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聂琳

编者按：8月28日下午，执掌日本政坛近8年的首相安倍晋三因健康问题宣布辞职。安倍在位期间，最大的政绩之一是他的“安倍经济学”带领日本经济复苏长达70多个月，尽管这一轮复苏已被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打断。

从2013年到2019年三季度，得益于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日元大幅贬值，日本贸易逆差显著缩小，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走出一波反弹行情。然而，即便是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安倍经济学”也未能帮助日本达到2%的通胀目标，经济增长也十分有限。从2013年到2019年，日本实际GDP仅在2013年、2017年达到或超过2%的水平，其余时候多在1%以下徘徊。

回顾“安倍经济学”，经济学家指出，激进的货币政策虽然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人口老化、产业外移、竞争力下降等深层次问题。而且，安倍执政期间，政府债务率继续攀升，使得日本经济患上了严重的“财政支出依赖症”，为未来的发展埋下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是当今中国正在或即将面临的挑战。如果说“安倍经济学”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启示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短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替代不了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

日本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房地产泡沫碎裂之后，国内经济陷入停滞状态。2012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约495万亿日元，比十年前的2002年还低了20万亿日元。国民可支配净收入从2002年的407万亿日元跌至2012年的392万亿日元。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消费低迷的困境，安倍晋三带着他的“安倍经济学”登上了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

安倍的经济主张主要由“三支箭”组成，即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以及旨在激发民间投资的经济增长战略。简单来说，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加上结构改革。

安倍上任后，其激进的货币政策遭到当时日本银行行长白川方明的暗中抵抗，安倍果断“炒掉”了白川，任命极富争议的黑田东彦来操刀货币扩张。从2013年初至2014年底，日元对美元贬值近30%，基础货币规模翻番。与此同时，安倍政府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司减税提供资金支持。

“尽管一直以来对‘安倍经济学’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从实际指标上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日本走出了长达二十年的通缩紧缩状态，经济出现一些转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

从2012年底至2019年第三季度，日本经济持续温和增长长达近7年，创1998年以后连续增长最长纪录。失业率由2013年初的最高4.4%降至2019年底的2.1%，贸易赤字由2012年的6.94万亿日元下降到2019年的1.67万亿日元，日经225指数从安倍就任当天的10230点一路上涨，2018年10月达到24270点，创27年高点。

但是，即便在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日本依然没有实现年通货膨胀率2%的重要目标，而这正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目标。（注：2014年4月，日本将消费税税率从5%上调至8%，令这一年CPI同比增速创下1992年来新高。）

“‘安倍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提高国内需求以促进经济增长，促使日本经济摆脱暮气沉沉的局面，而衡量这一经济逻辑的基本指标就是预定的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然而，在这七年期间，日本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在超低位徘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丁斗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

与此同时，在庞大的经济刺激手段下，日本政府债务率即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路上升。

日本政府债务率在1991年时不到90%，安倍上任时已升至236%。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测算，到2019年，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达250%以上，居世界之首，高出负债率第二的希腊约70个百分点。目前，日本政府收入中有三分之一依靠发行国债，财政状况十分严峻。由于国债收益率下滑和投资者需求持续减少，日本央行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买家。

对于日本经济面临的问题，河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弋伟伟在今年8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的弊病是供给段结构性矛盾，概括起来说有三点：一是“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二是全要素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难有显著提升，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

日本樱美林大学经济经营学系教授任云也指出，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固然与需求不足有关，但更多是由供给方面新陈代谢功能受阻、全要素生产率增幅放缓等问题所造成的。而其微观根源是日本传统的经济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制度疲劳：金融结构老化，难以支持新产业发展；企业制度僵化，适应环境困难；政治失灵，管制过多。这一切阻碍了新陈代谢和资源有效配置，降低了日本经济的活力。

安倍上台后，也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复兴日本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这也是他的第三支箭。他提出的措施包括：鼓励女性参与就业，促进风险投资企业发展，通过科技和“机器人革命”刺激创新，放宽移民政策改善现有的人才库等等。

但是和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措施相比，结构性改革的大部分措施要么没有落地，要么成效甚微，在涉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体制问题方面的改革没有太多实质性进展。

2015年9月，安倍在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强势连任，在连任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安倍宣布“安倍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并提出所谓的“新三支箭”（孕育强大的经济，构筑育儿支援，建立安心的社会保障），及其相对应的具体目标——名义GDP扩大到600万亿日元、特殊出生率达到1.8，护理离职率实现零。

分析人士指出，“新三支箭”诞生的背景是日本的货币宽松和财政支出已经到了接近极限的地步，安倍不得不对其经济政策进行修改，但是“新三支箭”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和措施，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难以在安倍任期内有效落实，也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事实也是如此。2019年，日本名义GDP为553.7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纵观近20年，这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增速。今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几乎抹去了“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所有的增长。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GDP已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

人口增长方面，2019年日本出生率为1.36，比上年下降0.06点，当年出生人数首次不足90万人，降至史上最低。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始终乏力，国际市场需求疲弱，加之日本内部的结构改革难见成效，生产率提高缓慢，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老龄化和少子化使日本的消费难有大的增长。”倪月菊说。

“本来（安倍政府）期望通过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进一步拉动日本经济，然而天不遂人愿，新冠疫情的沉重一击，把‘安倍经济学’产生的经济效果全部抹平。”她说。

丁斗指出，“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大规模财政刺激以及与之配套的宽松货币政策，还停留在西方宏观经济调控的刺激需求的需求侧改革，而缺乏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性改革。

“只有盘活自身经济存量的经济结构改革或供给侧改革，才能为自身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澎湃的新动力。”丁斗说，“因此，‘安倍经济学’能够产生炫目的短期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经济缺乏后劲、暮气沉沉的问题，会越来越备受瞩目。”

倪月菊也指出，要使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必须要创新驱动，进行深刻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找到新的增长点。“再有，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必须要提前予以关注并制定预案，特别是在消费成为经济主要增长极的时候，更要充分重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