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事情是从“人物”一篇题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深度报道开始的。

文章中，外卖兴起这几年，在算法等科技手段的“盘剥”和系统平台的规训下，骑手送外卖的时间日渐缩短，从三年前，1个小时为3公里长的配送最长时限到2018年的38分钟，这个过程里，超速翻车、逆行撞人、闯红灯被撞等诸多交通事故更是频发。

文章一经发布，就引爆了全网。网络上充斥着对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的挞伐之声。

随后，针对媒体、公众的关注，饿了么、美团相继表态：饿了么发布公告称，将尽快推出“我愿意多等5分钟/10分钟”按钮功能；美团也发布声明，表示将更好优化系统，在为用户提供准时配送服务的同时，调度系统会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同时改进骑手奖励模式，让骑手在保障安全的同时获得更实际的回报。

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一次关于外卖骑手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讨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一件大众持续热议的社会事件背后，往往同时包含了多方的责任，外卖困局如何产生？互联网平台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信息生产力”之下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平台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诸如优步(Uber)、滴滴平台、美团外卖等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信息平台迅速发展，并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就业。

其中，餐厅通过签约，接入外卖平台，进而搭上互联网便车。可以说，骑手正是“信息生产力”下的产物。

平台拥有完备的信息系统，包括餐厅展示、网上下单、会员中心、订单管理、地图搜索、物流配送、用户评价等。消费者通过搜索引擎快速找到餐厅、下达订单并选择物流配送，最后通过在线支付划转货币，整个交易均在网络上完成，网络信息联接着外卖商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在这样的系统下，餐厅按订单生产，骑手按订单配送，生产、劳动方式以及劳动关系均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具体来说，外卖配送有餐厅自配送和平台配送模式，由于餐厅自配送需雇佣并管理骑手，因此，为节省用人成本，集中发展主业，餐厅往往把非核心业务即配送剥离，外包给平台（饿了么、美团等）。

平台独揽配送业务后，改变了原来的中间渠道（用人单位），将传统的“用人单位+员工”模式替换为“平台+骑手”模式，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使用骑手，“即需即用，用完即散”。

当前，骑手与平台间的用工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专送模式、外包模式、众包模式。

专送模式是平台自营骑手，即全职骑手，与平台形成劳动关系。专送骑手由系统派单，每单提成基本固定，不受距离影响。此外，专送骑手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有固定底薪，薪资月结。专送更注重服务质量，如“饿了么”专送有“准时达”服务，此外，专送还有距离补贴和重量补贴等。

外包模式则为补充平台直营（专送）骑手的运力不足采用的第三方团队模式。平台将业务外包给外包公司，如“饿了么”平台将配送外包给“蜂鸟配送”，骑手由外包公司自行招募，与外包公司建立劳动关系，骑手以劳务派遣等形式输送入平台，骑手与平台间只存在用工关系，无直接劳动关系即用人关系。

众包模式即平台“向大众外包任务”，把过去由其组织内部员工执行的配送任务，外包给非特定的骑手，美团、蜂鸟等都有自己的众包配送系统。众包骑手无需受雇于固定的用人单位，只需登陆APP、注册帐号，即可抢单配送。

众包骑手多为兼职骑手，实行抢单制，由餐厅派单，骑手竞争抢单，手快，则单多，送单多则挣钱多，不抢单则零收入。众包配送范围一般比较大(如5公里)，配送按距离收费。众包骑手上班时间自由，无固定工作地点，薪资随时提现。

但无论是哪一种用工模式，由于外卖行业在资本兼并整合的作用下已经形成美团、饿了么双寡头的局面，平台基本垄断了消费者与商家的订单信息，因此，骑手在选择这个工作时只能被动接受平台在定价、派单、奖惩和评价等方面的运行规则。

外卖困局如何产生？

事实上，与传统行业的劳动关系相比，互联网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因信息技术的发展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控制主体从明确的单一雇主到模糊的多雇主，控制手段从主要依靠人工到逐步依靠人工智能技术，控制规模从各雇主的分散管理到平台的集中化大规模管理，控制空间从固定场所的现场管理到无固定场所的超视距管理，控制方式从限制自主性的从属化管理到看似赋予劳动者自主性的平等化合作，控制焦点也由劳动过程的全程管理到仅对劳动结果的审核。

反应到外卖行业，在美团、饿了么的双寡头局面，基本形成对外卖市场的垄断下，终于产生了外卖困局。

首先，依托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资本的助推下，互联网外卖平台建立起平台交易的数据库，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处理能力的优势，逐渐建立起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鸿沟。劳动者进入外卖劳动力市场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平台寡头中进行选择，且所有的订单信息都需要通过外卖平台获取。

