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0月26日至29日将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日前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着眼点，围绕高质量发展，中国要在提高经济活力、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加快技术创新等方面发力。

他指出，“十四五”期间（2021年至2025年），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丝毫不减。国际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矛盾可能会持续。国内方面，资源配置不够高效、要素流动不够自由、经济结构不够平衡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受制于国内外多方面不确定因素，陶金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目标很可能下调至5%左右。“具体能够实现多少增速，取决于中国继续深化改革的进程、进而可以释放多少新的制度红利。”他说。

陶金对“十四五”规划可能涉及的国企改革和户籍改革内容表示期待。他说，国企改革领域，既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要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让民营企业参与国企经营决策，使其股份与投票权对等。户籍改革的内容可能包括进一步放开户籍限制，鼓励农村人口进城、放松外来人口落户等等。

以下为经过界面新闻编辑整理的采访实录

界面新闻：您认为“十四五”规划的总体思路和着眼点应该是什么？

陶金：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由单纯的靠投资驱动的规模型扩张，转向了增长效率的提升，并且这样的转换过程还会在中长期持续。由此，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然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着眼点。具体来说，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活力（例如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资源配置效率（例如土地、金融等资本要素）、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等多方面的提升。

从高质量发展这一着眼点出发，“十四五”规划的总体思路应该是继续遵循“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发展道路，并在“四个全面”基础上进一步补齐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短板。

编者注：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在2014年12月，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界面新闻：您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多少比较合适？

陶金：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受到人口红利消减、储蓄率下降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十四五”期间的预期增速会比“十三五”期间有一定的下滑。同时，“十四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速也需要适应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第一个五年所面临的增长环境。

基于以上因素，我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设定在5%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2021年的预期增速会比较高，可适当调高目标至5%-5.5%的区间。

另外要说的一点是，具体能够实现多少增速，还是取决于中国深化改革的进程、进而可以释放多少新的制度红利。若改革顺利，在多个产业领域、城乡之间、消费升级等多个方面都能激发出新的增长点。

界面新闻：“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来源于哪里？

陶金：主要可能依靠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双循环战略主导下，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包括消费持续升级、制造业技术和产业升级以及作为重要的新的增长点的数字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要保证内循环畅通，经济中的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及其带来的经济活力的提高是必须的。而这背后则依赖对社会经济结构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化改革，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将释放巨大的制度红利，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

举例来说，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有助于进一步挖掘潜在的消费潜力。目前，全国外来人员（主要是农民工）在城镇生活的人数有2.9亿人。在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住房、汽车、家电、医疗和教育等一系列耐用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

界面新闻：和“十三五”时期相比，“十四五”时期中国面临哪些新的变化和挑战？

陶金：“十四五”时期，可以说中国是要受到内外两面的“夹击”。来自国际的挑战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全球经济的下行压力，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未来5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将比之前5年下滑超过1个百分点，这有可能拖累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近0.5个百分点，这对我国外贸领域的发展是一大挑战。另一方面，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矛盾可能会持续，未来引进科技创新的环境将有所恶化。

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中国更应该发挥产业链和供给优势，在经贸领域进一步赢得国外消费者和厂商的青睐，并向全球更多细分的市场和领域继续渗透。某些国家的政府不欢迎我们，不代表这些国家的地方和企业不欢迎我们。坚定积极的开放姿态是必须的。

来自国内的新变化和挑战主要是经济发展面临的三个问题：资源配置还不够高效、要素流动还不够自由、经济结构还不够平衡。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效的体现是，国企占据着垄断行业和地位，经营绩效却相对较差，不具备竞争力；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的程度依然不足；中西部地区投资浪费现象仍存，导致地方债务高企等。经济结构不够平衡的体现是，在城乡之间、不同产业领域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依然比较大，这限制了消费增长，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要素流动不够自由的体现有：户籍制度依然对人口流动产生限制，外来人口长期在城市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农业发展中各种要素组合被锁定，城市资本很难进入农村发挥规模经济。

界面新闻：那您预计“十四五”规划会提出哪些相应的改革措施？

陶金：我想讲国企改革和城乡发展两个领域的改革空间，正如前面所谈到的，这两方面的深化改革可能为中国经济带来额外的发展红利。

首先，在国企改革领域，既要防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也要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让民营企业深度参与到国企经营决策中来，使其股份与投票权对等。从长远看，国企混改的目的就是引入更有效率的民营资本，而在行业层面，引入更多活跃民营企业可能还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因此，我期待在国企混改进行到一定程度后，能够看到更多竞争性领域和非国计民生领域向民企完全开放，让竞争性市场去锻造国企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户籍限制，鼓励农村人口进城、外来人口落户。不要惧怕大城市人口是否会过多，一方面，人口和城市自身会根据激励机制进行协调，自行达到均衡，另一方面，城市也需要有动力来推动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改善交通和环境，持续提高大城市的人口承载力。

界面新闻：您前面提到数字经济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增长点，那您对数字经济的发展有何期待呢？

陶金：新冠疫情下，我们看到数字经济呈现爆发式增长，这背后是近20年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厚积薄发。近年来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并非是政策，而是庞大的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企业家为满足新型消费和服务需求而做的自发努力。因此，在规模经济和企业家努力都未弱化的情况下，只需政策保持鼓励态度和安全底线，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仍然是巨大的。

不过，随着5G时代的到来，方向正确的产业政策有可能在本质上加速数字和网络经济的增长速度，因为5G的商用业务有效普及更有赖于政策的推动和政府对新基建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