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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零点，列车正在攀高。Google Map显示，我们正在翻越昆仑山脉——地理课本上说的“中国地形三大阶梯”中的第一阶梯。
我望向窗外，黑咕隆咚的，没有一星光亮，除了轨道旁土地上飞逝的雪影子，什么都看不到。夜里的青藏线就像架设在空阔的黑里，火车倾斜着凭空往更寒冷寂静、空气更稀薄的高处爬升。
Z917从兰州开往拉萨。我在格尔木上车，去唐古拉山上的沱沱河镇。
年末，上高原的外地人不多了，列车挺空。整个车厢九成都是藏人，三五成群地聚坐着，看起来都是携家带口。大人一个个面庞黝黑，小孩子的脸红扑扑的。两三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穿着色泽艳丽的藏袍，灰白发辫编得精细，点缀着发饰，显得隆重。小伙子们精力旺盛，买零食、打水、抽烟，在过道来来回回地走，步子大而利落。亲戚们闲聊起来，分享吃的喝的，不时有人没头没脑地哼几句调子，也有人用手机放起歌儿来。车厢轻松热闹。
但这时夜已深，整车都很安静。隔壁穿红羽绒夹克和旧军绿裤子的藏族大哥头冲内侧卧着，左手搁在腿上，手腕上的镶金手表、手指上的五圈金戒指，很是瞩目。
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的目的地是沱沱河镇上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海拔4538米。在那儿，我将完成为期一个月的冬季志愿服务。
三点一刻，火车到达沱沱河站。我和同批的志愿伙伴走上站台，接站的志愿者朋友迎过来，伸手指天，“看！流星！”我一抬头，星星繁密地铺撒在深蓝绒布一样的夜空中，又大又亮，一颗流星正巧划过。
2
呼吸在这里感觉短了半截。不过很快我就适应了平缓的节奏。我常拖着步子，慢条斯理地在沱沱河镇闲逛。
保护站是栋两层的红色小楼。横跨河道的沱沱河大桥脚下，有一片下沉的沙石空地，它就临河建在那里。小红楼身后空阔无际，远处是土黄的河岸，再高再远就剩漫天湛蓝，这么层次分明地一直延伸去。桥头这方天空总有三五只硕大的黑色渡鸦平稳盘旋着，滑行好一阵才扇两下大翅。
保护站外还有一个红色小屋，是净水间。站内分隔成一个小型展厅、卧室、厨房、办公室等生活区室。冬季驻站的通常只有一两个管理员、四个志愿者。
我们需要一日三次测量全站温度。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每天清晨测温。这里八点半天亮，室外零下二十多度，门锁上结了厚厚一层毛茸茸的冰霜。我带好手套，把衣领拉到最高，这才鼓足勇气，用力拉开冻住的门。即使带了手套，每天到了室外，一抻手，拇指尖结了痂的伤口就会再次裂开，血从创口贴里渗出来。这个在格尔木冻裂的口子，整整一个月都无法愈合。
晴天时，我在屋里看着窗外，总要挣扎一会儿，害怕错过太阳，又害怕寒风刺骨。但最后总还是出门。
镇子很小，沿109国道两侧的两排平房。保护站在北端，往南走，右手边是几家门脸黑乎乎的小汽修店，店门口空地上，总有几辆皮卡敞着盖。接着是唐古拉卫生院，这大约是镇上最大的空院子了，冬天没有人。再往南，路两边大多是简陋的宾馆、超市和小餐馆，灰头土脸的小平房，侧墙用油漆刷着大字“禁止随地大小便”，门口挂着厚重的布帘，一半歇了业。不到两百米的加油站就是镇子的尽头了。
如果没起风，我喜欢沿着国道西侧往南走，走到头再沿东侧走回来。沱沱河镇是进藏必经之路，冬季虽少了游客，运货大车依然不少，司机在这里停靠休息。大车到了这里，也开得静静的，慢慢的。黑棕色的野狗长得凶狠却没有气势，在路上游荡。焚烧垃圾时，路中央的大铁皮炉子上就腾起滚滚浓烟，整条路都弥漫着烟味。镇上寂寥，连人咳嗽的声音都清晰分明。
3
才仁是保护站管理员，沱沱河本地人。我们抵达那夜，他开车带着两个志愿者来接站。当我们仰头看着流星时，他闷头走过来，一把拎过行李，一声不吭走了。
