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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晓春:金融开放的下一步是要允许外资来华融资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原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指出,金融开放要做到对金融市场上的四大类角色都开放,这包括投资人、融资人、中介机构和经纪人。其中,尤其要加大对外资融资人的开放。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原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图片来源:受访者

记者 陈鹏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目标之一是要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

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原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指出,从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在机构准入问题上,至少从法律上来讲,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已经没有太大的再开放余地。下一步应加大对融资人的开放,允许外资到中国来融资。

“在金融市场上有四个角色:一个是投资人,有钱;第二个是融资人,要来融资;第三个是中介机构,这才是金融机构;除此之外,要有一批专门在这里做交易的,把市场流动性做起来。金融开放要做的是对这四大类都开放。”刘晓春在接受界面新闻独家采访时说。

“为什么蚂蚁要到香港上市,阿里巴巴要到美国上市,为什么不可以到上海来上市?上海已经初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只是初步,下一步的开放可能要考虑这些问题。新加坡交易所经常找中国的企业开座谈会,告诉他们新加坡交易所的上市规则有多么好,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上市。我们上海交易所的总经理是不是也可以跑到外面去宣讲?”

刘晓春表示,加快对外资融资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他提到,美元在过去20年变得更加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贸易量大增,进一步提升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别人支付给我们的几乎都是美元,等于美元的使用量增加了。包括我们大量的外汇储备,实际也强化了美元的地位。”

因此,他呼吁监管层在人民币管理上采取新的政策和方式,“使得不仅仅是贸易者,金融市场的交易者包括投资、融资,也都能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投融资对象也更加多元化,而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他说,“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有‘一带一路’,都是相互作用的。”

此外,作为从事银行一线管理工作30多年的银行家,刘晓春还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根据十九大五中全会公报,“十四五”期间(2021年到2025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

刘晓春指出,在市场建设方面,未来要更加重视规则的建设,尤其要重视执行规则,不能把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当作宏观调控的手段

“货币政策和财政手段可以跟着今年的指标调一下,但是监管政策不能也跟着调。法律和监管要有稳定性,只有这样,作为市场的参与者,才知道应该在什么规则下去运作,否则就没法形成规矩。”他说。

以下为访谈实录

界面新闻:在刚刚结束的外滩金融峰会上,王岐山副主席提出双循环下新发展格局重在顺应变化。就金融业来说,要如何顺应变化?

刘晓春:我们讲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格局。 我特别强调“循环”两个字,因为这之前我们已经在讲要扩大内需,这一次特意把它表述为“双循环”,实际上就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让供和需之间相互促进。在这当中,金融业当然要主动参与进去。

我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讲,经济决定金融,金融自然而然会跟随经济走;另一方面,金融怎么主动来适应趋势和方向的问题。这之中还是要强化市场力量的主导作用,最关键的是在于我们整体市场机制的建立和改革。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建立市场机制,实际上我们要更重视规则的建设,尤其要重视执行规则。比如说,不要把法律法规包括监管政策当作一个宏观调控手段。法律和监管政策当然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市场运作逻辑的变化有所调整,但是不能因为出现经济波动就去调,这个跟宏观调控手段不一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手段可以跟着今年的指标调一下,但是监管政策不能也跟着调。法律和监管要有稳定性,只有这样,作为市场的参与者,才知道应该在什么规则下去运作,否则就没法形成规矩,市场就会乱。还有,在政策和法律执行上面尤其要严格,不能区别对待,相机而行。

我想王副主席讲到的防止金融“三个路”(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要促进金融业发展,但促进不等于可以无法无天。放开市场的同时,必须加强监管,不能把这两个对立起来,好像放开就不用监管,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概念。我们以前之所以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放的时候,好像规则就无所谓了,收的时候又不强调市场本身的作用了。

界面新闻:从科技的角度来讲,数字金融的发展是不是会对金融监管带来一些挑战?创新和监管之间会有一个空档,出现监管跟不上创新的现象。

刘晓春:在新的科技条件下,要有新的监管,而不是说不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有好多人往往讲这个是新的,所以你不能按老的管,但是又不说应该怎么管,实际上言下之意就是说别管,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比如说无人驾驶,就必须要有一套无人驾驶的管理规则;飞机,也要有航道的管理规则。不能说管理飞机航道的规则一定比交通警察管理道路交通先进,这个没有先进落后、高端低端之分,只有合不合适的问题。

对于监管没跟上的问题,创新和监管之间是会有一个空档。实际上,不仅是科技,哪怕在自然条件下,我们人类的商业模式也在变化,包括不同行业内部,商业规则也是不一样。在这个变化当中,监管可能就没有跟上。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要想批评什么?如果是批评监管没跟上,那应该鼓励他跟上;如果是批评监管跟的不对,那又是另一个概念,这逻辑一定不能混。

第二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创新。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1+1=2的算术题,你是用笔算、心算、计算器算,还是用云计算算? 不管用什么算,1+1只能等于2,不能因为你用云计算,1+1可以等于5。

也就是说监管要坚持,你既然是做数学题,我就是用数学考试的方法来监管。我监管的是你算的1+1是不是等于2,而不管你用的是什么计算工具。

界面新闻:入世以来,我们在金融开放上做了很多工作,但外资金融机构的占比,比如资产占比、市场份额仍然非常低,并且还有所下降。比如2007年,外资银行资产占比大概有2%,到去年,占比下降到了1.56%。您认为,造成外资占比低的原因在哪里?

