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乌托邦的整个理念似乎无可挽回地受到玷污。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主义尝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土崩瓦解，人们因此形成一种观念：幻想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便是一场重大的运动。类似的尝试看起来是如此诱人，以致于种族屠杀不可避免地紧随而至。

任何由最高（或最低）的理想主义演变而来的极权体制都可得出这一教训，比如红色高棉、阿根廷的威德拉政权、纳粹德国。当时，人们认为最好不要寄望于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是学会适应现有的这个世界。很显然，1990年代的学术氛围和政治环境都倒向实用主义，而非乐观主义。那一时期，自由民主人士在庆祝“历史的终结”（显然为时过早）。人们常说，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追求自由的征程，而且我们也已达到目的。一切如期待般美好，空想家和非现实主义者都应停止幻想，因为这个习惯很危险。

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乔治·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令人恐惧也极其混乱。社会学家预言宗教会逐渐消失，但在21世纪初期，宗教却作为乌托邦的一种形式主导着世界政治议题。与此同时，必胜主义自由的信条--资本主义在安然事件（Enron）、麦道夫骗局（Madoff）、伦敦银行同业拆息（Libor）以及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之后也显得没那么高贵了。比起这些，人们更加厌倦的是消费保护主义的懒散、不公和浪费。

1999年，约翰·凯里发表了以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为主题的摘要概略。他写道，“这源自期待和恐惧…迫切需要我们的同情和关心，尽管看上去并非如此而且有些不切实际”。如果没有这一备选项，那么生活在当下社会就是为了抹去人类潜意识中梦和恶梦的痕迹。而没有了这些痕迹，这个世界既冷漠又单薄。

凯里在开篇明确说明这个备选项常常残酷，作家可以拿小说来遮羞，他们能玩弄这些或许不朽或似乎合理的思想—种族屠杀，当然，还有优生学、自由爱情、放弃家庭、根除金钱、一夫一妻制和私有财产等等。

种族屠杀总是存在于那些超脱尘世的故事中：格列佛游记中，慧骃国想要消灭人形兽雅虎，真正平等派的建立者杰拉德·温斯坦利建议把所有律师处决掉。乌托邦快刀斩乱麻，除掉不想要的东西。有时候作者的同情心很明确（温斯坦利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其他人对讽刺具有免疫力，他们的小说并不是通往美好世界的一扇窗，而是映射出荒凉人性的一面镜子。通常很难分辨小说给人们带来的是渴望还是警告。

也许这就是文学体裁吸引人的原因所在：它总是带着一点欺骗性，像是猜测命题是否为真的的游戏。许多人认为“乌托邦”意味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拿人类会更美好这一理念或者人们会多缴税款，正如Louis-Sebastien Mercier2500年回忆录中所说：“我看到一些外表轻松惬意、欢乐满足的人们，把密封着的小包扔进金库，就像平时往邮箱塞信那样。”Mercier想象出来的东西曾在1770年发表过一部分，远离人类的贪念，远离政策专家口中所谓的“供应能力”。

但是乌托邦主义准确来讲是一个学术猜谜游戏，因为它有点分裂、又有娱乐性和挑战性。今年，托马斯·摩尔《乌托邦》已经500周年了，这一游戏被重新拾起。1月25日，伦敦萨默赛特宫将开展为期12个月的展览、设施安装和奖励机制来调查重获生机的乌托邦主义。其中最吸引人的项目之一便是可以获得从安纳瑞斯星（Anarres）上俯瞰景色的机会，这是上世纪众多伟大小说之一--厄休拉·勒吉恩的《一无所有》中提到的无政府星球。在这本书中，无政府主义者Shevek来到了一个新的星球，努力去理解“所有权”的担忧：“难道是因为无论他们拥有多少金钱，都不得不继续挣更多的钱，唯恐死去的时候还一贫如洗？”

好像这为期一年的活动项目就是为了让人们在这个困惑时期认真思考反主流文化的意义。2016年乌托邦国的居民应该怀揣怎样的梦想？我们的担忧会和摩尔的一样还是不一样？大概最可能的梦想就是拯救这个伤痕累累的地球，或者世界和平或消灭宗教。这种在政治和乌托邦之间存在的界面正是游戏有趣的地方。乌托邦主义就像是我们谱写的宣言，如果所有规则都只能由一人重写的话，那就是仁慈的独裁者。

