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月，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将推出“巴黎之后”系列专题，尝试从政治、投资、科技和公民行动等角度，探讨上月在巴黎成功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及《巴黎协定》的签订，将对全球产生何种影响。此为第一篇。

作者：刘波

2015年12月12日，经过两周的艰苦谈判，来自195个国家的代表最终达成了《巴黎协定》，成为在2020年后取代《京都议定书》的全球气候协议。作为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巴黎协定》代表着人类在共同命运遭遇威胁时做出的理智反应，展示了远见与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黎协定》的确创造了历史。

然而，虽然各国政治家或许觉得，已在巴黎竭尽所能地实现了最佳结果，但在很多忧心气候变化的环保人士看来，《巴黎协定》还远远不够。从气候变化在1990年代上升为全球性重要议题以来，穷国与富国、左派与右派的矛盾就一直缠绕着气候变化谈判，发展与环保、享受与节制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令人难以把握。由于各方利益、思路迥异，国际协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一路曲折坎坷，进展缓慢。可以说，《巴黎协定》平衡了各方利益和关切，是国际社会所能达成的最小公约数，固然代表着不凡的初步成就，但依然前路漫漫。

富国与穷国之争：牺牲必须以公平责任为前提

人类的认识和行动是犹疑的，但气候变化的威胁是清晰的。气候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海平面上升，淹没一些小岛屿国家，并威胁许多国家的沿海地区。全球气温上升还可能引起难以预测的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从而导致淡水资源短缺、粮食减产、极端气候事件增多，以及大规模的气候移民。这些都会对全球秩序带来强大冲击：一方面削弱各国的内部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导致国家之间为日益短缺的资源展开争夺，加剧国际冲突。而且，贫穷又缺少相关环保技术的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冲击。

要避免极端灾害天气等威胁的发生，就必须阻止全球气温上升的趋势，走向低碳化的生产和生活。《巴黎协定》的目标是，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比工业革命前不得高出2摄氏度，努力做到低于1.5摄氏度。但事实上，如果各国目前的碳排放增速发展下去，2摄氏度的目标几乎肯定会被突破，从而造成不堪设想的环境危害。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各国其实需要比现在所承诺的做得更多。

面对如此清晰的威胁，以及缓解威胁所必需的举措，为何世界各国的行动依然显得迟钝缓慢？原因就在于各国都不愿意更主动地承担责任，而存在一定的观望与“搭便车”心理。这尤其反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对峙。从历史来看，更早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确要为气候变化承担主要责任，但就现实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正在超越发达国家。为了平衡二者的利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巴黎会议上，发达国家基本同意2020年之前向发展中国家拨款1000亿美元，资助气候政策的执行。目前各方需要做的是停止相互抱怨和归罪，因为任何人都有倾向以归责于对方为借口，故意忽视自身的责任，而解决问题的宝贵时间可能会浪费于这样的争吵之中。

任何行动都意味着某种牺牲，只是牺牲则责任必须公平分担。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实质上是要求其国民降低对未来生活水平上升的预期，不实现西方化的家家有汽车、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因为那对地球造成的负担将过大。低碳是值得倡导的生活方式，也将是可持续的，实现之后意味着低成本。但是，从高耗能到低碳的转型本身将是成本高昂的，除了要求企业付出减排成本，居民付出减少消费、降低生活质量改善预期的成本之外，还要求采用新的绿色技术，而这需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助，并以更加优惠的条件实行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的自我牺牲和发达国家的主动资助，二者加在一起，才是公平合理的安排。

思想冲突的解决根本在公民教育

在思想领域，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存在着许多争议，但不容置疑的是，气候变化作为科学事实本身，是得到科学界和政界公认的。全球变暖确实在发生，而且主要是由人类行为导致的，这为压倒性的科学证据所证实，只有鸵鸟分子才会选择视而不见，只有想逃避责任者才会找到种种遁词。因为威胁确凿无疑，所以气候变化再也不是一个科学问题、环境问题，而是攸关全球人类生死的政治问题，亟需政治化的责任分担与行动。

的确，世界上存在一些极端环保分子，梦想着要回到环境没有得到一丝破坏的虚幻的“自然”世界，甚至把食用肉类都视为不环保的杀戮行为，然而绝大多数环保分子的忧虑是务实而真切，根本不是出于任何自私心理。世界应该警惕的不是所谓环保分子操纵议题，而是不想承担环保责任的利益主体妨碍公众对全球变暖威胁形成正确认识，压制环保呼声。