刘晓春:有关市场占有率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是由方方面面的因素综合决定的。开放政策与此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主要的。至少在金融领域,不能简单地以这个指标来评判我们开放程度的高低。

我想开放的目的当然有招商引资的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使得市场更加活跃,使各类机构在竞争中互相促进,至于在这当中你做得大做得小,有些可能是机构自己的商业决策。比如,一些日资、韩资银行来这里就是为了给来中国的日资、韩资企业服务的,服务的量、方式都按照总行要求来做,人家并没有想来做你本地的市场。

另外,也不能以此评判我们是不是对外资金融机构有约束。比如对银行来讲,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要有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外资银行就拿了这么一点资本金到中国来,那他就只能做这么大;就像一些所谓的金融科技公司,明明没有牌照,没有资本金,还想放贷款。凭什么让你放?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进入WTO以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银行顺应趋势,所以也有了这20年的突飞猛进,现在全球前十大银行里面一大半是中资银行。这意味着外资银行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业务量下降了,而是因为中国的银行业本身发展得更快,从比例上来讲,相对而言,它有所下降。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开放不够,而是他没有能力的问题。

也有一些外资银行可能戴着有色眼镜,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太大,所以总行规定他不能做,那么他就少了一大块市场,这来自他对中国市场的风险评价。此外还有本地市场认可度的问题,我们中资银行出去也是这样,这是金融和一般工商业不一样的地方。

此外,最近十多年,中国银行业在互联网技术方面发展得非常快,可以说走在世界前面。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构,在科技投入上是不足的,创新也是不够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没有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形成所谓的竞争效应。

我们原来都担心外资金融机构进来,是狼来了,但将近20年下来,一点波浪都没有,所以我说连鲶鱼都不是。

界面新闻:有的外资金融机构希望中方在发放牌照的时候,能把他们母公司的实力考虑进去。对于外资机构的这些诉求,我们应该怎么看待?

刘晓春:从金融开放的角度,我们对机构的开放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我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要进入美国市场,也要面临各种明的暗的限制,到其他发达国家去也是这样。所有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都非常慎重。中资银行在美国申请开分行也要申请好多年,有的要十多年才能申请下来,这个怎么说?

另外,机构开放后,业务准入、资格准入的开放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包括发达经济体也是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比如,新加坡最初是不允许外资银行做本地业务的,至少在90年代外资在新加坡只能做离岸业务。再比如,有些国家只允许做对公,不能做个人业务,还有的对设立分支机构有限制。种种这些,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定,不存在完全开放。

从这个方面讲,我觉得中国这两年开放得很快,尤其是银行系统,外资银行进来,只要办子行,基本相当于获得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牌照了,所有的业务都是可以做的。另外,这两年我们把除了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都放开了,取消了外资在中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1%的限制。从机构准入的角度讲,我觉得至少从法律上来讲,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再开放余地。人家进不进来是他的商业决定。

关于一些业务的准入,现在也开放得差不多了,可能有些方面会有一些限制。关于一些业务的资格准入,实际上是通用的,各国都一样。比如,开展资产托管业务一般都会对银行的规模、客户数量等等有要求,因为银行是面对大众服务的,你没有这些基础,也就没有资格托管,这是一个公平的规则。实际上,好多中资银行都没有这些资格。

至于有些外资银行提出的希望能看总行实力,你总行可能是大的,但你在这里是小的。我们的规则针对的不是外资,是面对所有银行提出的、公开的,所以我觉得提这种要求是没道理的。

从这个角度来谈开放与否,就有两个逻辑:一个是确实有一些针对外资的限制,另外一个,一些根据业务规律制定的规则,本身是公平的,不能因为你是外资就给你放开了。所以对外资银行提出的要求,我们要分清楚,而不是一股脑地认为,只要他提出来的,就都是对的。实际上外资有他的私心,不能因此最后造成对中资银行的不公平。不能像初期搞招商引资一样,因为是外资,就给他优惠,甚至有人还提出政策要向外资倾斜,那就更加错了。

当然,确实有一些问题可能要另外考虑。比如,我们对银行管理人的规定,有任期制、有轮岗,这实际上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是一种权力制约。但也有人认为,从事业务时间越长,经验越好,如果老是轮岗,会有问题。这是原来用于政府官员的一套管理规则,现在用到企业内部,怎么考虑?对外资银行来说,它在这里本身就没什么分支机构,这个问题可能更大。像这种规则可能是需要随着形势变化而有所变化。

总的来说,我觉得在开放过程中,政策不能搞倾斜,更不能在业务上搞优惠。

界面新闻:那我们的金融开放政策还需要做改进吗?