他个头不高但很壮实，黑沉脸，厚眼皮盖着大眼睛，看起来面色严肃。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沉默和严肃都是假象。
每天饭后，大家总是先赖在座位上闲聊一会儿。有人烧水泡茶，另一个人就拿出瓜子，茶话会就开起来了。才仁喜欢讲故事，声情并茂。讲初恋，上一分钟挺胸脯说，“当然一周就追到了”，下一分钟就满脸羞涩，一只手捂在胸口一上一下，“紧张得扑通扑通的”；讲学校门口的混混，他岔开腿往地上一蹲，伸出两根指头放在嘴边摆出夹烟状；讲保护站建站时的开会场景，他先扮演创始人杨欣，一抹下巴假装有一把大胡子，板起脸孔粗着嗓子道：“我关注长江源12年。每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责任！”别过脸又演他的本地朋友，歪脑袋叼根烟，尖起嗓子不屑，“这老头，吹牛逼吧？”——活灵活现，一桌人笑得停不下来。
有一回，讲起鬼故事，大家轮番讲，到了第三第四个故事，气氛就冷下来了。我们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听着。才仁突然“啊”地一声大叫，跳起来，大家齐声尖叫。我们抚着胸口回神时，他就在一旁乐得拍大腿。
才仁的灵异故事是亲身经历。小时候，他和邻居家放羊的地方有个土窝子，里面有两个骷髅头，传说无论分开多远，第二天它们都会回到原处，摆在一起。“真的吗？”我当然不信。“真的。”他露出诚恳的表情，“我和邻居家小孩每次放羊一定要一人拿走一个带回家的，第二天一定又在那儿。”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带啊？”“就是不相信啊！”
才仁5岁半学马，爷爷把他放上一匹不加鞍的悍马，马背光溜溜的，他一下就被甩出几米远。要是敢哭，爷爷就把他拎起来往更凶的马上放。6岁，他成了赛马会的骑手。爷爷说，你这样的，就是要留在草原上当雄鹰啊。可是9岁那年，妈妈领他去拉萨玩，取了整叠钞票随便花。狠玩了两三天后回到家，妈妈问他，大城市好吗？他说，好好好。妈妈说，那你要不要读书去？他说，好好好。便离开了家。
才仁爷爷是当地唯一的天葬师，原本一心指望把这门手艺传给他。才仁七八岁时，爷爷就把他收作助手，手把手带。人死了被运送到天葬台，天葬师先诵经招鹰，然后用刀片肉。“嚓嚓”两刀先把神经割断——这一步骤，没手艺的假天葬师便不懂，一下刀触到神经，死人抬起胳膊就是一巴掌。片肉不到两小时功夫，一边片，一边抛给围等在一旁的秃鹫，削完肉，用锤子砸碎骨头，也扔过去。
藏传佛教讲究人死后必须如此把肉身分干净，才算是安然走了，否则灵魂永远留着不得安生。
才仁7岁就当了天葬师！“真的啊？”“当然是真的！”他又露出诚实的表情，不笑，直视着你点头。我问，到底鹰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念经，声音低低的。秃鹫听到经文召唤，就飞来了。有的千里外赶来，到来时已经累得根本没力气吃了。会招来上百只呢。”“上百只？”我说，“那岂不是遮天蔽日！”他想了想说，也没那么夸张。
天葬台在保护站西南方向大约八九公里的山坡上。山坡倾斜得很，刺骨狂风刮着短草茬子，荒了多年的一座小石塔、一条石堆和矮矮的天葬石台，散在黄草甸上，彼此相隔几米。砖砌的方形石塔是用来供石佛像的。石塔下坡一点儿的石条由许多刻着经文的石片堆叠而成。天葬台是个一人长的石头床板，东西向，只高出地面几公分，头那端竖着一根石柱，底部堆着碎石和一块刻着藏文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的小石碑。台子一角散落着几柄短刀和小石锤，覆着锈渍和土黄。
才仁到底没有继承爷爷的事业，读书去了。后来爷爷退休，沱沱河再没有天葬师。这里死了人，只能送到拉萨或者那曲办天葬。至于那些地方的天葬嘛，才仁说，“都职业化啦”。只要请到专业念经的人就能办个天葬场，再找个尸体解剖师就成了。解剖师多得很，没准就是个兼职司机。才仁空握方向盘，假装接个电话，“啊？死人了，马上来”，然后作势划刀。
那儿的秃鹫也职业化了，每天在天葬场蹲点，吃饱就飞不起来了。才仁学胖秃鹫的样子，弯腿撑掌，缩着脖子，眼珠子滴溜溜转。
4