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文学独裁者都提出了可比较的议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文学界。从柏拉图起，作家们就开始幻想着建立一个世界兄弟会，与血缘无关，而是基于无限的善意。有时候放弃家庭并不是无私的，而仅仅是在追求自由，确切地讲，是自由爱情。HG Wells的《在彗星的日子》一书认为无论想和谁发生性关系都是推理社会的未来（这本书自然是进不了公共图书馆的）。

尽管乌托邦主义是幻想者们选择的文学体裁，但许多乌托邦人士都沉浸于对狂欢仪式的幻想之中。然而只有在消除了金钱和私有财产后，乌托邦主义才最明确地与激进政治中无保护的人进行密谋。这些人依然笃定地相信共同所有制无法满足乌托邦所承诺的平等，无论是Henry George的《Progress and Poverty》（颂扬单一土地税）还是Gracchus Babeuf的一切平等思想（“教育若不能平等则后果十分可怕”）。二人都曾在乌托邦主义者和政治家共享的肥沃的土地上工作，在那里，激进的种子刚刚在现实世界的土壤中发芽。

当然，许多作家都成为了乌托邦先锋人士。纳撒尼尔·霍桑就是傅里叶布鲁克农场实验的建立者之一；罗伯特·欧文在印第安纳建立New Harmony时也出版了一些书。威廉·莫里斯一直都在梦想着改善生活方式并努力为其付诸实践，他还写了《News From Nowhere》，又一部乌托邦式幻想小说。

但当纸面上的游戏开始转向现实中这些非虚构的人类时，往往会是灾难。毛泽东主义信徒领导者Aravindan Balakrishnan掠夺谩骂布里克斯顿信徒仅是最近发生也是最骇人听闻的事件，这意味着独裁者已经着手开始了。永远有新的故事不断落入乌托邦主义的圈套中。不管是圭亚那的吉姆·琼斯还是美国韦科的大卫·可瑞士，都清晰地表明国际社区的理想主义者往往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狂暴。

结果往往很少混乱无序或古怪反常。欧文两万英亩的和谐新世界缺少的是路德教会的领导力和明确方向，因而逐渐走向消亡。相比之下，震教徒并不缺乏领导力但缺乏后裔：他们响应福音书的方式就是禁止所有交媾。在露依莎·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中的果园公社，麻烦的不仅仅是性，实际上还有向下生长的蔬菜。

但我们嘲笑的是公共的命运许多人类的伟大进步正是因为乌托邦式的尝试。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们所代表的阶层，修道院乌托邦式的核心理念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用独身主义交换自由爱情，你就会—失去家人、失去私有财产、免受惩罚（因为会得到宽恕）。

田纳西州的农场由我的偶像Stephen Gaskin建立于1971年。早期开拓者宣誓摆脱贫穷，享受性爱但遵从一夫一妻制，把吸食大麻看作圣礼（但抵制烈性毒品）。听上去像是老派嬉皮士，但Gaskin很虔诚，他创立了一个叫Plenty的慈善部门，后来变成危地马拉、新奥尔良等地的救援组织。

人们自然会想到需要那些超级富翁启动这样类似的团体，而实际上恰恰相反。多年前曾有一本出色的书《Sweet Earth》，是Joel Sternfeld写的自传系列，副标题为《美国的乌托邦尝试》。像耕地、堆肥便池和地球船这些场景都没有出现在肥沃的土地上，而是出现在像Slab City这样贫瘠、穷困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慷慨，那么就到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当中去，这是老生常谈。同样在Rebecca Solnit的《A Paradise Built in Hell》中也有相同的观点：无政府主义最伟大的团结会出现在最为绝望、破坏最大的地方——震区、战区等等。就像勒古恩在《一无所有》中写到的：“我努力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兄弟会，它—始于共同的伤痛。”平等这一老式乌托邦的期冀，只会出现在长久遭受痛苦的人之间。

总之，一个人对乌托邦的态度通常取决于他对前进的理解，在维尔德笔下，前进就是“实现乌托邦”。认为人类历史应该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无序，这是极为傲慢自大的乌托邦思想。但是共和党、自由党、平等主义者、勇士、争取自由者、和平主义者幻想着建立一个听从乌托邦召唤的世界。当然最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对此的回应是否会招致杀害或是怜悯。

 

（翻译：郭晓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