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争论正是中西医之间不可通约的范式造成的。

如果把中西医之争放入时代的大背景中，这恰恰是中西文化博弈的一个缩影。时代的步伐已将我们带入现代社会，传统医学到底该何去何从？两种异质文化下生长出的医学体系究竟该怎样发展下去？这是关乎中西医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转型期的文化困惑。

在争论的本体论核心——“医学是否是科学”这一问题上，争论双方仍存争议。中医科学家普遍认为，虽然中医和西医是从不同角度认识人的，但研究对象都是人。人不仅仅是基因、蛋白、细胞、组织、器官的简单堆积，医学面对的不仅仅是人的组织结构，还有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与道德伦理等，所以很难单纯地用“科学”这个概念来概括人。

因此医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科学，除了物理意义上人体的存在，人还有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以及人对自然与社会的适应能力，特别是人的精神、意识、思维对人体的整体调节，对人体物质部分的整体调控应该说超越了科学的范围，所以单纯把医学定位为科学是不全面的，可以说单纯的科学研究还不能解决人的全部问题。

而大多数西医科学家则坚持，医学很复杂，不能说它百分百等同于科学，但是，它研究的是各种疾病的本质、变化规律，这种结果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它必须是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获取结果的，也就是说“过程”必须科学，有可控的实验和可靠的研究证据。从这一标准来看，中医不能被认为是科学。

中医拥护者们往往更看重医学价值的有效性。认为医学的价值和核心是解决人的健康问题。单纯从科学性的角度衡量这个全过程的标准是不够的，医学的根本价值应该是探讨怎样在维护人类健康和防病治病中发挥作用。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发展的核心都应该是为了解决人类健康和防病治病的问题，不是为了科学而科学。

二、内陆核电重启之辩

要不要在内陆上马核电项目？反对者担忧：在核泄漏一旦发生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应对水源危机、社会稳定危机？

2015年，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工程院对中国内陆核电站厂址进行了调研，论证在安全性上是否符合开工建设的条件，此举被认为是内陆核电放行的前奏。其中，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和江西彭泽这三大内陆核电项目，或成为第一批启动的内陆核电站。

一直以来，核电厂址都是一种稀缺资源。尤其是沿海核电选址，经过多年的开发及当前阶段沿海核电项目的开工建设，其稀缺性愈发明显。因此，各大核电公司将核电选址的目光转向内陆。值得一提的是，内陆核电能否启动的最大难点不在建设的“硬指标”，而是取决于公众能否接受这一“硬条件”。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起步早、发展速度快，对电力有着更为旺盛的需求，核电设施就地兴建，有利于减少电力长距离传输过程中的损耗。但是，由于核电站对于地质等外部条件的要求近乎严苛，沿海适合新建的厂址越来越少；加之内陆电力需求的增加，内陆建站似乎不可避免。随着“十三五”的临近，加上核电高层的频繁发声，内陆核电开闸重启的脚步似乎渐行渐近。

实际上，要不要在内陆上马核电项目，不同的声音一直存在。在反对者阵营中，不乏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学者。早在2014年上半年，就有学者以《内陆核电不适合我国国情》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我国内陆核电建设，引发巨大关注。持此观点的专家担心：在核泄漏一旦发生的最坏情况下，我们能否应对水源危机、社会稳定危机？这一认识的潜台词是，发达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日本，仍发生过三里岛、切尔诺贝利、福岛核泄漏这样严重的核事故，中国凭什么敢拍着胸脯保证内陆核电100%不会出现重大核泄漏事件？

支持者常引用的一组数据是，法国58台在运行的核电机组中，内陆机组占到近70%；美国更是有超过80%的核电机组建设在内陆的河湖地带；乌克兰则是19台机组全部建在内陆。因此认为在内陆建设核电站早有先例，并无不妥和额外的安全隐患。

反对者则认为，尽管美法两国60%以上的核电机组都在内陆地区，但绝不能笼统地因为“欧美都有”就推断出“中国也该有”，而应该具体比较中外内陆核电的厂址条件是否一样以及是否适合建设核电站。