在关于气候变化的“左右之争”中，右派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路，比如在单纯思考如何阻止气候变化之外，也思考如何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运用碳交易等市场化手段，以地球工程等主动行为来缓解风险。但是认为只要任凭市场自发作用，人不需主动作为，就能解决问题，那将是痴心妄想。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全球变暖的实质是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失灵：所有的碳排放者只愿获取经济活动的收益，而不承担这给全球生态和社会带来的成本，造成外部性问题。所以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是以全球治理，通过普遍的社会教育，迫使企业和个人把气候变化成本纳入自身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提醒气候变化的风险不是左派的专利，而是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都应该做的。

全球治理新思维：发达国家主导已不现实

气候变化必将重新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提出严峻挑战，并迫使各国必须抛弃狭隘的自身利益，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当前全球化的主要困境在于，已经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社会与未一体化的全球政治之间存在矛盾。由世界各国共同造成的气候变化，对所有人的影响是普遍的，然而受影响者却不能共同采取理智的协同行动，也不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且经常出于狭隘利益考虑而沉溺于无尽的争吵，这就呼唤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以民主、科学的决策来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要应对全球变暖，在治理方面所需要的改变，其实是某种康德式的全球政府，由环保等非政府组织发挥辅助作用。然而，即使在文明已高度发达的21世纪，期盼人类抛弃各种偏见和仇恨组成全球政府，看起来仍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当前，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环保方面看，旧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显然已经不适应现实。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史无前例的威胁，西方国家曾一度建议加强G20的作用，但由于各国走出危机的步伐快慢不同，美国较早地实现了复苏，所以西方对治理变革的呼吁又减弱了。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尽可能地整合全球治理结构，增强合作。

不合作害处不仅是气候变化危害加剧，而且是潜在的全球冲突。气候变化威胁事实上加大了国际竞争的变数。发达国家已经在未雨绸缪，在新能源和低碳技术开放方面已经占据先机。未来的全球领导力的关键很可能是，谁拥有挽救地球的能力。显而易见的是，发达国家将掌握最多的应对气候问题的科技利器，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则需要拿出相当多的资源来研发绿色科技，而且保护好国内的森林等环境，很可能为此左支右绌。历史并不是单纯线性进步的，很可能发生停滞和倒退，在普遍繁荣年代保持和平的世界各国，当未来面临资源短缺和各种灾祸时，彼此之间会不会重燃战火，这种可能性，想起来就令人深感惊悚。当前就强调同舟共济的思维，密切地相互合作，无疑至关重要。

中国：公众气候意识仍待唤醒

在气候变化的全球大博弈中，中国处于独特的位置。中国发挥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中国对《巴黎协定》的达成做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中国提交了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明确本国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力争尽早达峰等一系列目标，还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援。在国内，中国正在调整产业、能源结构，实现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型。

但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各界普遍低估全球变暖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知识界并未负起宣传介绍的责任。不少人迷信市场的作用，声称全球变暖不过是所谓“白左”的耸人听闻之谈。吊诡的是，这种态度又似乎能得到中国“左派”的迎合：经常相信阴谋论并抱有弱者心态的“左派”，也认为全球变暖不过是西方国家炮制出来的虚假威胁，想把低碳紧箍咒套到发展中国家头上，维持其领先地位。于是乎，在漠视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左右派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而这让本来就因沉重的生活压力而对全球话题缺乏兴趣的中国公众，更不愿关注气候变化。然而，这一态度不仅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且鉴于中国本身会成为气候变化受害国，这也是于己不利的。这是中国需要改变的。

结语

总之，《巴黎协定》表达了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意愿，但纯粹的意愿是脆弱的，往往会被残酷的现实所摧折，各国急需的是保持决心和勇气。目前各国都在被各种内部政治经济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能腾出多少精力来关注全球变暖，令人疑虑。欧洲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美国的两党争斗，“伊斯兰国”（ISIS）在中东的肆虐，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停滞，都意味着，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都在日益“霍布斯化”，保持稳定和秩序变成了首要的考虑，这对国际协作遏制气候变化绝非福音。但当然，正是在严峻的考验中，决心和勇气才显得无比珍贵。

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需要进一步政治化。政治化意味着，气候变化议题具有高度的政治重要性，不只是科学议题，而是关系人类共同体命运、需要得到各国政府以实际讨论与行动解决的政治性问题。同时，气候变化也需要一定的去政治化，这意味着，该议题的关心者不应只是政治家和精英阶层，普罗大众不可以着事不关己的犬儒态度，应当认识到威胁的紧迫性。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盛行，使满足物质需求成为唯一的生活目标，这会在无意间恶化气候威胁。当前，节制、敬畏的传统美德，为其他社会成员、为子孙后代着想的社会伦理、代际伦理，应该得到倡导，而这无法靠政府的强制，而只能靠每个人的自觉。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路径结合起来，全球治理、各国政府作为，加上大众意识与行为方式的改变，才是走出全球集体行动困境的唯一出路。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评论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