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 （社会学家）
美国时评作家萨拉·肯西俄（Sarah Kendzior）曾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最了解国际事务的100人”。在她新书《近在咫尺》（Hidden in Plain Sight）中，肯西俄讲述了自己怎样从研究、报道东亚地区政治（乌兹别克斯坦），转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报道。早在2015年，尽管特朗普民调不如希拉里，肯西俄就预测特朗普会胜出，因为她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危机 。“在我看来，特朗普不是一件新事物，而是危机的高潮。”她写道。
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任总统，自1991年执政开始就宣称要“让乌兹别克斯坦伟大起来”，并将这一标语张贴在全国。卡里莫夫还把独立媒体称为“人民公敌”，不让公众知道危机事件的内情。他处罚政治劲敌、LGBT公民、虔诚的穆斯林和其他边缘群体。卡里莫夫与俄罗斯的关系微妙，还有一个喜欢穿着时尚、尽管没什么资历却热衷参与政治事务的女儿。
在多年研究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家族之后，肯西俄发现，历史要在美国重演了。2015年的经济下行和政治混乱，给煽动型政治狂人预备了舞台。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竞选策略也证实了她的担忧：他将经济危机推到移民和少数族裔身上，威胁那些不愿顺从的记者和媒体人，发誓要撤销一些法案，还对其他独裁者的大权在握表达出羡慕之情。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了现在，2020年美国大选来临之际。今年夏天，特朗普让国民卫队驱散和平示威的民众，并且发射催泪弹，在场的新闻记者、摄影也受到暴力袭击。根据一个监督国际记者自由和安全的机构统计，在民众抗议警察暴力的示威中，美国警方袭击记者的次数，多达200多次。无数类似的视频镜头让很多媒体从业人员咋舌，因为他们此前所见的这种对记者的暴力多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人普遍知道，媒体人报道的权力是受宪法保护的。但他们很多人也清楚地记得，特朗普早就在各个公开演讲场合，点名那些不正面报道他的记者，说他们是道德败坏的人渣，并当场煽动激进分子要暴力对待这些记者。
就在最近一次竞选集会上，特朗普表示，“拜登要是当选，不久之后就会被击毙。”跟特朗普意见不合的美国防疫专家福奇医生，还有最近与特朗普访谈的 “60分钟”节目主持人斯托尔（Lesley Stahl）也都收到过死亡威胁，需要全天保镖随行。
悲剧的是，正是那些被特朗普称为“人民公敌”、“假新闻”的美国主流媒体，把特朗普的言论传播到了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培育了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这些人又把特朗普送上台。
美国媒体2016年的失败
为什么美国人会在2016年选出这样一个“特离谱”的总统，这是一个缠绕美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很多人著书写作，想要理清头绪，新闻界学者也开始反省自身的问题。根据《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这份新闻的顶尖学术期刊，特朗普当选“要怪主流媒体，而不是假新闻”，因为主流媒体在不断嘲笑、揭穿特朗普的戏码时，制造出“过多流量的新闻”，远远盖过希拉里所受的媒体关注。这些主流媒体人士根本没有想到特朗普会赢，他们更没想到媒体的集体无意识传播，反倒成了特朗普的传声筒，助力他当选。并且，原本被期待为美国社会制造共识的媒体，当下却成为了分歧和敌意的源泉。
