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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闸门》:半世纪前夏济安如何解读左翼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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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闸门》:半世纪前夏济安如何解读左翼作家?

在这部作品里,夏济安以鲁迅、蒋光慈、瞿秋白、丁玲等左翼作家为研究对象,从“左联”到成立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细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脉搏。

夏志清与夏济安

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写下:“肩着黑暗的闸门,把他们送到光明的地方去。”闸门这一隐喻来自中国古代传说中“雄阔海力托千斤闸”的故事:在传说里,隋炀帝将各路反王围困在扬州,用千斤闸阻断了他们逃生的唯一去路,关键时刻,力大无比的雄阔海托起千斤闸,在同伴脱离险境后,雄阔海力竭而死。

这个希腊神话英雄式的故事让鲁迅印象深刻,他认为,将“黑暗的闸门”托起以确保下一代安全离开,是那一代所有中国人的使命。

数十年后,鲁迅的隐喻被一名叫夏济安的文学研究者留意到。1964年,夏济安在美国亚洲学会季刊上发表了名为《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的文章,在开头段落,夏济安不厌其烦用英文复述了那段关于千斤闸的传说。第二年,49岁的夏济安突发脑溢血逝世。

夏济安曾雄心勃勃想要出版一部阐述1949年以前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著作,计划收录包括《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在内的许多文稿,他提前为作品拟定了书名:《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运动文学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1968年,夏济安的亲弟弟、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的夏志清将哥哥的书稿整理成册,这部遗作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黑暗的闸门》一问世,迅速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左翼文学领域的重要著作,夏济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最重要的批评家的地位也最终确立。

在这部作品里,夏济安以鲁迅、蒋光慈、瞿秋白、丁玲等左翼作家为研究对象,从“左联”到成立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细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脉搏。在1960年代,意识形态对文学领域的影响并不鲜见,作为文学批评者,怎么样保持论断与考证的客观性便成为一大考验。作品出版后,有人评价夏济安“下笔敏锐痛快而不失同情,充满耐心”。尽管标题容易令人误解,但其实,“黑暗的闸门”恰恰流露了作者对于左翼作家的同情,意识形态、传统束缚和政治压力在他们头顶上形成了巨大而黑暗的闸门,这让他们无力在作品的文学性上投入更多的工夫。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德威评价这本书“见解独到深刻,议论动人”,他认为任何治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政治的读者,都不应错过《黑暗的闸门》。王德威的老师正是夏济安的学生刘绍铭。

夏济安去世时,冷战仍旧阴云密布。中国大陆读者无缘得见夏济安有关鲁迅和中国左翼作家的见解,而阅读完整本的《黑暗的闸门》中的论述更是天方夜谭。

其后岁月,夏济安曾指导过的学生,如白先勇、刘绍铭、李欧梵、陈若曦,均成长为华人文坛闻名遐迩的人物。而随着弟弟夏志清成长为文学批评领域的海外泰斗,夏济安的名字逐渐成为停留在1960年代的遥远传说。

直到1981年,由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将《鲁迅作品的黑暗面》收入并在中国大陆出版。由于意识形态作祟,乐黛云本人亲自翻译这篇文章时,对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以至最终出版版本与夏济安原作面貌迥异。如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早已作为汉语文学批评领域的权威著作被中国大陆读者熟悉,但哥哥夏济安依旧面貌模糊。

近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对英文版全书进行重新翻译,增录夏济安另一篇相关论文,并邀请翻译学研究专家王宏志教授与翻译全文审订,首次推出了这本经典著作的完整中文版《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运动文学研究》,现已出版。

这次推出的“夏济安×夏志清著作系列”中,一共有十部著作将被推出,包括夏氏兄弟各自代表作品的中英文两个版本,以及四卷本《夏济安夏志清书信集》。目前,五部作品已经公开出版,其余作品将在接下来陆续面世。

夏济安与夏志清是20世纪中国文坛罕见的双子星。王德威将两人比作西晋的“二陆(陆机、陆云)”,这对文学家兄弟在3世纪的中国享有盛名。从某些角度,这个比喻的确神似,夏氏兄弟都拥有广博的文学见识与写作才华,作为文学研究者,两人眼光也都很毒辣。夏志清挖掘出了张爱玲、钱钟书、张天翼等作家的文字魅力,而夏济安则被认为在小说创作上天赋异禀。

不过对于鲁迅,他们的态度略有不同,与夏济安对待左翼作家较为温和的文学审美相比,夏志清对鲁迅的批判态度较为激烈。

在1961年出版的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以学者身份郑重地下笔讨论鲁迅文学的地位。在他看来,鲁迅的散文、短篇小说的确能够刺破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因文化孤立而养成的自大心理,但同时他一针见血指出,鲁迅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始终囿于宽怀的温情态度,不肯施加批评,而是毫不保留宣扬下层人民和年轻人总是更进步、更大公无私这一偏见。

夏志清的结论是,鲁迅造成的温情主义缺口使他无法真正跻身于世界一流的批评家之列——从古罗马的贺拉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本·琼斯,再到赫胥黎,他们对于老幼贫富是一视同仁的。

比起短寿的兄长,夏志清在2013年去世时已经92岁高龄,他长居纽约,与好友唐德刚、董鼎山并称为海外华人学者中的“纽约三老”。

说来扼腕,夏济安多年来浸淫英文文学领域,博闻强识,他立志要写出第一流的英文小说作品,在世界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却中年夭折,最终只能凭借与中国文学有关的学术著作和已出版的个人日记被后世人纪念。

在他的身前与身后,林语堂、张爱玲、哈金,许多杰出的中国作家都曾向英文文学的高地发起冲锋,但只有夏济安留下了永远的悬念。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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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闸门》:半世纪前夏济安如何解读左翼作家?

