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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樊纲:双循环的重点不是扩大内需,国企改革要防止民企国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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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樊纲:双循环的重点不是扩大内需,国企改革要防止民企国企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日前就“双循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宏观经济形势、国企改革、人民币汇率等热点话题接受了界面新闻采访。

2020年10月13日,深圳,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2020小蛮腰科技大会上发表演讲。图片来源:小蛮腰科技大会

记者 | 张艺

“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V’字型反弹,”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周二在公开场合说。他认为,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保持5%-7%左右的较高增长。

在当天IDG亚洲主办的2020小蛮腰科技大会间隙,樊纲就“双循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宏观经济形势、国企改革、人民币汇率等热点话题接受了界面新闻专访。

对于中央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樊纲表示,双循环包含扩大内需,但是这个概念的重点不是扩大内需,而是供给侧如何使得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更好地循环,更多的是供给侧的问题。双循环更不否定改革开放,国际循环更多的意义不在于卖出多少东西,而在于学到多少知识和技术。

对国企改革,樊纲强调要防止出现民企国企化现象。“我们要思考,如何真正实现混改,如何让民企机制融入、注入,使国企得到改革。我想这是这次改革的精神所在。”他说,“我们不缺国企,我们需要更多民企来支撑中国的创新发展。改革的方向是,在资本重组的过程中,让民企得到更好的发展。”

对于深圳综合改革试点,他指出,此次改革涉及的内容主要是要素市场。“如果要素市场改革到位,市场将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更高。不是给你一个降税、优惠、支持等礼包,而是通过要素改革来寻求增长。”

对于近期人民币汇率的强势表现,樊纲表示:“现在人民币的升值不都是因为人民币升值,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的贬值。”不过,人民币也没有贬值的理由,只是政策面需要思考如何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升大降。

中国经济已实现“V”型反弹

界面新闻: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8%。如何看待今年的经济形势及外贸形势?

樊纲:目前来看,我国进出口增长不错。中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实现了复工复产,但其他国家受疫情影响,复工复产没那么顺利。海外供给减少,需求增加,需求包括超发货币,给工人补贴。但当地供给没上来,因此,这些需求很大部分就变成了我们的外贸出口。

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V”字型反弹,GDP、工业生产、消费等都实现了“V”字反弹。这几个月的出口反弹得很强劲,据说往美国西海岸的运输船现在都很难找到,运费在暴涨。

从二季度的数字来看,只有中国是正增长,我们正在等“十一”之后疫情和经济恢复的这些数据。今年经济回升,包括明年的经济,应该说是比较有把握的,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格局。

从追赶指数来看,用人均GDP比标杆国家的GDP,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潜力,我们仍然可能有10年、20年正常的高增长,不要经济过热,5%、6%、7%左右正常的高增长仍然是可能的。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疫情,对于中国来讲,最大的挑战仍然是中美关系,这个所谓的百年未遇大变局。

长远来看,中国仍要发展外贸、国际大循环。中国仍是贸易大国,广东仍是贸易主战场。同时,我们有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条件,靠自我循环,都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即近期热点“双循环”的问题。

界面新闻:如何做到国际国内“双循环”?

樊纲: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现在市场对双循环有一些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不是中国就不要搞国际循环了,就以国内循环为主了?

双循环不否定改革开放,不否定国际大循环。我们要继续学习,要继续开放,要继续扩大对外循环。对中国企业来讲仍然是这样,对跨国公司仍然也是这样。跨国公司一旦进入中国,就是中国GDP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国内部循环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推动跨国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力量。

“双循环”中国际循环更多的意义不在于卖出多少东西,而在于学到多少知识和技术,假如断供,我们还能继续支撑发展下去。

第二个误解,双循环就是扩大内需?

双循环包含扩大内需,但是这个概念的重点不是扩大内需,而是供给侧如何使得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更好地循环,更多的是供给侧的问题。

内循环的第一条就是如何扩大自主创新。补短板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进口替代。我们要做一些替代,包括哪怕是“备胎”。继续保持开放,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使得我们的科研创新、科技创新能够真正起到创新的作用。

内循环第二条是体制改革。供给侧的、产业链的、供应链的,要消除产业链循环上面的各种堵点、各种梗阻。通常是需求拉动供给,但是经济学上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是供给怎么创造需求。深圳综合改革试验的政策重点就是改革,消除各种堵点。

正确地把握双循环的内涵,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发展动力。

界面新闻:“双循环”背景下,未来全球化趋势会怎样?如何看待部分“逆全球化”观点。

樊纲: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全球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首先,客观上没法改变。全球化最初是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推动的,这些国家的CEO现在依然在思考在全球配置资源。思考哪儿的利润最高,哪儿的回报最好。因此,全球化的源动力没改变。

