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民谣故事 卷总卷总 王悦

编辑 | 故事君

野孩子退赛，成了最新一期《乐队的夏天》最大的争议，而我想这也正是《乐夏》和其他综艺的真正区别：

综艺的嘉宾是艺人，而部分参加《乐夏》的乐队，是艺术家。

作为艺人，上综艺是工作，娱乐大众是职责；但这显然不在艺术家的追求和责任范围之内。野孩子违背节目规则，执意演唱自己选的曲目最终退赛，很多看惯了综艺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便对他们有了不满：大家的规则都一样，凭什么你们可以违规？张亚东也说：真没必要，明明可以唱节目组给的曲目。这就是艺人和艺术家的不同，是张亚东和张佺的不同，同时也是这档节目的矛盾所在——要知道，很多（甚至大多数）真正的艺术家，性格都并不讨喜，更万万做不到迎合。

如果一支乐队的音乐能打100分，但在真人秀环节之后分数却降到了不及格；而另一支乐队的音乐原本只有60分，却因为讨喜的性格而一夜爆红，那么，节目的意义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回到野孩子乐队的创立之初，或许，才更能明白张佺的选择。

杭州，1995年2月。

野孩子乐队创立之初，全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索文俊，另一个是张佺。

两个人全都来自兰州，西北民歌跟着黄河一并在这里流淌，有不少人称它是中国民谣的故乡。

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像种子似的，顽强地生根发芽，习惯调高音调儿相互喊着打招呼，于是西北的汉子只要几嗓子吼出去，便成了传唱至今的西北民歌。

兰州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出小索和张佺粗犷而广阔的曲风，野孩子唱出来的歌自然就带着一股子野劲儿。

就这样，他们带着这股子野劲儿，两个人只身闯进了北京城。此后，这座城市连同它高调的名字，就永远留在了野孩子的歌里，并成为一种符号。

1999年2月，建队刚好四年时，野孩子录好了第一支小样，名叫《咒语》。随后在年底，得到了第一次海外演出的机会，他们去了伦敦。

隔年夏天，队伍在成员的来去之间持续壮大，一个会拉手风琴的兰州老乡跟着几个人一同在7月时加入野孩子。这个人就是《米店》的词作者张玮玮。

不久之后，阵容扩大至5个人的野孩子在北京“藏酷”酒吧做了一次专场演出，并录制了第一张现场演出CD，即现存野孩子最早的现场专辑《IN THE LOFT》。

2001年，来到北京已有几年的野孩子，为给乐队添一个能每周固定演出的场子，在北京城里合伙开了一家名叫“河”的酒吧。

“河”的出现，意味着野孩子在北京算是有了家。既能演出，又能交朋友，酒吧维系了好一阵子，后来在两年后转让。

2002年，第一次参加迷笛音乐节时，野孩子甚至还没发行过一张专辑，但是不久之后，他们便有了从小样演变来的首张专辑《咒语》。

年底时，从丽江雪山音乐节刚回来的野孩子，被邀请到上海做另一场演出，地点定在上海“ARK”酒吧，同时录制了第二张现场专辑。

“河”被转让之后，野孩子遭遇第一次乐队解散。其中缘由难以一时间说清楚，小索留在了北京，剩下的人去了云南。

然而，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毫无预料地噩耗突然间传来，主唱小索在2004年10月30日因患癌症去世。

这一年，同时期在北京发迹的摇滚乐队PK14主唱杨海崧，私底下是小索的好友。老杨在巡演路上得知消息，意外到瞬间语塞。坐在穿梭城市间的巡演巴士上，杨海崧什么也说不出来。

