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冯皓辰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社会学家巴塔耶说，现代世界既苦于匮乏与不足，又困于无度的挥霍与无休止的消耗。N-1就餐、杜绝浪费vs促进消费、活跃经济，其实也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的两难。本文将从经济分配和文化策略两个维度剖析，为身处现代和后现代的国人提供一个思路和方案。

7月13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5个组织联合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年报显示，自2014年起，世界范围的饥饿人数从原本逐年稳步下降的趋势又重新转为缓缓上升，截至2019年末，全球有近6.9亿人面临饥饿问题，约占世界人口的8.9%。此外，由于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加之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粮食减产，报告预测到，到2020年底，世界饥饿人数将大幅增加，全球或将面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在疫情影响与自然灾害之余，久而难治的全球性粮食浪费现象亦成为导致粮食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发现，在全球每年制造的食物总量中，约有三分之一遭到各种形式的浪费，其数量高达13亿吨。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欧洲社会，平均每人每年大约会浪费123千克食物，而其中80%属于仍可以食用的食物。而在美国，每年则会有价值高达1650亿美元的食物被直接丢入垃圾桶。

浪费在食物的生产、储存、流通与消费等环节均有发生：在食物的生产端，作物的收获成为食物浪费的关键性环节，平均31.4%的谷物损失发生于此；在零售环节，食物主要以库存积压与食物过期的方式被浪费掉；消费端的食物浪费更贴近大众对于浪费概念的直观理解，而其情形也更为复杂：据估计，约有35%的食物浪费发生在食物的消费端，其中既包括餐厅与家庭内的食物浪费，同时，伴随着外卖行业的逐渐兴起，外卖食物的浪费亦成为食物浪费的主要环节之一。

"保质期”如何促进重复消费与浪费 

在社会学意义上，商品的浪费之于市场秩序的持续运作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从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调节机制，浪费，无论是通过销毁滞销商品所造成的，还是对于过度消费与重复消费的刺激所造成的，均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与市场秩序用以调解其所具有的生产过剩的内部矛盾、以规避其所可能带来的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手段，从而获得来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结构性支持。换言之，浪费现象本身即根源自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

而行动层面上的浪费，则由商家对于产品销售策略的制定，与消费者的日常消费习惯所共同造成：诸如沃尔玛等大型连锁零售超市往往会对水果蔬菜等生鲜食品的形状与颜色制定统一的标准以便更顺畅地进行售卖，从而导致大量形状不符合收购要求的食品在农场中即遭到销毁。包括7-11等在内的大型连锁便利店则明文规定上架时间超过48小时的生鲜食物一律禁止再向顾客发售。

类似的，诸多食品生产商与加工商对于食品保质期的界定大多指代食物的“最佳食用期”，而非字面意义上的“食物可食用期”。换言之，部分因超过保质期而遭到处理的食品实际上仍然处于可食用的期限内。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出于利润的考量：“最佳食用期”的标注可以减少顾客对于消费品的保存与使用时长，刺激重复消费，从而使商家获得更多利润；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使商家规避生产过剩，即商品的生产量与销售量之间的失衡所导致的诸多潜在性风险；同时，出于对食品安全的考虑，商家会有意缩短食品的保质期限以规避其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顾客纠纷。

除此之外，大型食品零售商所制定的以“便利、快速与廉价”为特色的销售策略，与优惠活动等营销手段往往刺激着消费者进行过度而重复的消费，从而造成食物在消费端的浪费：在美国社会，由于家庭食品的出售价格相较于其国民人均收入而言十分低廉，使得普通民众对于食品的过度购买日趋常态化。

中产生活方式反倒带来更多浪费

消费主义文化同样构成了食品在销售与消费环节产生浪费的文化性因素：商家通过标记食品的最佳食用期等方式以标榜其事物品质，往往能够抬高其所出售商品的“符号价值”。

法国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即在其经典著作《消费社会》中撰写道，在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消费主义风潮的兴起往往依赖于：一方面，文化与心理要素成为资本市场借以兜售其商品的绝佳手段；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于商品中所蕴含的符号与象征意义的考量将逐渐取代对于商品本身实际使用价值的考量。换言之，商家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性力量打开其产品的销路，而人们购买一件商品的动机亦往往并非基于该商品自身的、实际的、使用的意义，而是更多考虑其连带的象征性内涵：或象征着消费者对于某一群体的身份认同，或象征着消费者力求界定自身优渥阶层属性的心理需要，或象征着某种更为显贵的生活方式将通过消费得到践行。

