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黄锫坚
黄灯是广东某高校的教师，她的《我的二本学生》等系列文章在文学杂志和媒体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二本院校学生的整体生存状况，往往被主流媒体忽略，但其校园和职场经历，其实更代表中国年轻人的普遍状况。这一系列文章在编辑成书后，已于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据黄灯观察，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和职业层级。二本毕业生的职场前途，有着显而易见的天花板。“我深感这个群体在就业焦虑和现实生存的压力下，已过早透支了生命的能量，削减了青春的锐气，其思考力、创造力已悄然磨损而不自知。”
当然，即便同为二本学生，不同年代的机会和际遇依然存在巨大差异。黄灯对比过三个班的就业去向和精神气质。2006年，她担任了062111班的班主任，和该班同学度过波澜不惊的大学时光，后来又通过QQ和微信群，关注着这些同学毕业后的去向。2016年，黄灯再次担任班主任，这时的班号是1516045。两个班级的入学时间相隔九年。而黄灯自己则是1995年岳阳大学本科毕业，这是内地的一所普通大学。
以这三个班同学的经历为样本，黄灯描绘出三个年代的社会变迁和三代青年人（70后、80后、90后）的努力奋斗和内心冲突。
黄灯的大学同学大多去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确实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而且八成同学都一直在同一单位或系统工作，这充分显示了，在国家包分配的就业政策下，个人和单位的粘连非常紧密。
而062111班则不同。在毕业8年后，黄灯统计发现，52名同学全在广东就业，小部分在广州、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地区，其余大多回了生源地，遍布广东。有意思的是，52名学生在毕业时没有一人选择考研。黄灯发现，062111班学生（即80后）与自己这代人存在一些细微差异：他们更认同商业准则，更有做生意的勇气。很多时候，黄灯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客户，办公室里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她的日常消费中，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都来自学生的供货。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完全颠覆了她以往的认知。
而面对1516045班，即90后们，她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隔膜。面对062111班的同学，黄灯很自然地履行着班主任的职责，理直气壮地去找同学谈心，讨论人生意义、念大学的价值和父母的期待。这些同学也会听从教导，改变学习态度。但是，1516045班的同学，却大多是一张张看不出表情的脸，他们低头看手机，让黄灯难以进入他们的频道。
她明显感到，师生间存在的不是“代沟”，而是“渊”，是“海”。除了真实姓名，这些孩子在班级群里都有自己的昵称，这组成了一个魔幻的世界。他们用昵称和符号建构了一个隐蔽的世界，一个属于自己、阻挡他人进入的世界。黄灯在文学课上发现，相比经典文学作品，90后更喜欢网络小说，比如《鬼吹灯》、《盗墓笔记》、《诛仙》等。说到这些书，孩子们脸上绽放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作为一个文学专业的教师，黄灯对此一片陌生，她找不到话语进入那个玄幻、穿越的世界，那完全是年轻人阵营的暗号、密语。除了网络小说，打游戏同样是90后们重要的生存方式，这是进入虚拟世界以放松现实压力的一种方式。当面目模糊的一代人被贴上“丧”“无感”“低欲望”等标签，黄灯感到更多的未知和深深的茫然。
她想起有位同学在毕业前夕对她说的话：“我们这一代的真实面目不会从外表看出来，我们都有自己的保护壳，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自己吞。”
关于三代人的差异，关于二本学生的心灵矛盾，正午与黄灯进行了一次访谈。
正午：大致谈谈您的写作初衷。和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学田野调查相比，您在调查和写作方法上，有哪些不同？在搜集素材时，学生的经历和感受是来自他们的作文作业还是后来的调查（比如QQ和微信采访）？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是一本被学生推动而写作的书，我将之视为一本非虚构写作的教学札记。2005年博士毕业后，我进入广州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任教，学校以财经类专业为主，我的教学工作，主要是给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上公共课，诸如《大学语文》、《经济应用文写作》等，得以接触不少学生。2006年5月，通过课堂作文《风》，我了解到一个女生的家庭情况。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在此以前，我一直将学生视为工作对象。在此以后，我将学生当作需要特别关注的个体，意识到他们的各种真实处境不应该被忽视。