公众对国内上马内陆核电站的态度，呈现出典型的“邻避效应”，即“建设可以，但请别在我家后院”。有观点认为，邻避运动其实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民众对自己的社区有归属感，愿意付出成本去维护，这其实是公民精神的萌芽。

三、修改人类胚胎基因之辩

支持者认为，这是科学研究又一次被戴上“紧箍咒”，反对者表示，生命伦理学只为提醒“我们应该做什么”。

今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将首次利用CRISPR/Cas9技术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蛋白质与细胞》上，一夜之间将研究团队和杂志本身推到了风口浪尖。研究的支持者认为，这是科学研究又一次被戴上了“紧箍”，反对者则表示，生命伦理学只为提醒科学家，“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做”。

对于人类的基因改造，学术界的分歧一直很大，关键问题就在于伦理道德。

目前，有近20个国家立法禁止改造生殖细胞的基因，尽管美国国会没有颁布法律明令禁止这项研究，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也正式声明这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国内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而言，我国科学家利用CRISPR/Cas9技术在不可存活的人的三原核胚胎进行基因组编辑的研究，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主要原因是该项技术目前处于研究阶段，并未临床应用。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科学家和患者等利益相关者没有广泛、充分地讨论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影响，也不清楚该不该做、如何做，缺乏相应的伦理准则、管理规范和严加执行。那么，尽管理论上这类研究不该被完全禁止，现阶段也以暂停为好。

黄军就被《自然》评为2015年度十大科学人物，肯定了该项技术的潜在价值，但最大的疑虑是，由于复杂的伦理争议问题尚未解决，一旦它高调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可能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导致误用、滥用，后果不堪设想。有研究者担心，如此一来，迟早会有基因修饰婴儿出现，非医疗目的的基因修饰技术也会乘乱而入。

有专家提示道，“科学研究并不是无禁区”的。特别是在基础科研领域，国内相应的伦理管控并不严格。许多科研项目在申报和立项过程中，没有伦理审查的过程，项目验收时，甚至根本没有伦理方面的考量。这足以见得，生命伦理学在国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人口形势之辩

对当前人口形势，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方认为“放开二孩”刻不容缓，另一方则认为“人口危机”是夸大其词。

1979年，我国开始实行一胎。这一政策曾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并被奉为基本国策。但近年来，中国人口的结构问题凸显，总和生育率接近世界最低水平，老龄化严重，儿童性别比畸高，人口红利降低，一系列的人口问题使计划生育的目标和理论依据都受到质疑。

对当前人口形势的估计，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认为，“放开二孩”刻不容缓，另一方则认为，“人口危机”是夸大其词。

前者的主要观点是：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口的价值和贡献，关键点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增量的减少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减少。然而，我国的实际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TFR=1.5左右），长期处在超低生育水平（TFR小于1.3）之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低，不到1，属于极度危险的超低生育率。一个朴素的道理是现在的新出生人口是未来的劳动力人口，所以生育率长期处在低迷的状态，将使2012年之后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问题雪上加霜。

在低生育率持续低迷的阶段，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婴儿潮”来冲淡“老龄化”的暮气，中国不仅要多生孩子，而且要早生孩子，以弥补严重的人口亏损，确保必要的人口储备和人口安全。

很多资源环境问题产生于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多样化的“人类行为”和规模性的“人口数量”两个概念不可相提并论。而且，人口和资源环境的关系中间有制度变量、经济发展模式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可以改变人口的数量效应，从负效应变成正效应。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会约束和引导人类行为更好地保护资源环境，促进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从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两个方面来看，“全面二孩”导致人口突升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在生育能力上，研究发现，生育率的回升有一个生育的战略机遇期，一般女性过了35周岁就难以满足优孕优生的生理条件。在生育意愿上，调研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理想子女数）已经很低，平均在1.6到1.8之间。所以，中国要担心的与其说是人口反弹，不如说是人口萎缩。