刘晓春:对于金融开放,我们前期有个观念是有局限的,以为金融开放就是让外资金融机构进来,外资进来,有外汇。对不对?也对,但基本上是招商引资的概念。

实际上,在金融市场上有四个角色:一个是投资人,有钱;第二个是融资人,要来融资;第三个是中介机构,这才是金融机构;除此之外,要有一批专门在这里做交易的,把市场流动性做起来。金融开放要做的是对这四大类都开放。

所以我强调,还要加大对融资人、对需求方面的开放。比如,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那应该是其他国家的融资人也能够来融资才对。为什么蚂蚁要到香港上市,阿里巴巴要到美国上市,为什么不可以到上海来上市?我们讲上海已经初步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只是初步,下一步的开放可能要考虑这些问题。新加坡交易所经常找中国的企业开座谈会,告诉他们新加坡交易所的上市规则有多么好,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上市。我们上海交易所的总经理是不是也可以跑到外面去宣讲?

这段时间,人民币汇率升值,人民币资产有了吸引力,但人民币资产总体还是中国资产。如果我们市场上可投资的不仅仅是中国资产,外资进来也不仅仅是买中国资产,那么对于跨境资金的进出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所以要从做事的角度,从基础开始,对融资人开放进行一系列政策设置,可能资本项目自然而然地就实现可兑换了,这比单纯地算计到底什么时候资本项目开放要好的多。并且,上海肯定是以人民币为主,境外融资人来融资,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我们讲,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有“一带一路”,都是相互作用的。

界面新闻:您也提到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上海本身有先行先试的定位,所以对于融资人的开放,您有什么建议?

刘晓春:比如说上海交易所可以让境外融资人来IPO,来发行债券。现在债券实际上是有的,有熊猫债,但还很少,能不能再进一步?能不能让境外融资人来IPO?然后从这个角度来制定一些政策。

我也建议,当国际融资人和投资人都进来以后,不能单独说国际投资人只可以投资国际融资人发行的股票,其他就不能弄了。如果需要有一个隔断的话,可以考虑能不能把自贸区账户的功能扩大一下,一段时间以后,再让这两个账户合并,来解决问题。

界面新闻: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说,从货币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美元将逐渐被人民币所取代。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刘晓春:我觉得能不能取代,是由许多因素综合决定的。要成为一个国际货币,有几个方面非常重要:一个是国家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实力;第二个是这个国家的总体信誉,或者说大家对你的认可、信任程度。

我们中国的银行跑到国外去,哪怕你跑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人家老百姓也不一定敢把钱存到你这里来,他可以认为现在中国很有钱,中国现在很强大,但是他可能还是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先进国家,你的银行也不一定是先进的银行。所以,虽然我们的银行在全球十大银行中排名靠前,但说句实话,人家可能还是更认汇丰、花旗。虽然他的规模没你大,还经常会发生风险,但是人家会认他,因为这个是长期的过程。所以达利欧是从长远来讲,这个都说不准。

界面新闻:所以在您看来,比如10年之内有这个可能吗?

刘晓春:在我看来,积极的因素是人民币会越来越受欢迎,这和我们自身有关。我刚才讲的开放,从实操的角度都能够强化人民币的使用,只要使用量大起来,占比慢慢就会高起来。我们是有这个基础条件的,我们在整个国际贸易,在每年的新经济增量当中,占了那么大的比重。

反过来讲,其实美元在过去20年变得更加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贸易量大量增加,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大幅提高,但别人支付给我们的几乎都是美元,等于美元的使用量增加了。包括我们大量的外汇储备,实际也强化了美元的地位。

所以,在人民币的管理上面需要有一些新的政策和方式,不仅是外汇管理政策,还在于怎么创造一些具体的业务,使得不仅仅是贸易者,金融市场的交易者包括投资、融资,也都能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投融资对象也要更加多元化,而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融资人的开放?就是这个原因。

再者,货币本身是要流通的,不流通没用,货币拿来以后,还要有东西可以投资。这个投资是指从储备角度来讲,可以有一个安全的、流动性很高的资产去投资,就好比美国国债。这是相互之间的,缺一环都不行。所以如果人民币真要取代美元,不仅是中国自身要强大,可能还有一个条件是美国真的衰落了,没有这个过程,我觉得你说远期怎么样,这跟没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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