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娄家三兄弟是索尔·贝娄跟三任不同妻子所生，他们三兄弟也从来没共同生活超过一周。

在一次纪念诺贝尔获奖者索尔·贝娄的活动上，亚当·贝娄说：“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唯一共同处就是我们的父亲。即使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同时看到我们，出于他个人的原因，他总是与我们单独会面。把我们称为一个家庭有些牵强。”

虽然如此，但亚当说三兄弟都对2005年过世的父亲有着深厚的爱意和感情。他补充：“索尔·贝娄的印记留在了我们每个人身上，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我们三个人都有着把我们的情绪和思想写在纸上的冲动。”

格雷戈里·贝娄于2013年写过一本回忆录，也促成了他们三兄弟第一次共同公开谈论其父。因为每个儿子与父亲的体验都不尽相同，他们对索尔·贝娄的看法也互有出入，尤其是在关于索尔晚年强硬的保守主义问题上。

“他就像是一棵巨大的红杉树，我们经历了他人生的不同阶段，”亚当说。

在格雷戈里·贝娄的回忆录《索尔·贝娄的内心：其子回忆录》（Saul Bellow’s Heart: A Son’s Memoir）一书中，格雷戈里写道在他的童年时期，他发现父亲对“一系列平均的社会价值”极为赞成。他“情感上很容易接近，内心柔软，对世界的荒唐事能够一笑置之，也能够自嘲。”

不过，格雷戈里说索尔的幻想逐渐破灭了，“他的社会看法转移成了更为冷酷”的保守主义；他“早期对反对观点的容忍已经消失，自嘲的能力也随之消失了”。

格雷戈里如今已经71岁，是加州一名退休的精神治疗医师。他在书中以时间顺序记录了他父亲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黑人和女权主义者、以及学术界对他不认可的愤怒，还描述了索尔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被骂“衰老、无关、无能力”时的盛怒。不过有时候索尔也非常盛气凌人，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对学生说：“10年后，你们这些支持女性解放的人也就只能秀秀你们下垂的胸部了。”

在一次采访中，格雷戈里说亚当曾提醒他应该把父亲描绘成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政治上的保守者”，为此格雷戈里重写了七页文稿。亚当现在58岁，是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执行主编，曾出版过很多备受保守主义者推崇的书籍，包括《The Real Anita Hill》、《The Bell Curve》、《Illiberal Education》等。

丹尼尔·贝娄现年51岁，曾任记者，现在是伯克希尔的陶器艺术家。他在一次讨论中说他“想跟那些认为父亲是反动主义者的人辩论”。他认为他的父亲只是对俄国共产主义十分不满，因为它“创建了一种新的暴政，而非他所希望的复兴”。

 

“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丹尼尔说，“他承认自己看到的一切，并且有苛刻的精神和勇气不让自己对更美好世界的渴望遮蔽他对这个世界实际样子的结论。”

索尔·贝娄对人性的弱点观察极为透彻，他的写作方式以一定比例混合了民间疾苦、生动活力和哲学的关系，既幽默又令人绝望。他笔下典型的主角通常是一个有缺陷的思考者，企图抓住“对爱的渴望”。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的生活写入小说中，三个儿子总说他们会在书中认出他们的母亲、他们自己和许多索尔的朋友。

“在通过书写来抒发内心情感的过程中，他感动了一批人，并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亚当在讨论中说道，“他有捕捉宇宙中独有特质的能力。”

三个儿子都与索尔在外型上有相似之处，不过格雷戈里有他父亲没有的繁茂白胡子，而丹尼尔在穿衣上则比索尔更为随意（索尔在中年时期爱穿定制西装和皮鞋），而穿着一身西服的亚当则更符合父亲的风格。

在格雷戈里的回忆录中，他写到索尔的内心的重中之重是他与其总令人失望的父亲之间的破碎关系。格雷戈里说还记得自己八岁时索尔在与父亲吵过架后失控大哭的样子。

“他对自己重复‘成年人也是可以哭的’来控制情绪，几分钟后他停了下来，”格雷戈里回忆道，“但我知道他内心很受伤。”

回忆录中还捕捉到了索尔的幽默感：索尔曾给还是婴儿的格雷戈里喂食腌鲱鱼，说是为了给他培养一种酸酸的品味；他还曾让还是小孩的格雷戈里指自己后背和手肘的位置，格雷戈里照做后，索尔告诉他，“现在你比哈佛毕业生知道的还多了。”

不过这本回忆录对索尔·贝娄的第五任妻子詹尼斯·弗里德曼（Janis Freedman）不够公平，索尔在84岁时和她生下了女儿娜奥米·萝丝（Naomi Rose）。格雷戈里在书中把詹尼斯对父亲的爱描述成“一个恰当的出口”，还说她在“索尔和儿子之间竖起了围墙”。

尽管索尔曾经担心如果三个儿子聚到一起可能会出现不和，不过三兄弟之间现在还是保持了亲密的关系。亚当说：“我们不仅仅是索尔的儿子，我们之间作为兄弟的情感联系也同样紧密。”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