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何

上个世纪90年代打工潮刚起步的时候，村里一下汇集了多个有钱的工头，他们买时新的玩意儿，翻修着老家的房子。村民那个时候对他们的看法是不是羡慕，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惊奇的眼光。

以至于很多人面对他们的时候都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在封闭的山村里呆的这么久了，突然出现这么一群从外地来的衣着光鲜的人，有了新的生活理念，嘴里时不常冒出一些新词，手里举着一个天线老长的黑砖头，看着这群人真的是恍如隔世。

有些人在这些新晋的有钱人面前羞羞答答，而有些人就对他们不会如此了。笔者还记得母亲跟我时常提及的一件事，邻居家十七八岁的男孩，在村里一个工头新买了一辆山地摩托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借到了手里，那孩子着实胆大，头一次骑摩托车一点不害怕，绕着田间小路和河边骑了好几圈，谁知反倒在家门口的时候，不小心撞在树上，最后工头为了修这摩托花了几千块钱，这孩子的父母根本拿不起这钱，幸好工头也没让他家里赔。

如今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初这么胆大的孩子，也成了一个小工头，开起了SUV，在县里也买了房子，每次回来都还来笔者的家里坐坐。

母亲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是：想要做包工头挣大钱，首先得胆子大啊。转而她又会提及我二哥，他也就一辈子安安稳稳做个技工好了，做包工头，没那胆子和魄力。

确实，在最初进城打工的路上，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工头，胆大和魄力在他们体内涌动。一个可以从侧面印证的事实是，村里第一代工头，普遍都是小学学历，他们在进取的路上，融入了自己的生存智慧。当然，这中间也有大环境的对他们的青睐。那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各地的房地产如雨后春笋，第一代的包工头，确实也借了这个东风，才能顺势而起。因此，其实这第一代包工头里，掺杂了不少水分。

一个显而易见地现象是，很多包工头在刚刚赚了第一桶金之后，旋即就迷失自我了。最初的时候，他们还能跟工友们同吃同住甚至共同干活，然而随着腰围和肚子渐渐隆起，工友们也很难在工地上看见这些人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工头雇佣的，给他打理一切事宜的人。工头哪里去了呢？在老家人们中间流传的是：他们在城里买房子，在城里包二奶，整天的赌博玩乐，把曾经跟他一起去闯天下的穷哥们儿，把家里的结发妻子和父母，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人性里都有享乐的一面，所以这些包工头们的某些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们也都是泥腿子出身，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暴发户和土财主式的心理思维很浓厚。然而，命运对这类包工头的捉弄，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惩罚，也很快。

挥霍无度，加之雇佣来的管理者也从中贪污，慢慢的这类包工头难以给农民工开出工资。每到年底，人们都要在他们的农村老家里闹腾一番，然而他们一般选择不回家躲在别的地方。工资篇里提及的那个包工头，就是这类人。时间一长，他们的信任值在村里变成了负数，没有人再去他揽到的工程里干活，于是不得已，他们只好跑到外地去招人。有些包工头因此而陨落，有些勉强支撑过来的，从此记住了教训，不敢再造次了。

当然，也有一些包工头自始至终头脑都很清醒。他们揽活、为工友争取更多权利，整日奔波在工地与甲方之间。最主要的是，他们能够年年按时给农民工发出工资，口口相传，更多的农民工愿意到他的工程队里干活。他的施工队人员更加稳定，技术也更可靠，房地产商也愿意把工程承包给他。良性互动下，这类包工头从人脉、资源，再到资产，逐渐构筑起了自己的财富王国。于是，他开始构思成立建筑公司的蓝图。

在笔者的家乡，第一代包工头里，最终打拼到有了自己建筑公司的人屈指可数。归根结底，包工头不仅仅需要胆量和魄力，眼界、能力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都需要具备。就笔者了解到的一个邻村的包工头，还在进城打工的初始阶段，别的工头都急切地去拥抱红灿灿的钞票，他就开始注意物色好的技工。依靠这些技术过硬的农民工，渐渐让他在房地产商和监理方等方面拿到了更多的人脉资源。他的公司开起来的时候，第一代随他打拼的农民工，都成了公司的元老或者股东。