在沱沱河镇，绿色江河开展了三个生态环境保护项目：长江第一峡谷烟瘴挂的生态调查保护，班德湖和杰比湖的斑头雁守护，以及委托自驾者去格尔木时“带走一袋垃圾”。
进入冬季，前两个户外驻营项目都暂告一段落。自驾旅游的车也少，我们定期分类打包生活垃圾，等定点超市的运货车下山时，捎到格尔木回收点。
过路来访的游客也很少了。我来的第二天，一个本地人带着几个领导来访。志愿者照例讲解，说到斑头雁，本地人指指墙上的图，“啊对，就是这个，蛋很好吃。” 隔天来的是个独自徒步的小伙，辞了职，挑了最冷的季节和最难的路，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徒步，从天津走到这儿。
再往后，气温又降，就再没游客来了。
例行的工作除了每天测三次温度，每周六还需要取一次沱沱河水样，以供研究。天越来越冷，在河面上找到一块易于凿碎的冰面更加难了。我们循着渡鸦低飞的位置去，它们喝水之处往往能找到化冻的冰面。
我们的另一项任务，是到牧民家做熊害调查。冬天，牧民们转移到冬窝子，留下的空房常常遭受熊的洗劫，熊闯入房子又拉又吃，吞了食物破坏房屋，造成牧民很大的损失。有时人熊遭遇，还会出现人员伤亡。因为熊被列为保护动物，打不得了，这几年的熊害就更加严重。
每次我们都要进山，才能完成一份熊害调查问卷。
沱沱河镇上只有几户藏民，几乎都已退牧。牧民们大多住在山里，每家都有多处居所，四季迁徙，以保证牧草生息。一户户彼此相隔。空阔无边的一个大山坡，只有那么一间矮房子和边上的牛羊圈。
牧民家总有股奶酥味儿。长条形的铁皮炉子，用干牛粪灰生火，烧得屋子暖融融的，炉子上摆着三四个壶，有的烧水，有的烧茶，烧滚的水珠从壶盖冒出来，在铁皮炉面“滋滋”地滚。牧民周到而慷慨。桌上总是摆着糖果饼干，也一定少不了一整盆的牛羊肉，几把锋利的小刀插在盆里。盛酥油茶的小碗花纹精美繁复，杯里总是满的。语言不通，依靠才仁的翻译，我们几分钟就能填完一份调查，剩下的时间便埋头吃喝。
除了轮值做饭那天，一天的时间总显得很长。人好像也获得了长足的耐心，可以一坐一下午，慢慢画好一枚保护站的石头。
入冬后，保护站的日常污水排到封冻的河床上就立刻结冰，很快在排污口堆起厚厚的小山包，乍看也和河面一样，一片脏土黄。但稍一走近，一股被冰封的冷冷臭味就扑鼻而来——这片冰里，混杂着我们的屎和尿。
为了不堵住排污口，我们隔三差五就得凿一次冰。
男人们拿十字镐凿冰面，女孩则负责用铁铲子把凿出来的碎冰运往远处。大的冰块足有石头凳大小，要三个人才能搬动，只能用劲把它抬上冰面，推远。第一次铲冰，我不得要领，一铲子下去，常常铲面一歪，斜斜插进碎冰里。我胳膊没劲，更何况在高原，挥一会儿铲子就累得再也抬不起来。但很快我就找到一种扫冰的办法，把铲子靠在腰侧，一手握低，一手握高，以腰为杠杆支点，把碎冰块往外扫。
在冰上站一小会儿，手脚很快就都冻僵了。但干着活，背上就慢慢发热冒汗。我们的头发耷拉下来，碎发落在面前，呼出的热气在碎发上凝结成冰柱。
凿上两三个小时，大家都累脱了，集体停下喘歇。才仁抓起一块碎冰，“这就是我昨天尿的？”
5
抵达沱沱河一周后，终于有个机会出门放风——我们要给一个考察团队带路，前往通天河口。
早晨8点出发，我们坐上白皮卡，拐出公路上了草原。天还没亮，从车窗看出去，云层极厚，压得很低很低，和地面之间只留出一绺毛毛的缝隙，透出又短又窄的一小层发金光的红边。我一路盯着那层光亮，看它慢慢长长。
车颠簸得很厉害。我们一下下地被用力抖起，包、水壶和人都在空中散成一团，再重重落下，感觉骨头都散架了。才仁说，土路就是这样，上了高速就好了。
那层金边随着天光放亮愈发黯淡，天慢慢亮了，窗外矮矮的黄绿色草甸一大片一大片，颜色枯薄，看起来营养匮乏，却显得坚韧。
尽管一条胳膊死死握紧车门上方的扶手，我们还是一直被颠起来撞向车顶。才仁笑说：“今天回去，你们的头是扁的，这辆车的车顶都是包。”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会儿已经上高速了。“啊？这就是高速？”我们惊道，一边还在颠着。