因为我自己和许多学生的起点相似，从教过程中，我总是忍不住将自己和学生进行对比，会想自己晚出生十年二十年后的境况。十几年漫长的教学，让我密切接触了80后、90后两代孩子，我脑海中有很多对教育的感性认知，有思考也有困惑，以及具体的实践和对实践的反思。时间久了，这种来自亲历者的表达愿望就会特别强烈。尽管我无法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但我想将这种模糊、粗粝的现场感，通过个体的视角、有限的观察呈现出来，尽量从整体上将二本学生这个群体带到公众视野，这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
应该说，我不像记者和社会学家，没有刻意去做什么调查。我所获得的信息，都来源于职业的需要和便利。在课堂和学生建立了信任关系以后，学生喜欢在课后找我，讲述他们的困惑和成长经历，喜欢写东西给我看，而我则要尽力解答他们的困惑，帮着解决具体的问题。我所获得的写作素材，来自和学生的日常交往，我珍惜和学生的相处，会保留他们的作业、试卷、短信、邮件甚至微信记录，也会看他们的朋友圈，了解其日常生活。如果说有什么调查方法，那么，留意日常的点滴，就是我的方法。日常即田野，是我一直坚持的理念。
当然，作为班主任或者导师，我会尽量抽时间和学生做一些深度访谈，我知道很多孩子的故事，我的故事也对他们敞开，我不用QQ或微信采访学生，我喜欢面对面和学生说话。这是一种互相信任、特别美好的师生关系，我感激我的学生，他们让我的职业生涯获得了真正的支撑。
正午：二本学生这个概念，隐含着一种和985、211高校学生的对比。简单总结一下您的二本学生的背景，比如来自哪些地方、家庭背景如何，就业方向大致是哪些行业和职业？
黄灯：我对“二本学生”的概念，来自学生的灌输。在和他们的交往中，他们特别在意自己的二本身份，不少学生会在作文和平时的聊天中，提到自己和一本学校失之交臂的遗憾。随着对学生观察的深入，我发现这个身份对他们就业、考研都会产生实际的影响，而在我念大学的时候（1990年代），这种来自原初学历的直接影响要小很多。
我的学生90%来自广东，其中一半来自乡村，其他的则来自小镇、县城和广东的不同城市，当然也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些珠三角城市。相对而言，来自乡村的孩子，经济条件要差很多；来自城市的孩子，整体而言经济条件要好很多。当然，也有一些来自乡村但闯荡成功的家庭，而来自城市的也有个别是下岗工人的困难家庭。因此，很难对学生的家庭背景做统一的叙述。但我知道，在班上，有些孩子天天为生活费发愁；而有些孩子，父母拥有上市公司。这种极为强烈的对比，会毫无违和感地在同一空间出现。
至于就业情况，吸纳学生最多的是各类金融机构，这由学校的特点决定；其次是各类公司；还有就是考公考研（在2010年以前，这个比例很低）；当然，自主创业的学生也不少。说到具体的职业，大多是银行从业者、保险推销者、文员、会计、培训机构教师等。
正午：来自广东的学生，和来自内地（比如湖南）的学生相比，似乎有更多创业、开工厂和继承上一辈生意的机会。这方面有哪些故事？过去几年，新一代珠三角的年轻人还能继续接班上一辈的工厂和作坊吗？
黄灯：提到创业，广东学生比内地学生应该更有热情。我有不少学生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比如卖保险、在学校周边开饭店、承包送快餐等。他们会首先向我推销他们的产品，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是我以前没有体验到的。尤其潮汕的孩子，对做生意有天然的认同，这让我极为惊讶和震撼。当年我在武汉读书时，多次看到当地本科生为了考研，一次又一次地租房，为了再考一次，不行就再考一次，可以说，对学术特别执着。但我到广州念书后，很少见到这种现象。我任教的学校，也很少这种现象。他们如果有就业机会，会优先考虑就业，而不会为了考研额外花去多年时光。这种差异应该来自城市对学生的潜在影响。
具体的例子我在书里提到不少，这里不再赘述。值得补充的是，尽管学生的创业都是一些小生意，但确实极大地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学生中真正回去继承上一辈生意的倒不是太多，因为家长从事的大都也是一些小生意，他们更希望孩子在大城市立足，从事一些稳定体面的工作，能够过得轻松一点，不要像他们这么劳累。更重要的是，据我了解，孩子们也不愿回去接手父母开拓的摊子，他们更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正午：书中也提到珠三角地区家庭的特点，比如多子女家庭、留守儿童等等，这些背景对学生的生活和精神冲击大吗？另外，下岗也是一些学生父母经历的重大事件，这些对青年成长的影响大不大呢？