反观食品消费市场，最佳食用期的界定赋予所售卖食品更新鲜、更健康、品质更佳的潜在意涵，往往迎合了中产阶级消费者对于健康、精致与富有格调的生活方式的追捧，由此形成了流行于中产阶级之间的食品消费文化：不同于蓝领工人通过摄取份量大、高热量的食物以获取足够能量从而投身于高负荷的体力劳动当中，作为有闲阶级的中产阶级往往更注重饮食所带来的感官体验、心理愉悦，及其所蕴含的精致生活方式的象征性意义。而节制饮食与营养平衡等所谓健康饮食文化的炮制既迎合了中产阶级对于健康的追求，同时又是其体现自身良好自我约束力这一社会品质的绝佳方式。因此，相比体力劳动者，白领工作者与中产阶级更加注重食物的品质及其除满足人体基本能量供应之外的连带性意涵。

然而，这种看似同食物浪费截然背反的精致饮食观念本身反倒助长了更进一步的浪费：无论是日本餐饮行业基于所谓的“匠人精神”，对于食物“最佳赏味期”锱铢必较的极致追求，还是近年来备受争议的，将核心顾客定位于白领人士与中产阶级群体的盒马鲜生在营业时间结束当日便处理掉剩余食品的做法，商家基于迎合消费者对于食物品质及其所连带的诸多象征性内涵的追求，所制定的一系列销售策略，总是以食物的浪费作为盈利的代价。

而近日被批评为鼓吹暴饮暴食，助长食物浪费的吃播行业，其兴起则同样与此种节制饮食的中产式健康饮食观念相关联：当中产阶级内所流行的精致饮食的生活方式被日益推广于普罗大众，并且逐渐建构着人们对于饮食健康的理解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慢慢奉行着节制饮食的健康准则并对自身的饮食习惯加以规训，而五花八门的吃播节目则成为了人们压抑生理饮食欲望之后的备择：只需紧盯屏幕，观者便可在诸多视频网站与直播平台所铺就的驳杂景观之中来获得替代性的满足感。

基于以上背景，加之我国政府的相关倡议，近日，各地餐饮协会纷纷开始尝试推行“N-1”或“N-2”的点餐模式，以求杜绝餐饮行业中的粮食浪费现象。然而，此种点餐模式一经倡议便受到了部分网民“过于形式主义”的批评与质疑。尽管“N-1”的点餐模式的倡议的确是基于对粮食问题的反思与警惕而生的积极行动，但它的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该模式在实践的层面上充满了形式主义的色彩，还在于此种个体化的办法并无力解决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症结的浪费现象。

换言之，浪费之所以成为一种现代性积弊，既源自资本主义市场不受限制的逐利行动，及其力图规避生产过剩所引发的诸种风险的自保需要，又影响自社会阶层的分化所导致的部分阶层通过食品当中的象征性消费来界定自身阶层属性的后现代式新情形，同时亦和日益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相关联。种种矛盾均难以凭借点餐方式的简单改变而达到改善。

正如左翼社会学家巴塔耶在其著作《被诅咒的部分》所言及的一般，现代世界不仅仅苦于匮乏与不满足，发达工业社会荒诞的疯狂之处还根源自无度的挥霍与无休止的消耗。而此种挥霍与消耗，则指向巴塔耶所称的诸种“被诅咒的部分”，终究会成为某种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破坏殆尽的元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N-1”点餐模式的推广，还是对于吃播行业乱象的批判，都是我们对于粮食问题进行反思并尝试加以改善的起始，而非终点，从制度性层面解决粮食问题，并唤起人们对于这一事宜的危机意识，依然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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