其次,当年全球化发生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不是很情愿,有抵触情绪。但现在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他们也想全球化了。

所以跟过去相比,现在全球化的力量更强了,发达国家的企业想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也想全球化,趋势不可逆。

全球化不变,但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世界产业链会发生重组。多元化产业链是以后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世界产业链过多集中于某一国家和地区,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一地区出问题,就容易出现断供。

世界产业链重组主要在两方面。首先,区域性重组。地理位置上影响小一点,产业链不是在自己国家,也会放在离自己国家近的地方。三大时区可能形成三大供给体系。亚洲、欧洲、美洲三大时区各种市场要素都有,有市场、有资金、有科学、有廉价劳动力,可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其次,根据成本的变化,国际关系的变化,有些企业会进进出出。国际贸易关系也会影响企业布局,中国也有些企业需要走出去。

总之,虽会发生调整,但基本的趋势和逻辑不会改变。比如说市场在哪,中国这个市场谁都不愿意失去;比如基础设施在哪,有没有新基础设施,这一点下一阶段大家都会非常重视;有没有产业集群;政策环境怎样。

上述所有,中国都是有优势的。我们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400万到500万的工程师,科技发展,高水平人才非常重要的。

因此,有些企业可能会走,但会有更多的企业来中国市场。

深圳要通过要素改革寻求增长

界面新闻:当下正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不久前《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文件发布。政策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如何看待深圳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樊纲:首先,政策主要在于进一步发挥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的功能。先行先试的好处是,出问题也是局部问题,政策上就能放得更开一点。

在一个地区试点,看到问题、优势、劣势,再在全国推广。过去来看,在深圳试行的政策,很快也在珠三角等城市实施。广东、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一定意义上是享受特区先行先试功能的一些区域。

所以不光要看到措施,还要看到改革,用先行先试来推动全国性的改革。

第二,此次深圳改革涉及的内容主要是要素市场。过去是产品市场改革,但这次涉及的是资金、土地、劳动力、人口、社会管理公共要素等要素市场改革,这也反映出政府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领域。

如果要素市场改革到位,市场将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更高。不是给你一个降税、优惠、支持等礼包,而是通过要素改革来寻求增长。

第三,要加大国内循环。政策中包括对外资企业的措施,进一步鼓励外资投入,这是利用“双循环”更好地发展自己。

同时,深圳的政策也给大湾区的发展提出更多要求,是大湾区发展的一个重大推动力。

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让民企机制融入国企

界面新闻:《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国企和民企兼并重组,鼓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引入5%甚至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国企混改?

樊纲:过去一段时间,混改出现一种倾向,部分民企被兼并成了国企。比如说,国企因为纾困注资民企,注资20%、30%后达到了并表的规模,并表后,民企就纳入国企范围。民企的高管聘用、薪酬设定都要按国企的规则进行决策。一批民企国企化了,这不是方向。

我们要思考,如何真正实现混改,如何让民企机制融入、注入,使国企得到改革。我想这是这次改革的精神所在。也有很多文章可做。比如,给民企纾困后,让政府托管,之后再放回市场;比如,可以用基金去进行重组,基金买股份不构成股权,用基金投资的办法参与,不以控股为目的,只取得投资收益;再比如,重组完成后,国资退出,卖回民企。

我们不缺国企,我们需要更多民企来支撑中国的创新发展。改革的方向是,在资本重组的过程中,让民企得到更好的发展。应该大力发展民营企业,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创业。

民营企业在创新上面冒了很多风险。10个项目9个失败一个成功,这是风投的特点,国有企业很难去做这些风险大的事情。政府可以成立政府基金解决问题。现在的政府基金也称为引导基金,但是我认为政府应该跟投,而不是引导。让私人基金发现项目、评估项目,政府基金参与跟投,分担风险,再早退出,一旦基本成熟,把它让给私人基金继续发展,让民企赚大钱。

做正确的事,不干扰市场,尊重市场的创新,尊重企业、企业家、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能力。政府分担一些风险,让企业做主角,让基金做主角。各自摆正各自的位置。

政策面需要思考如何避免人民币汇率大升大降

界面新闻:人民币汇率近期涨幅较大,后期趋势如何?

