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渝川  

美国历史学家、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所著的《清代战争文化》一书，探讨了一个中外历史研究领域通常较少注意到的问题，即清朝立朝、入关以来，到乾隆皇帝统治末年（1636-1800），不仅像之前汉朝、唐朝、元朝的皇帝那样通过军事行动开疆拓土，而且还开展了颇具新意的文化创新，即将清廷的军事行动、军事胜利广泛的融入文献、艺术、建筑。

这意味着军事文化、战争文化的常态化。通过这些做法，清朝皇帝不仅期待子孙能够传承尚武精神，而且也旨在构建清帝国臣民的共同体意识。从这个意义讲，清帝国的稳固程度要远远高于同时期称霸西亚和巴尔干的奥斯曼帝国，后者除了土耳其本土以外，其他领地、属地的统治相当松散，税收更是通过包税制来征收。

《清代战争文化》这本书认为，清朝皇帝塑造战争文化，源自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王朝兴亡教训尤其是辽朝、金朝、元朝败亡教训的解读，认为辽金皇帝、皇族在占据中原后快速汉化，也因此变得柔弱无力；而元朝则始终没有让中原和南方的汉人产生类似于汉唐时期的忠诚度。

书中认为清朝战争文化塑造分为了三个阶段，在1636-1681年，也就是清朝完成入关、一统全国的过程中，将满蒙以及汉军八旗制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八旗兵驻地成为单独的“满城”；第二阶段是1681-1760年，清帝国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并在东北与沙皇俄国交手，在西北与准噶尔部作战，并彻底将蒙古与西藏整合到统治体系中，这期间，皇帝基本上保留了每年狩猎的仪式，就是常态化的军事演习。这一阶段内，清朝皇帝在各地建造纪念性寺庙、纪念碑，将军礼制度化，制作传播军事成功的文本。第三阶段从1760年到1800年，这期间乾隆皇帝实现了其所谓的“十全武功”，包括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在西北的三次征服战争，两次抗击尼泊尔廓尔喀人的战争，以及在缅甸、越南的战争。清朝皇帝更是将相关的纪念碑、公共建筑、仪式庆典作为宣导军事成就、提高国民认同感和忠诚度的载体。

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1840年后清朝在抵御欧洲殖民者以及日俄侵略者中所表现出的孱弱无能，并不意味着整个清朝尤其是王朝的中前期也是如此。清朝政府塑造的战争文化，不仅震慑了潜在的反叛者，凝聚了社会人心，而且也让知兵、尚武之风在许多地方得到了保留。这就是为什么在清朝后期，地方军事化可以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得以实现——当然，这不能掩盖清朝朝廷和地方在军事思想、军事技术等多方面落后于时代的问题。

《清代战争文化》这本书探讨了清朝中前期尤其是乾隆年间，在各地建造的战争纪念物，比如碑刻。集中在北京和承德的各种重要战争纪念碑，也因此成为了重要的政治传统。宫廷画师还会应皇帝之命创作各种纪念性绘画来记录战事，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还曾委托法属东印度公司向法国商人下单，十六幅铜版画在巴黎制作完成后远洋运输到了北京。皇宫里还收录了一系列纪念战争的功臣像。

清朝规定了十八种军礼，包括阅师、命将、劳师、受降、献俘等。这些典礼仪式一般都会贯穿整个北京城。在1760年的献俘礼上，观摩仪式的外国包括法国、英国、荷兰、朝鲜、日本以及诸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出现了这些国家的国旗。

阅师就是阅兵，直接目的是展示军事实力。《清代战争文化》书中指出，在北京的大阅选择在南苑举行，有时皇帝会将阅兵安排到故都沈阳。书中援引《大清通礼》介绍了大阅的具体程序、规则，强调指出清代大阅的规则将内亚（草原）传统融入了源于中国中原的军礼。书中还介绍了命将等其他军礼的运作过程。清朝皇帝还通过批量刊印包括军礼仪式、战争过程的战图，向国外属国、贸易国以及国内臣民散发传播。

按照《清代战争文化》这本书的观点，清朝中前期历任皇帝非常娴熟的运用了战争文化来作为强化统治的工具。这一过程中，清朝政府整合了中国中原和内亚的传统，高频度的、利用各种方式和载体来尚武，来宣扬帝国实力。这些做法在同时期以及稍后时期的欧洲，也只有拿破仑才洞悉了其中奥秘。

所评图书：

书名：《清代战争文化》

作者：（美）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

译者：董建中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