突如其来的打击，就这样让一伙人分崩离析。原本已经分隔两地的野孩子，从此不再作为乐队出现在公众视野，大家各奔东西，写歌、弹琴、演出，到处游荡。

直到2011年10月，西湖音乐节的演出邀请，让几个人又一次回到了故事的原点，杭州。

野孩子在杭州重组，一起携手登台亮相，此时，距离最初决定在杭州组建起这支名叫野孩子的乐队，已经过去了16年。

转眼又过了快十年，在综艺节目里登台的野孩子这一次成员也有了变化，然而经历过人来人往，经历了从北京到云南的辗转，属于野孩子的内核，从来没有改变。

要想真正感受野孩子的音乐，必须要走进他们的演出现场。想来这几年来，我们看过很多场野孩子的演出，以下这几段有关野孩子的几段记忆，来自民谣故事2016年的文章。

昆明，2012年4月。

夏沫莲花是一个紧挨着文林街的酒吧，来昆明唱现场的人多了，这里就成了音乐现场。

我第一次见到张佺，说实话，还不知道他和野孩子的准确关系。他一个人来，坐在舞台中央，支起麦克风，试了几嗓子，一句废话没有，就开始唱歌了。

那年春天我在昆明的一家报社做见习记者，大学还没毕业，从东北飞到昆明，看过了海埂和翠湖，还没有去过洱海和泸沽湖，已经知道一片水可以美到何种地步。

刚过生日没几天，报社几个文艺青年攒了个聚会，说是听完张佺就去附近吃汽锅鸡。

我们几个坐在靠窗户的皮沙发上，四个人面对面坐着，只能各自转过身子看。张佺一个人坐在离我们有一段距离的台子上，灯光昏暗，总有人影在他面前来回晃动。

演出得有个名字，海报上繁体字写着，我梦中的苹果树。整一张纸深绿色的，就像张佺不爱说话一样，始终沉默着。

唱一首歌前，张佺自顾自地念叨着，苹果树,我梦中的苹果树,只有你知道我在异乡的街头，用歌声把过去的事情，回想，回想，回想。

如今，记忆早已斑驳，演出间印象最深刻的一刻，似乎是张佺发火了。这一间酒吧真算不上是个合格的音乐现场，几个中年人包下了最前面的一张桌子，时而不对题地吼叫几声，惹得张佺唱不下去了，回执了几句，但还稳坐在凳子上。

演出散场时，我随手在吧台上买了张CD，张佺自己做的，上面用黑色笔写着“远行”。后来去吃汽锅鸡，喝得酩酊大醉，那碟片醒来以后便没了踪影，不知是否和汽锅鸡一起被谁吃了。

北京，2014年，端午。

当代MOMA的后山，演出一共三天，最后一天是个专场，留给了野孩子的两个人，张佺和马雪松。

第二次见张佺，长头发有些花白，脸上一点儿没变样。第一次见老马，吉他弹得出奇好，也有一副好嗓子。

演出空档休息时，一堆人出去吃粽子，买冰镇啤酒。张玮玮和郭龙出现了，外面下着雨，两个人和张佺一起站在门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野孩子的主力三人，同框在一起。

那晚的演出实在是印象深刻，至今还能回忆起空气里的粽叶和艾草香，以及吉他混合着口琴发出来的特殊鸣响。

对我来说，两次现场和两座城市之间，刚好是消失掉的翻天覆地的两年。这时候已经是微信时代，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张图，写道“重返大理国，张佺和马雪松，还有梦中的那颗苹果树。”

时空穿梭，徒留文字对照着过去，苹果树种在了秀水街。

大理，2016年，中秋。

野孩子重组不久，为了能有充足的时间和合适的场地排练，也为了暂时逃离北京的恶劣天气，张玮玮和乐队几个人先后搬去了云南大理。

没想到的是，这一住便是四年时间。四年前，从刚来大理的第一个中秋节开始，野孩子就把一场名叫“大河之上”的专场演出，定在了大理古城。

2016年的这一场，已经是连续举办的第四年。演出地点在离大理三塔不远的倒影公园附近，这块儿地叫和平饭店。

晚上八点半，演出算准时开始。张玮玮抱着手风琴先上来，自弹自唱了一首歌，然后换张佺和马雪松。

作为给乐队暖场的前奏，张玮玮、张佺，以及马雪松都已经露面，台底下尖叫声不断。没过一会儿，张佺在唱完这首流浪汉之后说，“今晚的演出正式开始。”

郭龙也上来了，鼓手武锐也跟着上台。五个人的阵容齐了，张佺坐在最中央，张玮玮坐在最右边，他先开口道：

“大理的父老乡亲好，搬过来住四年了，还是有点紧张。”

既然是全家搬去了大理，自然要装修个像样的房子，张玮玮从年初就做起了自家的装修工人，工程大半年过去了，自己嘀咕，“怕是年底还搬不进去”。

话虽这么说，但谁也不怪谁。慢是大理城特有的风土人情，人变慢了，时间也跟着变慢了。在北京一天能做十件事，在大理十天做好一件事就成。

这些年，野孩子的工作日与礼拜天总是贴在了一块儿。乐队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择日排练；到了演出旺季的周末就奔赴机场，飞到全国各地再上台演出，这才当作是上班。

在大理这四年，张玮玮只写了三首歌。我开玩笑问这效率满意么？他连忙回了一句，你说能满意么？

谈话间，几个姑娘凑过来要求合影。她们不需要谁帮忙，只需把脸贴着靠近张玮玮，然后自己摁下自拍键。

张玮玮心里最清楚，大理城的安逸终究会麻痹创作的神经。人在大理就没法儿跟谁聊艺术，除了花心思排练，真就提不起精神写写歌。

他说，搞艺术还是要回北京，拼一阵子再回来。我补充道，洗洗肺，接着再回去拼。

他大笑，对，就是空气太差了。

说这话时，马雪松就坐在我们身后的石阶上抽烟。郭龙守在烧烤炉子边上，手里拿着肉串。张佺把要带走的东西收拾好，刚装进摩托车的后备箱里，整理了几下头发。

没过一会儿，张佺就骑着车走了。观众走得差不多了，演出散场也有一阵子，几天后野孩子还要离开大理去外地演出。

转眼二十多年便过去，野孩子还在赶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