在这部作品里,夏济安以鲁迅、蒋光慈、瞿秋白、丁玲等左翼作家为研究对象,从“左联”到成立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细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脉搏。

夏志清与夏济安

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写下:“肩着黑暗的闸门,把他们送到光明的地方去。”闸门这一隐喻来自中国古代传说中“雄阔海力托千斤闸”的故事:在传说里,隋炀帝将各路反王围困在扬州,用千斤闸阻断了他们逃生的唯一去路,关键时刻,力大无比的雄阔海托起千斤闸,在同伴脱离险境后,雄阔海力竭而死。

这个希腊神话英雄式的故事让鲁迅印象深刻,他认为,将“黑暗的闸门”托起以确保下一代安全离开,是那一代所有中国人的使命。

数十年后,鲁迅的隐喻被一名叫夏济安的文学研究者留意到。1964年,夏济安在美国亚洲学会季刊上发表了名为《鲁迅作品的黑暗面》的文章,在开头段落,夏济安不厌其烦用英文复述了那段关于千斤闸的传说。第二年,49岁的夏济安突发脑溢血逝世。

夏济安曾雄心勃勃想要出版一部阐述1949年以前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著作,计划收录包括《鲁迅作品的黑暗面》在内的许多文稿,他提前为作品拟定了书名:《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运动文学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1968年,夏济安的亲弟弟、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的夏志清将哥哥的书稿整理成册,这部遗作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黑暗的闸门》一问世,迅速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左翼文学领域的重要著作,夏济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最重要的批评家的地位也最终确立。

在这部作品里,夏济安以鲁迅、蒋光慈、瞿秋白、丁玲等左翼作家为研究对象,从“左联”到成立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细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脉搏。在1960年代,意识形态对文学领域的影响并不鲜见,作为文学批评者,怎么样保持论断与考证的客观性便成为一大考验。作品出版后,有人评价夏济安“下笔敏锐痛快而不失同情,充满耐心”。尽管标题容易令人误解,但其实,“黑暗的闸门”恰恰流露了作者对于左翼作家的同情,意识形态、传统束缚和政治压力在他们头顶上形成了巨大而黑暗的闸门,这让他们无力在作品的文学性上投入更多的工夫。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德威评价这本书“见解独到深刻,议论动人”,他认为任何治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政治的读者,都不应错过《黑暗的闸门》。王德威的老师正是夏济安的学生刘绍铭。

夏济安去世时,冷战仍旧阴云密布。中国大陆读者无缘得见夏济安有关鲁迅和中国左翼作家的见解,而阅读完整本的《黑暗的闸门》中的论述更是天方夜谭。

其后岁月,夏济安曾指导过的学生,如白先勇、刘绍铭、李欧梵、陈若曦,均成长为华人文坛闻名遐迩的人物。而随着弟弟夏志清成长为文学批评领域的海外泰斗,夏济安的名字逐渐成为停留在1960年代的遥远传说。

直到1981年,由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将《鲁迅作品的黑暗面》收入并在中国大陆出版。由于意识形态作祟,乐黛云本人亲自翻译这篇文章时,对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以至最终出版版本与夏济安原作面貌迥异。如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早已作为汉语文学批评领域的权威著作被中国大陆读者熟悉,但哥哥夏济安依旧面貌模糊。

近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对英文版全书进行重新翻译,增录夏济安另一篇相关论文,并邀请翻译学研究专家王宏志教授与翻译全文审订,首次推出了这本经典著作的完整中文版《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运动文学研究》,现已出版。

这次推出的“夏济安×夏志清著作系列”中,一共有十部著作将被推出,包括夏氏兄弟各自代表作品的中英文两个版本,以及四卷本《夏济安夏志清书信集》。目前,五部作品已经公开出版,其余作品将在接下来陆续面世。

夏济安与夏志清是20世纪中国文坛罕见的双子星。王德威将两人比作西晋的“二陆(陆机、陆云)”,这对文学家兄弟在3世纪的中国享有盛名。从某些角度,这个比喻的确神似,夏氏兄弟都拥有广博的文学见识与写作才华,作为文学研究者,两人眼光也都很毒辣。夏志清挖掘出了张爱玲、钱钟书、张天翼等作家的文字魅力,而夏济安则被认为在小说创作上天赋异禀。

不过对于鲁迅,他们的态度略有不同,与夏济安对待左翼作家较为温和的文学审美相比,夏志清对鲁迅的批判态度较为激烈。

在1961年出版的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以学者身份郑重地下笔讨论鲁迅文学的地位。在他看来,鲁迅的散文、短篇小说的确能够刺破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因文化孤立而养成的自大心理,但同时他一针见血指出,鲁迅对青年和穷人,特别是青年,始终囿于宽怀的温情态度,不肯施加批评,而是毫不保留宣扬下层人民和年轻人总是更进步、更大公无私这一偏见。

夏志清的结论是,鲁迅造成的温情主义缺口使他无法真正跻身于世界一流的批评家之列——从古罗马的贺拉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本·琼斯,再到赫胥黎,他们对于老幼贫富是一视同仁的。

比起短寿的兄长,夏志清在2013年去世时已经92岁高龄,他长居纽约,与好友唐德刚、董鼎山并称为海外华人学者中的“纽约三老”。

说来扼腕,夏济安多年来浸淫英文文学领域,博闻强识,他立志要写出第一流的英文小说作品,在世界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却中年夭折,最终只能凭借与中国文学有关的学术著作和已出版的个人日记被后世人纪念。

在他的身前与身后,林语堂、张爱玲、哈金,许多杰出的中国作家都曾向英文文学的高地发起冲锋,但只有夏济安留下了永远的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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