这个问题是媒体业后来才认识到的。2020年，有两个老牌媒体人评论说，“当时他们以为自己是帮希拉里，实际却成了帮特朗普。”两位经济学家Hunt Allcott和Matthew Gentzknow做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点：“在2016年之前的竞选期间，每个成年美国人阅读并记得的假新闻可能就几条，但他们却因此接触到大量支持特朗普的媒体内容，多过于支持希拉里的内容。”英国老牌媒体BBC也指出，尽管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100份纸媒中，仅有两份公开支持特朗普，但整个媒体行业未能在传递真相上用尽全力，这是新闻业的最大败笔。
主流媒体的短见，与特朗普这样一个善于使用电视镜头作为宣传工具的老手，构成很大反差。以CNN与特朗普的关系为例，他不断攻击CNN，让CNN也不断应战。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家伙，时刻带给媒体惊奇，给他的镜头很少被切断。结果是，CNN频道的收视率上去了，特朗普也收获了媒体曝光的名人效应。到头来最后输的是美国民众。正如次新闻（Vice News）新制作的纪录片《人民的敌人：特朗普和政治媒体》（Enemies of the People: Trump and the Political Press）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眼球经济’时代，而‘吸引眼球’就等于‘权力’。”媒体竞相追逐收视率的背后，仍是资本运作，因为高收视率才带来广告受益。2016年，当主流媒体还以娱乐化的风格，给特朗普各种上镜机会时，他们不知道自己脚下的政治版图已经开始震动了。而上文提到的肯西俄也写到，“特朗普的阴谋论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形式。”
法国社会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对西方国家的媒体宣传之悖论早有论述。在《宣传: 人的观念是怎样形成的》（Propaganda: The Formation of Men’s Attitudes ）一书中，他剖析了大众传播带来的社会性意识形态灾难，当发生在所谓新闻自由的民主社会时，意识形态的宣传更无处不在，民众的信念在不知不觉中，就被重新塑造（“洗脑”）。埃吕尔写到，“宣传是随着当前的新闻报道进行的，不可能让人停下来思考。一个人只能跟着某个新闻事件的报道周期走，他自己缺乏一种停下来的意识。这是宣传者最好的操纵方法，他只要一贯使用某一个主题，不断借着新闻事件表达出来，事件会过去，但那个核心信息会留在人脑中。尽管最好的方法是切断新闻，但那样很难做到，因为人等于否定他自身的持续性。”
美国新闻业2020的焦虑
到了2020年，主流媒体对该如何报道特朗普这次竞选，由于先前的教训更显得焦虑。一位媒体人说，“要看清你自己鼻子面前的现实，你需要不断地挣扎。”当作为现任总统的特朗普在镜头面前说出反科学、不利于疫情的谎言，甚至种族主义意味、怂恿白人至上组织暴力的言语时，一些媒体开始选择回避，不给他“上镜时间”，民众也开始抵制媒体反复播放这些言语，因为这些辞令已经在人们生活中结出了恶果。主流媒体人士普遍认识到，不能再因为一个人的言论奇怪、好笑，人们都爱看，而继续给他出镜的机会，特别是现在他已经成了一人独大的总统，他的话不仅有分量，而且有毒，甚至已经把美国社会的现实变成一个想要醒却醒不过来的噩梦，一场恐怖的真人秀。
政治成了娱乐秀，而“娱乐至死”的美国人，已经真的看到几十万生命在疫情中丧失了。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对美国的描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事实上，现代的主流媒体更是创造出了一个帕斯卡意义下的“无聊的娱乐”，满足人们好奇、惊讶、偷窥和揶揄，死亡和疾病中的痛苦转化为了媒体上的数字，真相被点击率所取代，在总统大选中，政治的德行和社会的团结，甚至道德基础都不再成为人们所关心和讨论的，相反，无论类似特朗普政治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好坏粗鄙，都成为了一种商品，而社会人则转变为了政治和道德价值的消费者。这就回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典政治哲学中对于大众民主退化最为担心的一个指标，那就是在人们的公共讨论中，已经没有了真理和善的影子，充斥的是各种的意见，媒体传播就不再是一个以理性、真相进行讨论的空间，而是一个为了实现资本-党派目的而让非理性和缺失道德横行的信息投喂的饲养场，从这个意义上，也正是媒体培育出了特朗普的支持者，然后选择了特朗普，如此循环，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何种民众对应着何种城邦”。