他也开始懂得回馈乡民，盖学校修马路，每年都会给村里的老人发福利和红包。假如你有幸到笔者的家乡林州，如果看到一个村子的房子都是统一规划，马路都是硬化了的，而且还装有路灯，健身设施也很齐全，你就是到了一个包工头云集的村庄了。笔者家乡坊间流传的是，最有钱的一个工头，净资产已经有了几千万，但实际上可能比这个还要多。

当产业规模步入正轨之后，农民工里技工的培养也不再靠过去的物色和工地上师傅的教授了。那些做大产业的包工头，和政府一起投资办起了民办的技工职校，在林州这个县级城市，建筑类的技工学校就有好几所，不光有本地人，慕名前来学习的还有不少外地人。正是在包工头的带动下，最初的进城盖房子，在这里逐渐形成了有完整产业链条的建筑业。一些大的包工头，也早已带着人们，跨洋过海去给外国人盖房子去了。

包工头们所做的一切，在家乡有了一种示范效应。很多文化课不好的年轻人，初中或者高中就早早退学，他们选择到技工学校学习一门技术，然后跟着叔叔伯伯们开始进城盖房子。他们想象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也能晋升到包工头这个级别。

然而随着建筑领域从一开始的蛮荒无序到逐渐规范，再随着第一代包工头在源头上的垄断，年轻一代想从农民工奋斗成为包工头的梦想，正在变得难以实现。不过也不是所有的门都被堵死了，随着建筑业各个工种之间的分类越发明确，最大一级的包工头或者说建筑公司，已经不再全方位的去招揽各个工种的工人，由此而生的是出现了很多各个工种的小包工头。这类小包工头都是技工出身，他们从大包工头那里揽到活儿，然后自己再招人去做。这类小包工头虽然不能像大包工头那样赚很多，但一个工程揽下来钱也很可观，而且他们一般也会干活。甚至还有一类人，由于本身握有人脉和资源，他不负责具体的工程，只是把工程揽到手再转包出去，他从中间赚抽成。

即使是在大包工头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在这个“体制”外依旧还是有一些小包工头，只是这个群体基数已经很小很小，笔者的一个堂哥即是这样的一位。他没有财力和能力在房地产领域跟大包工头抗衡，于是便另辟蹊径，承揽路基修建等其他工程。他常年在山西揽活儿，从他口中可以窥见一丝端倪。房子越盖越贵，自然建筑业也越来越火爆。这中间，房地产商、监理方、地方政府、建筑公司、小包工头、转包者，各方的利益犬牙交错。为了工程，一些原本朴实的农民，也开始和光同尘。招投标上的贿赂、建筑开工后的偷工减料等不齿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不时能从媒体上看到某地的楼房或者公路出现质量问题，不正是从侧面佐证着这些吗。堂哥曾直言不讳的说过，每次他都要从工程总利润里拿出7%~10%去打点各方，虽然自己也不情愿，但不这样做很难揽到工程，而且在施工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故意找茬的麻烦。说到底，还是我们的法律制度监管没有规范到位。

工地这片最初的搬砖之地，恰如一层层盖起的楼房，如今也有了等级和高下之分。有些人站在楼顶上，更多人做着楼房的基石。这片搬砖者构筑的财富王国里，工头相对农民工而言早已脱下了弱势群体的外衣。他们的某种精明或许透着无奈，然而在建筑业发展的道路上，他们见证甚至也直接参与了对规范制度的侵蚀。

包工头，这个带着农民一起进城闯天下的人，财富、荣誉集于一身之后，也就一点点远离了农民工的这条战壕。可以说是无奈，也可以说是身份转换的必然。这层身份的变换，是无数农民工持之以恒为之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