于是，凭借着垄断信息优势，外卖平台制定了定价体系、派单规则、奖惩制度、评价规则等一系列劳动过程运行规则。劳动者可以选择不进入该劳动力市场，但是一旦进入该市场成为外卖骑手，就必须遵守平台制定的运行规则，并形成对外卖平台的依附。这进一步加剧了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资强劳弱的局面更加严重。

其次，智能派单系统是平台企业控制外卖骑手的核心方式，不仅使平台进一步实现信息垄断，更强化了骑手对平台的依附关系。

智能派单系统依托于大数据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其中，骑手的数据特征，包括所在位置、在线时间、接单数量、配送进度、客户评价等不断被累积记录，平台并以此进行大数据分析，智能分配订单，并通过系统监控骑手的接单情况、送餐路线，在送达后，骑手还需要请求任务结束。

在这种模式下，骑手的自主性基本被剥夺，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完全需要按照算法提供的指令来工作。另外，在骑手送完订单后，系统可以根据订单需求预测和运力分布情况，告知骑手不同商圈的运力需求情况，实现闲时的运力调度。通过上述技术和模式的引入，系统计算的配送不断缩短，就有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中，三年内从1个小时为3公里长的配送最长时限到2018年的38分钟。

于是，在准时送达的压力下，经常可以看到骑手在街头风驰电掣，逆行、闯红灯，边骑边看手机的情况屡见不鲜，后果就是骑手成为潜在的马路杀手，关于外卖骑手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不断增加，才有了”外卖员已成高危职业“的热搜。

最后，骑手工作的高度个体化，两大外卖平台都给骑手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根据骑手的工作表现和能力来确定现金奖励和等级升级，比如全勤奖、冲单奖和恶劣天气补贴，而且级别越高的骑手会被优先派单，或者拿到距离近、酬金高的单子。

其中，全勤奖指全职(专送)外卖骑手每月工作达到一定天数后，给予一定的现金奖励或者提高外卖骑手单笔订单的单价的奖励。冲单奖指在冲单活动的当天或当周，外卖骑手送单达到一定数量，平台给予现金奖励。

表面上看，骑手与骑手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是在这一套激励制度下，骑手的送单数量、骑行距离、好评数量的排名会让他们陷入到一种布洛维所说的“赶工游戏”（工人参与赶工，不仅能获得物质回报，更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成就感）中，无形中增加了订单量，延长了工作时间。

另外，借助于大数据处理技术，平台可以对所有骑手的所有订单进行服务能力评价，并进行动态化调整。以等级奖励为例，等级奖励以周为计算单位，每位骑手的本周的送餐数据将决定骑手下周的峰值。骑手想要维持较高的峰值，获得优先派单的机会，就必须一直处于少超时、少差评的水平。

在平台、商家之外，消费者是骑手面对面接触和服务的对象，而消费者也通过APP系统干预骑手的劳动过程，即消费者可以看到看到骑手的接送单情况，骑行路线，可以催单和取消订单，还可以对骑手的工作结果进行评价。

于是，在信息垄断、信息分配和系统规训的控制下，外卖骑手并没有与平台议价的集体性力量，包括对于平台所规定的工资体系只能被动接受，外卖骑手陷入困局。

困局之外还有困局

外卖骑手之所以一次次被推上热搜，被众议，被关注，更在于其现实感与真实性，这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

外卖的困局也是互联网时代的困局。互联网平台组织的初现是由私有资本推动的信息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平台组织的所有制结构中私有资本占据着重要地位，平台组织构建的平台经济系统也同样充斥着资本逻辑。而平台组织作为一种分立、动态的制度安排，由社会技术和资本主义商业实践的特定组合所定义。

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互联网平台劳动过程呈现出信息化控制、集中化管理、超视距监视、赋予自主性等特点，实现了对劳动者信息化管控、基于劳动者特征的差异化管理。但在看似“公平与自由”的工作过程中，劳动者与平台的契约关系弱化，而受到的强控制却进一步增强。

最后，平台经济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可能限制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平台的准入门槛低，技术性不高，吸引了许多低技能劳动者就业，这使得劳动者不需要提升技能就能完成目前的工作，缺乏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倒逼。

当工作年限的增长并不能促进劳动者技能的积累时，平台劳动者将面临与传统劳动力市场脱节的问题。人工智能技术总有完全成熟的一天，那意味着，低技能劳动者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问题，这是困局之外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