持这一观点的专家普遍认为，如果继续现有的政策不变，几十年后，大量老龄人口自然会减少，但同时，劳动人口数量下降更为严重，人口结构并不会因此变得健康。更何况，老龄人口的减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在此期间，老年人口抚养比越来越高，劳动人口的负担越来越重。

现在，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经无法逆转，这正说明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已经错过了合理的时机。

五、全球气候变化之辩

尽管多组数据支持地球变暖一说，但依然有全球变暖怀疑论者认为，过去17年来全球变暖的速度放缓。

11月30日，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将在法国巴黎拉开帷幕。今年气候变化大会的目标延续了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目标——达成一项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协定，确保地球升温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

近几十年来，温室气体排放带动的气球变暖理论一直是气候研究领域的热点。

尽管多组数据支持地球变暖一说，但依然有全球变暖怀疑论者认为，过去17年来全球变暖的速度放缓，证明科研人员的担忧言过其实。而且，他们坚信气候变化主要是由自然周期决定的，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气候变化本身是指天气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从年、年代、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尺度上的一种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和持久性意义的变化。其含义既包括今年厄尔尼诺引发的气候异常，也包括长时期的几千万年前到现在全球的气温变化。

持气候“变冷说”的研究人员就将尺度放大到千年甚至万年。1971年，丹斯加德等人发表的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谱分析成果表明，地球气候有10万年轨道周期变化，其中9万年为冷期或冰河期，1万年为暖期或间冰期。按此规律，气候的暖期已接近尾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环境研究所布莱森也认为，地球目前正在非常缓慢地进入另一个大冰河期。

而认为地球变暖的科学家则将目光聚焦在百年内，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危险正在慢慢显现。IPCC最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这一结论的可信度超过95%。

然而，另一组数据似乎让这种说法站不稳脚跟，也是现在讨论比较多的“增温停滞”。这一说法源于在过去的15年间，虽然人类排放温室气体并无明显减少，大气吸收的热量也一直在增加，但是平均地表温度却没有上升。

增温停滞的现象迷惑了不少人，这让人们觉得不用刻意改变自己的行为也不会对气候产生影响。2012年欧洲寒潮也令人记忆犹新。那年冬天，俄罗斯因为严寒死亡的人数有200多人，另有5000余人患体温低及冻伤。而整个欧洲的死亡人数已超过600人。

对此，有专家解释“这些只是区域的或者年际时间尺度上的气候变化，它们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是有可能发生的”。目前，与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变化相比，与全球变暖相关的区域气候变化也正在成为研究热点。管晓丹等的研究也集中在北纬20度以北，“因为我们发现动力温度和辐射温度分离的研究方法并不适用于赤道和南半球地区”。

虽然气候变化影响因素众多，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但是人类却不能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而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温室效应亟待解决。

六、磁悬浮发展之辩

近几年磁悬浮列车修建频频被提上日程，又屡屡遭受质疑，那么，适合磁悬浮的发展之路在何方？

2015年7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代表王梦恕接到门头沟区永定镇上园路惠润嘉园居民代表送来的一封“诉求”信，信中阐述了北京磁悬浮S1线距离惠润嘉园几个楼较近，最近处仅20余米。信的后面附上了小区内上百人的签名。王梦恕随即给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写了一封信阐述此事，并将“诉求”信附在后面。这并不是王梦恕第一次接到这样的诉求信件，早在21世纪初，上海要修建到杭州的磁悬浮时，他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最终这一计划被搁置。

在门头沟的S1线受阻的最大理由是辐射问题。那么，令人望而生畏的辐射真的有如传闻中那么可怕吗？

2008年，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就国内首条磁悬浮上海机场联络线所公示的环评报告曾一度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报告指出，在200km/h时速下，车厢外5米处电场强度约为0.000318kV/m（标准限值为4kV/m）、磁感应强度约为1.28μ/T。就磁感应强度而言，环保部当时提出的50Hz磁场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为100μ/T，且该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限值是一致的。因此，上海磁悬浮的磁感应强度是远低于相应标准的。