对于美国民众而言，在家办公给了很多人看新闻的时间，但要跟上媒体对多个同时爆发的社会危机（新冠疫情、种族冲突、警察暴力、政治分化等）的报道，每个事件的周期，都让人筋疲力尽。但是，如果不了解发生了什么，又无力抵挡大量虚假消息。在某种意义上，2016年媒体集体眩晕的后果，到了2020年才让美国民众都尝到了苦头。人们看到这位已经变成“美国小丑”的总统，虽然“永远都很有娱乐性”，但却不断制造出极其不负责任、恐怖的事件（最近一次是10月26日在奥马哈的竞选活动中把大量支持他的人滞留在温度零下的机场数小时）。
媒体的权力、伦理和历史的车轮
如果新闻人士都像旋转盘上不停运动的仓鼠一样，连跟上特朗普“造”的节奏，都气喘吁吁，那么新闻业有可能扭转自己的失败吗？长期以来，美国新闻界的伦理标准，虽然存在，但都在日复一日的报道中，不断被忽略。新闻作为一个门槛不高的行业，充斥着大量应届毕业生和初级水平记者，转行替换率非常高。还有一个现象是，报道政治的记者，不太熟悉宗教或其他文化领域。这种缺乏跨界知识的积累，让他们对宗教右翼的报道常常失真，有时甚至随着后者的修辞走。
传媒学者昆汀-舒茨（Quentin Schulze ）曾谈到，在世俗化的美国社会，媒体人士是新兴的“大祭司”，是他们决定民众看什么、想什么。媒体界一些年轻明星记者，甚至可以对大学里著书立说的教授们呼来喝去，认为给你一个访谈的机会，就是看得起你。例如，我们的朋友、女性历史学家Kristin Kobes Du Mez最近出版了一本学术畅销书，而一位连续访谈她一个多月的记者，模仿她书中的第一章结构和观点，写了一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成了“爆款”新闻评论，但评论全文对书和原作者一字不提，似乎都成了这位记者自己的思想。显然，这位女记者明白自己的权力很大，可以无伦理而不被追责。学者朋友和她的出版社都写信交涉、抗议这种侵权行为，但最后因为精力和成本也只能作罢。
就我们自己的经历和观察，美国媒体非常适合此类投机主义者发展，事后又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例如《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和“公共信誉”（Public Integrity）这样的业界监督机构，也只能发文章指出错误，没有具体纠错策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一部分民众之所以接受特朗普攻击媒体的措辞，宁愿相信福克斯（Fox News）的可能和事实完全相反的新闻，也会对主流媒体避而远之，部分原因正是这些媒体在破坏自己的公信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为福克斯这样的媒体平台提供合法性，即便福克斯制造了大量导致观众误解新冠疫情的信息，间接造成感染和死亡，美国也没有任何机构能对它进行约束或制裁。目前，已经有一些丧亲的家庭通过法律起诉福克斯，但那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漫长的诉讼过程。
大选结果揭晓在即，美国主流媒体开始讨论如何报道接下来的一系列政治交接或动荡，因为特朗普已经在不同场合都暗示他不愿意接受自己输的结果，而且已经开始用最高法院出台各种法案，压制选民投票。与2016年相比的一个最大变化是，媒体人士也神经紧张，选举后的暴乱“可能发生在美国”已经不是天方夜谭。特朗普撼动了很多人过去所持的“美国特殊论”，让我们知道这个制度是如此的脆弱。本来我们需要思考和反思的是，是什么导致了美国民主和社会的退化和危机？是什么使得公共理性的对话消失殆尽，只剩下兜售各种意见的蛊惑者，以及各种阻碍人交流思考的意识形态的标签？然而，媒体人士所关注的，可能仍是下一个大新闻，而不是之前报道出了什么错，更无法反思媒体文化的整体失败。美国媒体在过去和现在的失败，要怎样清理、反思和改正，估计这项任务只能交给历史学家了。可惜的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人们总是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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