黄灯：通过和学生交流，我发现计生政策对广东地区孩子的影响，确实比较明显。在独生子女政策深入人心的内地，计生政策对广东不少地方的约束微乎其微。我的广东学生，来自农村的，80%都不是独生子女，多子女家庭非常普遍，甚至6、7个孩子的家庭都较为常见，这让我特别惊讶。因为兄妹多，加上父母躲避计划生育，很多学生的童年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这对他们影响非常大。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女孩，父母将她藏在乡下老家十几年，一直到她上大学，都不能和家人正常交往，她为此非常困惑。
父母下岗的学生，也有不少，但广东的语境缺乏讨论下岗后果的契机，因为广东事实上成为化解内地下岗人员危机的地方。父母下岗对孩子而言，伴随着家庭稳定状态的消失，这不但意味着经济条件的恶化，也意味着他们精神世界遭遇的挑战，他们的未来要面对更多的不确定。在我的学生中，洁韵和胜轩就是下岗家庭孩子的典型代表。我很难斩钉截铁地说出父母下岗与他们个人命运之间清晰的逻辑关系，但我能够感知到这两者之间难解难分、密不可分。
正午：您在书中对三个群体做了一些对比，即70后、80后、90后，分别对应您的大学同学以及在F学院做班主任的两个班级。三代人最大的区别是哪些？在精神状态、就业机会方面，真有那么大差异吗？您说自己面对的不是代沟，而是深渊、深海，这种沟通隔膜真有那么严重吗？
黄灯：我所有的感知都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上，我不否认，这种判断可能具有一定的偏颇。
这三代年轻人面临的社会环境差异太大了，经历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每一个时代宏大叙事的变化都会作用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我很难说清楚三代人之间的清晰边界，但还是能感知到不同代际之间的语境变化。以农村大学生为例，70后一代享受到了更多的安稳和确定性，但选择的自由相对较少；80后一代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面临了更多的选择，也面临了新的挑战；90后一代，面对全球化深度融合的大语境，在信息时代有新的突围机会，但面对生存成本的增加和激烈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概而言之，趋势变了，是三代人最大的差异。
至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就业差异，我在书中已经提到。我通过个案写到了这种真实而巨大的差异，我在《我的二本学生》中也特意呈现了这些差异。面对90后孩子时，我感到茫然，感到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理解他们的通道。他们有他们的语言、符号，有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隐晦的世界观。我始终感觉和他们之间有一种隔膜，这种隔膜不来自年龄的差异，而是来自信息化时代带来的实际挑战。对我而言，这种感受不像代沟，而像深不见底的深渊，时间的流逝仿佛难以填平其中的罅隙。
在如何理解年轻人这一点上，我时刻意识到，这中间有太多的成见和盲视。
正午：关于90后，人们有很多标签式的印象，比如“屌丝”和“蚁族”，今天则有“小镇做题家”等等。就您的理解，哪些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最大，比如社会变化、家庭因素、媒介变迁、文化影响等等。
黄灯：90后成长的背景，一是无处不在的市场化，他们进入大学，是作为一个就业主体而进入的，他们进校的时候，会本能地询问自己能否找到一个好工作，而不会问自己是否能变成一个更完善的人。二是无可阻挡的城市化进程，他们的命运、价值确认、就业取舍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尽管有少量返乡大学生，将回到农村视作人生的归宿，但现实是，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大学毕业后，只能在城市寻找立足的根基。三是信息化，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对时代的理解、感知、处理，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式，信息和网络早已作为他们身体最为密切的一部分而存在。这种状态对年轻人的生存，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需要更多客观的研究和关注。
至于社会变化和家庭因素，这些都和90后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些在书里通过个案已经有比较多的叙述。
正午：每个人的经历和命运都会有很多偶然因素。有没有精神上健康而充实，而且没有太大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学生？或者，即便生活和工作有压力和扭曲，但依然活得乐观和豁达的同学。举一些例子吧。