樊纲:现在人民币的升值不都是因为人民币升值,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的贬值。

美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美国超发货币和债券,后续会有什么影响,美国大选是什么结果,美国的疫情控制会如何,都是重大不确定性。中国也有积极因素导致人民币升值,比如经济率先增长,“V”字反弹,控制疫情等。

人民币没有贬值的理由,但是不是要升得这么快、这么多,这是政策面需要思考的。任何一个货币当局都不会过多干涉外汇市场,但也不希望出现大升大降。现在政府调控不会做跟市场方向相反的事,而是顺其自然,但不大波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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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日前就“双循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宏观经济形势、国企改革、人民币汇率等热点话题接受了界面新闻采访。

2020年10月13日,深圳,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2020小蛮腰科技大会上发表演讲。图片来源:小蛮腰科技大会

记者 | 张艺

“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V’字型反弹,”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周二在公开场合说。他认为,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保持5%-7%左右的较高增长。

在当天IDG亚洲主办的2020小蛮腰科技大会间隙,樊纲就“双循环”、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宏观经济形势、国企改革、人民币汇率等热点话题接受了界面新闻专访。

对于中央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樊纲表示,双循环包含扩大内需,但是这个概念的重点不是扩大内需,而是供给侧如何使得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更好地循环,更多的是供给侧的问题。双循环更不否定改革开放,国际循环更多的意义不在于卖出多少东西,而在于学到多少知识和技术。

对国企改革,樊纲强调要防止出现民企国企化现象。“我们要思考,如何真正实现混改,如何让民企机制融入、注入,使国企得到改革。我想这是这次改革的精神所在。”他说,“我们不缺国企,我们需要更多民企来支撑中国的创新发展。改革的方向是,在资本重组的过程中,让民企得到更好的发展。”

对于深圳综合改革试点,他指出,此次改革涉及的内容主要是要素市场。“如果要素市场改革到位,市场将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更高。不是给你一个降税、优惠、支持等礼包,而是通过要素改革来寻求增长。”

对于近期人民币汇率的强势表现,樊纲表示:“现在人民币的升值不都是因为人民币升值,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的贬值。”不过,人民币也没有贬值的理由,只是政策面需要思考如何避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升大降。

中国经济已实现“V”型反弹

界面新闻: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8%。如何看待今年的经济形势及外贸形势?

樊纲:目前来看,我国进出口增长不错。中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实现了复工复产,但其他国家受疫情影响,复工复产没那么顺利。海外供给减少,需求增加,需求包括超发货币,给工人补贴。但当地供给没上来,因此,这些需求很大部分就变成了我们的外贸出口。

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V”字型反弹,GDP、工业生产、消费等都实现了“V”字反弹。这几个月的出口反弹得很强劲,据说往美国西海岸的运输船现在都很难找到,运费在暴涨。

从二季度的数字来看,只有中国是正增长,我们正在等“十一”之后疫情和经济恢复的这些数据。今年经济回升,包括明年的经济,应该说是比较有把握的,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格局。

从追赶指数来看,用人均GDP比标杆国家的GDP,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潜力,我们仍然可能有10年、20年正常的高增长,不要经济过热,5%、6%、7%左右正常的高增长仍然是可能的。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疫情,对于中国来讲,最大的挑战仍然是中美关系,这个所谓的百年未遇大变局。

长远来看,中国仍要发展外贸、国际大循环。中国仍是贸易大国,广东仍是贸易主战场。同时,我们有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条件,靠自我循环,都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即近期热点“双循环”的问题。

界面新闻:如何做到国际国内“双循环”?

樊纲:这是一个新的概念。现在市场对双循环有一些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不是中国就不要搞国际循环了,就以国内循环为主了?

双循环不否定改革开放,不否定国际大循环。我们要继续学习,要继续开放,要继续扩大对外循环。对中国企业来讲仍然是这样,对跨国公司仍然也是这样。跨国公司一旦进入中国,就是中国GDP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国内部循环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推动跨国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力量。

“双循环”中国际循环更多的意义不在于卖出多少东西,而在于学到多少知识和技术,假如断供,我们还能继续支撑发展下去。

第二个误解,双循环就是扩大内需?

双循环包含扩大内需,但是这个概念的重点不是扩大内需,而是供给侧如何使得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更好地循环,更多的是供给侧的问题。

内循环的第一条就是如何扩大自主创新。补短板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进口替代。我们要做一些替代,包括哪怕是“备胎”。继续保持开放,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使得我们的科研创新、科技创新能够真正起到创新的作用。

内循环第二条是体制改革。供给侧的、产业链的、供应链的,要消除产业链循环上面的各种堵点、各种梗阻。通常是需求拉动供给,但是经济学上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是供给怎么创造需求。深圳综合改革试验的政策重点就是改革,消除各种堵点。

正确地把握双循环的内涵,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发展动力。

界面新闻:“双循环”背景下,未来全球化趋势会怎样?如何看待部分“逆全球化”观点。

樊纲: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全球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

首先,客观上没法改变。全球化最初是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推动的,这些国家的CEO现在依然在思考在全球配置资源。思考哪儿的利润最高,哪儿的回报最好。因此,全球化的源动力没改变。

其次,当年全球化发生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不是很情愿,有抵触情绪。但现在发展中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他们也想全球化了。