然而，有媒体披露，国际上关于电磁场磁感应强度标准最为严格的是瑞士的0.2μ/T。如果将100μ/T作为标准，就根本不需要设立防护带。

原国家环保总局电磁辐射环境影响审评专家委员会委员赵玉峰曾多次参与磁悬浮项目的环评审定工作，当时，他也向媒体指出，该推荐标准过松，应当修订。赵玉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4年10月，新的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已经发布，标准自2015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50Hz磁场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为5μ/T，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国际标准。

“磁悬浮产生的辐射是低频的非电离辐射，能量较弱。”赵玉峰解释，而且，目前这些磁悬浮项目的磁感应强度检测值，只要保证至少一二十米的防护距离，基本是不会对周边居民健康造成影响的。

如果辐射不是令磁悬浮“裹足不前”的主要因素，那么磁悬浮的发展到底卡在哪儿？现在，上海市浦东磁悬浮铁路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行的磁悬浮线路，这条总长约30公里，每公里造价为3亿元以上的线路，速度虽快，票价却不如人意。刚刚建成时，这条磁悬浮线路的单程票普通席售价为75元，贵宾席为150元。如此高昂的价格，令不少人依然选择传统交通。导致这一原因既有规划问题，更多的还是建设成本投入过高。

然而，不论是“胎死腹中”的上海到杭州的磁悬浮，还是已经建成使用的上海机场线和北京机场线，都折射出现阶段磁悬浮发展的尴尬境地。

七、克隆工厂投产之辩

克隆工厂在我国天津成立，克隆牛将大规模生产，而伴随着殷切期待而来的是围绕克隆技术从未停歇的争议之声。

早在克隆技术的关键原理——DNA分子结构被科学家发现之前，科幻小说中就出现过“克隆人”的桥段，那时作家对于克隆技术的想象充满憧憬。然而，随着克隆技术的完善，人类对这一技术的好感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抵抗情绪。但这已经无法阻止克隆技术的进步。

近日，有媒体报道，英科博雅基因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雅公司）与天津开发区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使全球最大“克隆工厂”落户当地。

报道中提到，克隆工厂第一期投资达到2亿元人民币，总投资30亿元——将拥有全球最大的动物克隆实验室流水线、最高标准的克隆动物中心、生物多样性基因资源库以及科教展示中心。工厂从事的项目包括优质工具犬、宠物犬、非人灵长类、优质肉牛、顶级赛马等动物的克隆业务，加速实现克隆技术在现代畜牧品种改良中的应用以及特殊疾病模式动物的提供。

而伴随着殷切期待而来的是围绕克隆技术从未停歇的争议之声。早在2005年3月8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投票表决批准了联大法律委员会通过的《联合国关于人类克隆宣言》，呼吁成员国禁止一切形式的人类克隆，包括为研究胚胎干细胞而进行的治疗性克隆。宣言的主体内容是一项由洪都拉斯提交的议案，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禁止任何形式的人类克隆，“只要这种做法违反人类尊严和保护人的生命原则”，并要求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应用生命科学方面充分保护人类生命。

虽然该《宣言》以84票通过，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34个国家和地区投出反对票。他们认为，应该把生殖性克隆即培育克隆人和治疗性克隆即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克隆研究进行区分。如果禁止治疗性克隆，全球大约有1亿的老年痴呆症、癌症、糖尿病和脊髓疾病患者将失去治愈的希望。

如今10年过去了，全球最大的克隆工厂将于2016年初投入使用，质疑声依然。

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则表示：“科学家的证据说明，克隆动物发生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技术障碍，而是生物学障碍，这是无法克服的。再者，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生物进化到一定程度需要用有性生殖代替无性生殖？显然，有性生殖的有机体比无性生殖的有机体拥有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一套不变的陈旧的基因组延续下去，容易发生突变，造成伤害。那么，我们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要走回头路，倒退到无性生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