黄灯：从个体角度而言，当然会有精神上特别健康充实，没有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学生。每到毕业季，总有一些我教过或者没有教过的学生来找我推荐他们出国深造。这些孩子有很强的规划，自律性也很强，家庭经济实力也不错，在珠三角，有不少这样的学生待在二本院校求学。自然，就算在一些面临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学生中，也会有不少乐观和豁达的学生，毕竟青年人的本质是朝气蓬勃。
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个越南妈妈的孩子，性格就特别乐观和坚韧。一个女孩，家徒四壁，父亲身体不好，哥哥吊儿郎当，全靠妈妈外出打工挣学费给她，尽管遭遇了无数困难，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好好努力，不但考上了研究生，还通过自己的发声，写出了具有极大社会反响的文字，帮助妈妈解决了实际的身份问题。还有一个男孩，家庭非常贫困，全靠父母并不稳定的微薄收入苦苦支撑一家的生活，他刚一进大学就被骗了几千块，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及时告诉老师发生的事情，尽量化解了困境，随后又及时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现实。因为他的主动、努力，他找到了一份在珠三角房地产公司的行政工作，尽管目前还处于养活自己的阶段，但对他的家庭而言，这种改变已经非常了不起。
这些普通学生的精神状态，让我意识到教育的巨大作用，意识到二本院校对普通年轻人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从这个层面而言，整体上，各方应该尽量促使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让二本学生享受到更多教育资源，个体上，要鼓励底层大学生好好努力，因为他们的人生确实还未定型，还有各种可能。
正午：在一个财经类高校教文学是怎样的体验？文学阅读和写作，对学生来讲，只是一种挣学分的方式，还是有其他意义？文学除了锻炼表达能力，还能帮助他们从心理上得到某种安慰和治愈吗？哪些经典文学或当代作品，可以获得学生的共鸣？
黄灯：在财经类高校教文学，对自己是一个有趣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来自专业程度的差异，而是来自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交锋。我经常给金融系、数学系、保险系、计算机系的学生上课，这些学生的课程，都是清一色的应用性、工具类课程，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领悟。在孩子密密麻麻的课程中，我很珍惜其中少有的一些文学类课程，对我而言，教学意味着拥有在学生心灵播种的机会，在学生心中播下一颗柔软的、与精神世界有关的种子，是一件性价比特别高的事情。
我不指望他们通过短短的两个学分获得多少文学常识，但希望他们通过课堂能够找到一个契机唤醒自己、接纳自身和倾听内心，并在相对自由的大学时光中，悄然修复被应试教育伤害的各类感知。公共课上，我几乎不让学生挂科，会尽量让他们在一种毫无学分压力的情况下，愉悦地学习，让他们将少量的文学课当作一种放松和调剂，获得打开另一扇窗户的可能。
很难说课堂能够安慰和治愈他们，但我们在学习《春江花月夜》、海子的诗歌、张爱玲的小说时，曾经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刻，这让我无比留恋。
最近几年，我终于拥有机会给文学专业的学生上专业课。很难说，哪些作品能获得学生的共鸣，但有不少作家作品能引起他们的思考，诸如鲁迅、沈从文的经典。“广东作家专题”吸引了不少学生的兴趣，因为我会尽力给他们创造机会和作家直接交流，通过课堂学习，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等作家的作品，都会成为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对象。
正午：在您教课的学生里面，女生和男生相比，有哪些不同？她们对自己有很强的性别意识吗？
黄灯：女孩子坐在前面，男孩子躲在后面。班级里，学中文的男孩永远寥若星辰，女生占据绝对的优势。因为班上的女生大部分来自广东地区，性格整体而言特别温存，当下流行的女权主义和女性意识仿佛对她们没有太多影响，也很难说偏传统，她们还是渴望有可靠的、具有发展空间的职业，希望通过个人的能力立足社会。整体上，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总结和分类，我自己不是一个性别意识明显的人，也许缺乏这方面的敏感和关注。
黄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8-1，ISBN: 9787020161874
——完——
题图：2018年11月广州某大学运动场的招聘会。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