所以跟过去相比,现在全球化的力量更强了,发达国家的企业想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也想全球化,趋势不可逆。

全球化不变,但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世界产业链会发生重组。多元化产业链是以后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世界产业链过多集中于某一国家和地区,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这一地区出问题,就容易出现断供。

世界产业链重组主要在两方面。首先,区域性重组。地理位置上影响小一点,产业链不是在自己国家,也会放在离自己国家近的地方。三大时区可能形成三大供给体系。亚洲、欧洲、美洲三大时区各种市场要素都有,有市场、有资金、有科学、有廉价劳动力,可以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其次,根据成本的变化,国际关系的变化,有些企业会进进出出。国际贸易关系也会影响企业布局,中国也有些企业需要走出去。

总之,虽会发生调整,但基本的趋势和逻辑不会改变。比如说市场在哪,中国这个市场谁都不愿意失去;比如基础设施在哪,有没有新基础设施,这一点下一阶段大家都会非常重视;有没有产业集群;政策环境怎样。

上述所有,中国都是有优势的。我们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400万到500万的工程师,科技发展,高水平人才非常重要的。

因此,有些企业可能会走,但会有更多的企业来中国市场。

深圳要通过要素改革寻求增长

界面新闻:当下正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不久前《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文件发布。政策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如何看待深圳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樊纲:首先,政策主要在于进一步发挥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的功能。先行先试的好处是,出问题也是局部问题,政策上就能放得更开一点。

在一个地区试点,看到问题、优势、劣势,再在全国推广。过去来看,在深圳试行的政策,很快也在珠三角等城市实施。广东、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一定意义上是享受特区先行先试功能的一些区域。

所以不光要看到措施,还要看到改革,用先行先试来推动全国性的改革。

第二,此次深圳改革涉及的内容主要是要素市场。过去是产品市场改革,但这次涉及的是资金、土地、劳动力、人口、社会管理公共要素等要素市场改革,这也反映出政府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领域。

如果要素市场改革到位,市场将进一步完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更高。不是给你一个降税、优惠、支持等礼包,而是通过要素改革来寻求增长。

第三,要加大国内循环。政策中包括对外资企业的措施,进一步鼓励外资投入,这是利用“双循环”更好地发展自己。

同时,深圳的政策也给大湾区的发展提出更多要求,是大湾区发展的一个重大推动力。

国企改革的关键是让民企机制融入国企

界面新闻:《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国企和民企兼并重组,鼓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引入5%甚至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国企混改?

樊纲:过去一段时间,混改出现一种倾向,部分民企被兼并成了国企。比如说,国企因为纾困注资民企,注资20%、30%后达到了并表的规模,并表后,民企就纳入国企范围。民企的高管聘用、薪酬设定都要按国企的规则进行决策。一批民企国企化了,这不是方向。

我们要思考,如何真正实现混改,如何让民企机制融入、注入,使国企得到改革。我想这是这次改革的精神所在。也有很多文章可做。比如,给民企纾困后,让政府托管,之后再放回市场;比如,可以用基金去进行重组,基金买股份不构成股权,用基金投资的办法参与,不以控股为目的,只取得投资收益;再比如,重组完成后,国资退出,卖回民企。

我们不缺国企,我们需要更多民企来支撑中国的创新发展。改革的方向是,在资本重组的过程中,让民企得到更好的发展。应该大力发展民营企业,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创业。

民营企业在创新上面冒了很多风险。10个项目9个失败一个成功,这是风投的特点,国有企业很难去做这些风险大的事情。政府可以成立政府基金解决问题。现在的政府基金也称为引导基金,但是我认为政府应该跟投,而不是引导。让私人基金发现项目、评估项目,政府基金参与跟投,分担风险,再早退出,一旦基本成熟,把它让给私人基金继续发展,让民企赚大钱。

做正确的事,不干扰市场,尊重市场的创新,尊重企业、企业家、科技工作者的创新能力。政府分担一些风险,让企业做主角,让基金做主角。各自摆正各自的位置。

政策面需要思考如何避免人民币汇率大升大降

界面新闻:人民币汇率近期涨幅较大,后期趋势如何?

樊纲:现在人民币的升值不都是因为人民币升值,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元的贬值。

美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美国超发货币和债券,后续会有什么影响,美国大选是什么结果,美国的疫情控制会如何,都是重大不确定性。中国也有积极因素导致人民币升值,比如经济率先增长,“V”字反弹,控制疫情等。

人民币没有贬值的理由,但是不是要升得这么快、这么多,这是政策面需要思考的。任何一个货币当局都不会过多干涉外汇市场,但也不希望出现大升大降。现在政府调控不会做跟市场方向相反的事,而是顺其自然,但不大波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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