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渝川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这场袭击一度被火奴鲁鲁市民误认为是军事演习，直到日军的飞机把炸弹和机枪子弹倾泻到了当地平民的汽车上。当地乱成一团，美国平民、军人面对袭击最多的反应是，呆呆的站在原地，或是毫无目标的向着能躲避的地方乱串。

日军的袭击非常猛烈，美军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摧毁了——袭击来自空中，也来自水上、水下的鱼雷或重炮攻击。美国人不相信这是真的。

“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的前弹药库爆炸了，‘爆炸声似雷鸣般巨大，声音从很深的地方传来，十分骇人’，蘑菇状的火焰直冲云霄，高达几千英尺。爆炸后几秒钟，燃烧的碎片如雨点般掉落在附近船只的甲板上。这一幕持续了很久很久。‘空中、火中和燃油里都有钢铁碎片，到处都是，’……‘有木片、甲板的碎片、帆布，还有尸体碎块……’‘亚利桑那号’的塔楼和起重机大角度歪向航道，梯子上倒挂着船员的尸体。爆炸顷刻间夺去了‘亚利桑那号’一千多名船员的生命，幸存者也有很多严重烧伤……‘他们被烧得全身发白，皮肤就像石灰水刷过那样白。他们的头发被烧光了，眉毛也被烧光了。……他们走起来就像机器人一样。他们的胳膊吊在外面，在外伸着……”

美国历史作家、海军历史学者、海军史领域的重磅奖项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奖和威廉·科尔比奖得主伊恩·托尔在其所著的《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书中指出，袭击珍珠港给美军带来严重损失，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不光是美军，还包括美国平民）的过度自大。美国人一直被其国内刻意塑造的舆论误导，以为日本空军的空中力量不值一提，“不过是二等货色的飞机再配上三等货色的飞行员”。但实际上，袭击珍珠港的日军驾驶员技术很高超，轰炸机投弹可谓百发百中，鱼雷机飞行高度很低，投弹准确度也很高，零式舰载战斗机跟在后面进行致命的扫射。

书中记述，当时的日军飞行员在一边轰炸或扫射中，还一边给地面上的美国人打招呼，或是嘲弄，或是表达某种歉意，或是看上去很客气的挥手致意。《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对于1941、1942年美日太平洋战场的激烈交锋的战场还原描绘可谓细致入微，让人能够最为真切的体察到现代战争的残酷性。

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几年前的西班牙，平民也是被德意法西斯的飞行无情轰炸或扫射；而在中国，日军暴行的等级就更甚一筹。但美国依然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孤立态度，对西班牙共和国保持禁运，虽然基于对中国的同情进行了一些军事援助，但日本依然是美国的贸易伙伴，直到日本的进攻兵锋开始威胁到美国以及荷兰、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才开始采取禁运措施。所以，美国当时遇袭，损失如此惨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坐视了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通过不义战争变得更为强大。

美军吸取了什么教训？

珍珠港遇袭的消息传来，美国全国都感到了愤怒以及恐惧。美国各地尤其是毗邻太平洋的西部海岸地区担心日军会进一步发起对美国本土的攻击。美国各地，包括华盛顿和纽约都实行了灯火管制。

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广播讲话，抨击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政体，痛斥日军对于美国带来的伤害。但他还必须处理好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国会议员和社会舆论提出了问责问题。

是的，遭遇危机事件确实往往存在不确定性，但损失程度却与有没有完备应对有关。珍珠港袭击的损失如此巨大，美国海军以及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毫无防备，而美国政府、五角大楼也没有建立起预案。

美国当时的海军部长诺克斯，以及太平洋舰队的长官被问责浪潮拖下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运气不好，因为诺克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周接受了媒体采访，声称美军海军防备齐全，不存在被其他国家突袭的可能。袭击爆发后，刊登了这篇采访的刊物还放在美国各地的报刊摊上。而太平洋舰队的长官确实需要担负领导责任。

但罗斯福并不愿意在问责问题上纠结。最终美国政府其他部门长官、五角大楼的大佬并没有卷入问责浪潮。之后因拙劣的指挥导致美国殖民地菲律宾被日军攻陷的陆军上将麦克阿瑟，甚至从菲律宾殖民当局那里提取了一笔资金后就率先跑路，也没有受到任何问责。

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之前被大大低估的日本军力之上。在此之前，虽然中国抗战已经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但美国人更愿意将这理解为中国国民政府的抵抗不力——美国人的这种自大，在之后依然保留着，史迪威自信如果能替代中国的蒋先生领导部队，就可以在缅甸横扫日军。但事实上，以巨大牺牲扛住了日军攻势的还是中国将领指挥的远征军。

当日军变得更自大

20世纪20-30年代，日本国内通晓外交和军事事务的专家型官员、军人一直在避免让日本卷入与美国的交战。这些官员很清楚美国的国家特征，概括起来就是而今我们耳熟能详的“交易的艺术”，只要能发展出利益，美国总能率先冲破意识形态以及地缘威胁的阻碍，与日本、苏联做生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先是援助伊拉克和阿富汗，而后又把武器卖给了已经跟美国绝交的伊朗。

但这一时期也是日本政治集中向右转的阶段。上述专家型官员、军人在好战派军人接连刺杀多位元老级政客所制造的恐怖气氛下，变得更加噤若寒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说到底都是日军军部少数军人的擅自所为，但日本内阁不敢阻拦，天皇也缺乏阻拦的意愿和胆量。就连南京大屠杀等暴行事件，中高层军官也不敢稍稍惩戒已经变成了兽军的下层士兵。

偷袭珍珠港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美国“逼”出来的。如前述，在保持多年的对日绥靖政策后，当日军出兵东南亚，美国开始对日采取贸易禁运，这无异于要掐断极度依赖于美国石油资源（二战结束前，世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出自美国，二战结束后，这一中心才因中东石油若干富矿的发现而发生了转移）和东南亚的橡胶资源的日本的军事供给源头。虽然日军中高层一如既往的恐惧着美国的军事能力，但美国的紧逼使得日本不得不选择“梭哈”。另外，德军在1940年闪电战击溃了法国以及一众北欧国家，这让日军冲淡了对于老牌欧美军事强国的忌惮。

《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书中用相当多的篇幅描绘了日美两方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海军将帅，如日方的山本五十六和美方的尼米兹。

山本五十六出身平民，他本身并不算是自大型军人，事实上对于日本进攻美国的设想保持了反对态度。但他又不是那种会顽固坚持自己军事理念的技术性军人（所以他这样一个平民出身的军官才能升任日本联合舰队的长官），而是反复高强度的训练日军的舰载飞行员，提高轰炸和扫射的精确度。但他的这些努力（对于日军行动能力的提高），相比美国卷入战争后的军事工业产能提升所带来的战力扩充，是渺小的：

“在1940年和1943年之间，英国的军工产量增加了2倍，德国和苏联增加了1倍，日本增加了4倍……美国的军工产量增加了25倍”。

所以，尽管二战太平洋战场的进展，从珍珠港到中途岛，有着种种的权变因素的影响，但战争最终取决于交战国的人心、工业基础，而不仅仅是好战者的意志。工业基础是保卫国家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上世纪后期至今的中国赢得和平环境的关键，就不仅仅是朝鲜战争所展现的团结和意志，而且更主要的是中国建成了完善齐备的工业体系。

所评图书：

书名：《燃烧的大洋：1941-1942，从突袭珍珠港到中途岛战役》

作者：（美）伊恩·托尔

译者：徐彬、王斌、王晓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