这里有不少碱水湖，不结冻。我们的车一路碾过几条浅浅的小河道，激起两束水花。下了车，我们踩着粗质的沙土粒往前走，沙质越来越细，渐渐走到了月牙弯状的断崖边。才仁说，断崖壁上是云母石。不知是否是沙土覆盖的缘故，崖壁看起来依然是深浅斑驳的棕和土黄。断崖下是一大片河滩流域，河流弯曲交错的呈辫状分布，阳光斜照下像交错的银带。这是尕尔曲河与长江南源当曲河的交汇处，通天河从这里开始。我们站在高处，六七头藏原羚在错综的浅河间奔袭。
再往前，就到了长江正源沱沱河与南源当曲河的交汇处。沿着乳白的冰面往里走，河心处，冰化成了亮晶晶的流动河水。
在通天河，牛逼老爷是这一带的传奇人物。牛逼老爷真名叫仁增多杰，是当地最早有车的人，早年“绿色江河”刚到沱沱河开展工作时，请他做向导。仁增多杰性子直又骄傲，偏偏前来的“绿色江河”元老孙野也是个硬骨头，两人不太对付，孙野就结账把他解雇了。很快，失去向导的车队陷进河里，仁增多杰这时开车前来，故意慢悠悠地从深陷困境的车队边驶过。孙野无奈，“这人真牛逼啊”。
车队解围后，孙野问他名字，他没好气地说：“牛逼多杰！”
才仁说，牛逼老爷家的羊肉最好。当地人都知道，买到他家羊肉，不能卖，要留着自己吃。牛逼老爷母亲的天葬是才仁爷爷带着他办的，于是结下了交情。可惜这一天，牛逼老爷家没人，车驶过，只看见原野上空落落的矮房子和羊圈。
跟才仁出门总是有点奇遇。
有一回我们遇到灭杀鼠兔的队伍，一群人分散开来，把拴着鼠药瓶的长杆一一探进草原上的鼠洞里；另一回我们沿路捡了好几张已冻得干硬的生羊皮，渡鸦抢先一步啄破了边缘。有时我们路遇成群奔跑的藏野驴，好奇地停下观望我们；有时是三五只藏原羚，有白色桃心型的屁股；有时大鵟在我们前方突然展翅冲天。
这辆白色的四驱皮卡蒙上了灰黄的沙尘，显得很沧桑，前窗右上角有一片面积不小的碎裂痕，像扒着一只大蜘蛛。但它冲劲十足，爬坡、下冲，一路颠簸地奔驰。所谓的路只是黄沙原上的两道车辙，才仁总是大开音响，跟着颠簸中断断续续的音乐一路激昂起伏地唱。我看不见前面的路，只觉得车在云层覆盖下的茫茫原野上顽固地向前奔突。
一片苍茫，不知才仁为什么总能清楚地记得，哪一片湖是在哪座山后，去哪个山丘又要跨越哪一条河。他说：“我们到了大城市，也觉得每栋楼都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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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作结束又闲来无事时，我喜欢在沱沱河镇游逛。但这么小一个地方，能逛的就只有小超市。
“玉虹超市”是保护站定点采购的蔬果超市，老板娘玉虹是青海人，三十左右，精瘦干练。有时买完菜，我就在她店里的火炉边坐坐。她用微信和在家乡的孩子联系，有时听到她教孩子解数学题，急起来就骂两句。
“家乐超市”是两个姐妹开的。其中一个每天都精心打扮，眉眼嘴唇都画得精细，永远坐在柜台前全神贯注地玩“连连看”，客人出门前她适时地说一句“慢走啊”，就又埋下头。
我拎着在“家乐超市”买的零食走进“南方超市”，开店的是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妻，湖北来的。每次一进店，老板娘的眼睛就盯着我手里的袋子，仔细比对各家超市的进货情况。夫妻俩都爱说话，“怎么来了这个地方，你看，什么都没有”，男老板问我。“那您为什么来呢？”他笑个不停：“想不开就来啦”。女老板就现实多了，临走又补了一句：“我们家比别家便宜，兵站的人都来这儿，再来啊！”
镇上唯一的藏式茶馆是“德吉茶馆”。茶馆有五六桌位置，到了晚上生意总是很好，客人几乎都是进藏出藏的过路藏人。每桌点上一暖壶酥油茶，一人一只茶碗，再要上一盘碎肉饭，拌着拉萨辣椒面。
冬至那天，茶馆的老板索多带着一暖瓶酥油茶到保护站和我们一道吃饺子。索多是个壮实的汉子，方宽脸庞，细长眼睛笑眯眯的。索多汉语挺好，但也不能说得太复杂，便总是笑。索多学了一句日语，阿里嘎多，就总挂在嘴上。
索多一来，我们都叫他阿里嘎多。
7
到保护站十几天了，一直没见到保护站的站长。有天下午，吐旦载着一车物资回来了。他瘦窄脸，额头很短，浓眉之上几道抬头纹，齐耳的头发梳成三七分。比起镇上的人，吐旦的肤色特别白，络腮胡让他看起来有些沧桑。吐旦三十多岁，也是沱沱河本地藏人。
他面无表情，径直走进门，一边撸袖子一边问：“干哈呢？才仁。”
这一开腔，所有人都笑了——一股浓重的东北大碴子味儿。“吐旦，你到底是不是藏族人？”“吐旦，你在东北呆了多少年？”吐旦就装傻：“咋地啦？”
吐旦的东北腔到底哪来的？才仁说，吐旦看了好多遍《乡村爱情》。
吐旦自己说，这得从他七岁那年讲起。那年冬天唐古拉山发生了一场大雪灾，大雪封山，冻死牛羊无数。不久，政府在镇上公路边设了安置房，又出动推土机开路，把山里的牧民转移过来。镇上各种人都有，有藏人也有汉人，有牧民，有士兵，也有做小生意的。吐旦出门放羊，姐姐就教他一句汉语——“听不懂”，交代他，如果有人跟他说话就以此应答。吐旦念叨着“听不懂听不懂……”，就出门去了。镇上人可多啦，他一紧张，三个字忘了，赶紧跑回家，再学一遍，又叨叨念着出门。镇上兵站有个当兵的，每天闲得无聊，看到一个小孩儿一群羊，就凑过来逗着玩儿。吐旦连连喊“听不懂听不懂”，撒腿就跑。
故事扯到这里，吐旦说，“那个当兵的，应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汉人”，他摆出认真思索的样子，“那个人很有可能是东北人，我应该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后来我们发现，吐旦特别喜欢东北，他没事儿刷着手机视频“嘿嘿”乐的时候，十有八九都是东北段子。
不过，小时候住在镇上的那段日子确实充满惊奇。除了汉人和“听不懂”，吐旦还第一次看到空投物资的直升机，第一次吃到月饼和黄瓜，第一次知道唐古拉山镇之外还有好大的世界。于是，读完小学，吐旦就去了格尔木继续念中学。
假期再回到家，吐旦发现自己不会放羊了——他再也熬不住那晨起出门日落而归、空对大山蓝天的漫长一日。吐旦知道，自己回不到草原了。
暖和的季节里，吐旦和才仁都是带队进山、户外驻营的主力。但在无所事事的冬季，吐旦就成了保护站的全职管家，算账管钱、设施维护、汽车检修……大小事儿都要操心。
吐旦一回来，就让我们清点物资，填交接表。净水间的管道冻住了，盥洗室的水管也冻住了，他就忙忙叨叨地走来走去，换暖气片，调试加温设施。设备们很争气地一直撑到他回来，才发生故障。办公室的半排灯管坏了一周，因为仍足够照明便没人搭理，吐旦马上留意到，更换了。
他也特别讲规矩。厕所门要轻开关、餐桌底台不能翘脚、办公室桌面不要放水杯……我们以前过得随意，常常忘记这些细枝末节，他也不批评，巨细靡遗地解释为什么不能这个、为什么不能那个。
只要吐旦出现，保护站就会冒出很多活儿。
8
一个月快过去，我在沱沱河散步的路程越拉越长，渐渐从公路一直走到下草坡，步履轻慢，绕开铺在地面的点地梅和一小簇一小簇茸毛般的火绒草叶。有时碰见洞口的鼠兔，与我对视好久。我不再畏惧狂风，有时顶着风雪，一走三四公里。
临走前几天天气温暖，有那么一天，沱沱河甚至化冻成了早春模样。我盯着波光粼粼的河面，依然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
这个夜里，天悄悄地落了雪。清早我照例早起测温度。拧开门，踏下门外铺着薄雪的两层台阶。雪已经停了，屋外的空地上、露天搁置的轮胎上，都覆上了薄薄一层雪，均匀、平整又细密。不远的公路上，大卡车无声无息地缓慢开过。
除了那句万能藏语“哦呀”（好啊），我还学会了藏语里的“三字经”，得以装模作样地和才仁互飙狠话。才仁送了我一个藏族名字——巴桑多杰，意思是霸道的金刚石。
我最后一次去南方超市。老板两口子为了省下走亲访友送红包的钱，今年不打算回家过年了。他们与我道别，男老板说：“还要再来呀！沱沱河——中国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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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图片都由黄昕宇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