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状态”，正在成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高配词语。

但也是这个词语，在近期引发了舆论热议：到底需不需要这样紧张、局促、用力过猛的语态表达和应对措施？

有博主拿出了张文宏的长微博为例，认为不要因为出现偶发的病例，影响到正常的生活，才是应有的新常态化。

在微博中，张医生写到：在疫情期间，上海进博会的成功举办，为维持世界经济正常运转提供了信心。

“这次进博会的人员流动与货物流动均是疫情之后最大的国际交流盛会，由于做好了很好的输入货物与人员的管控与检测，为疫情期间成功举办国际盛典提供了很好的模式。

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没有本土病例。但这不是我们停止与世界交流的理由。新常态的疫情防控就是要继续维持一定程度国际间货物与人员交流的今天，管控好输入风险，特别是对于偶发病例的风险管控，是保障未来一年乃至两年我们新常态生活的保障。

上海今天正在向全球直播下做这张答卷。”

有条不紊地应对已知的、未知的、长期不确定性或慢性风险，快速化解和抵御外界冲击，恢复、保持城市功能正常运行，并通过适应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灾害风险。这正是“韧性城市”的建设目标。

事实上，在2018年初发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上海就提出了要建设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城。

而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推动了人们对城市韧性的认识，对城市如何在日益增长且变幻莫测的风险和挑战中正常运行并保持韧性这一议题，有了更理性的思考。

在正在举行的第三届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郁亮提到了这一趋势。

在他看来，疫情加速和强化了中国城市此前已出现的一些趋势特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中国开始呈现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散步在城市网络上的各个节点，它的设施将更加完善、功能会更加多样化。

而上海在这方面的优秀实践，很有借鉴意义。

城市层面：建造网格化城市

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公共资源分配上，还是智慧城市建设上，中国的城市规划与城市政策，在疫情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这并非偶然。纵观历史，大流行病总会重塑城市：霍乱和黄热病促使19世纪的纽约建立了中央公园，伦敦安装了下水道和排水系统，拥挤不堪的巴黎借助喷泉和林荫大道变身为“光明之城”。

但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城市发展的观察家，郁亮认为，与其说是疫情带来的变化，倒不如说疫情进一步加速和强化了一些此前已经出现的趋势特点。

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开始呈现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

事实上，在疫情之前，这种功能混合的节点在中国主要城市中就已经出现了。

比如上海的陆家嘴核心区，那里原来只有单一的办公功能。但现在，坐落在滨江的美术馆群落、滨江休闲步道的全线贯通等，都使陆家嘴充满了网红公共空间的活力，新建的浦东滨江金融城已经变成混合多元、文化艺术的丰富多彩的城市片区。

再如深圳的蛇口，改革开放初期，蛇口作为第一个进出口工业加工区，它的功能很单一。而现在，经过40年时间的发展，蛇口已经从最初单纯的工业区逐步转变为集自贸区、邮轮港、艺术中心、滨海休闲长廊为一体的“超级综合区”。

除了社区归属感，通过社会整合实现自我振兴的能力，韧性城市还体现在经济方面——如发生疫情以后，城市内部的循环体系能够马上起到作用；以及生态环境方面，即具有应对外部自然灾害的能力，城市空间及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留有余地，灾害来临后能够自我承受、消化、调整、适应、实现再造和复苏。

如上海陆家嘴滨江，就设置了台阶式的防汛岸线：平时当它处在低位部分的时候，可作为市民休闲的亲水空间。但同时它的高位则是千年一遇的设防标准，具备几年一遇的设防标高标准，即使被淹没也可以用大自然的生态体系来消化雨洪的威胁。

这些实践，无疑将为后续国内的更多城市，为实现十四五规划中所提到的“韧性城市”提供更多可参考及操作性的借鉴。

在国外，亦有不少类似学术研究和实践。

比如今年3月的市长选举中，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Anne Hidalgo）的竞选团队提出了一项新计划，试图将巴黎打造成为一个“15分钟”的城市，即以家为中心，人们可以在步行或骑行15分钟的范围内满足一切需求，从消费、休闲，到工作和其他文化活动。

而“让社区拥有复合功能”这一概念此前就得到了巴黎第一大学的卡洛斯•莫雷诺Carlos Moreno教授和美国城市学者Jane Jacobs的推崇。

在新加坡滨海湾CBD，原来只有单一的金融办公功能，但随着近年来政府开始引导它进行升级，加入居住、消费、文化等功能，变成了一个 7/24的活力场所，现在那里已经是全球五大金融中心之一。

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也提出过一个类似的计划，试图让城市90%的范围内都实现“20分钟社区”，除了工作以外，人们的其他基本需求都能在步行20分钟的范围内获得满足。此外，加拿大渥太华也提出过15分钟社区的设想。

荷兰鹿特丹设计水广场、多功能屋顶和地下蓄水设施。其中，水广场是由几个大小、高低不同的水池相连组成，晴天时广场提供给大家休闲娱乐，但在暴雨来临时就能够防止街道积水用于防涝，除了排水还可以储存一部分作为淡水资源。这一方案将水与经济、休闲和城市美化联系起来，通过关注、协调多方利益来促进共同完成韧性目标。

郁亮预言，散布在城市网络上的各个节点，它的设施将更加完善、功能会更加多样化。当灾害来临的时候，这些网络节点具备自给自足的特点，组成的分布式网络是抵御重大冲击最有韧性的方式。

个人层面：提高健康关注度

除了城市层面的变化，疫情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影响，就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常备口罩、酒精等消杀用品，更在意社区环境清洁，更加关注室内空气的通风透气等等，都意味着人们从关注眼前的衣食住行，转变为更加关注长期的健康。

在郁亮看来，提升城市“韧性”的第二个关键，就在于城市需从关注绿色和性能转变为更加关注安全和健康。

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他表示，其实万科早就在关注如何通过建筑，去塑造更高的健康标准。

就像大家开始关注的通风问题，之前万科在中国东北盖房子，就发现东北的肺癌患病率明显高于其它地区，探究后发现，发现这和室内空气流通性有关——东北地区冬天寒冷时间长，人在室内的时间比较长。

因此万科开始更关注建筑的通风透气，给房子做新风系统，每2小时可以完成一次全屋空气循环。但这还不够，万科还在循环的基础上做空气净化，在净化的基础上再做空气加热，希望给建筑更干净的，更流通的，温度适宜的新风，保证居住者的健康和居住体验。

除此之外，他认为，在疫情防控方面，社区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社区可以协助城市进行更好的卫生管理，能够把疫情控制在比较小的单位里面；社区的自助互助，还可以减轻城市负担。

比如春节期间，各个社区物业都组织定时定期的消杀，进出管控，监测体温，将部分控制疫情扩散工作在社区范围内来自我解决，减少城市的压力。

此外，社区中采取的无接触操作，也大大降低了接触传染的概率。如万科就在社区中，探索使用了“无感通行”系统和“无接触”电梯，一来可以让社区居民减少不必要的接触，降低传染风险，二来也可以为操作不便的人群带来便利，保障老人和孩子的无障碍通行。

郁亮也有所反思，在疫情防控期间，万科使用了很多智能化设备和终端，为大多数客户提供了便利，然而对不会使用智能终端设备或应用的老人和孩子来说，就显得不太友好。郁亮认为，他们才是应该获得更多关注和照顾的群体，未来如何以人为本、如何让科技更好地为人服务，是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需要解答的课题。

这些细节的改变与升级，就如郁亮此前所说的：“张文宏是众多上海人的代表，我国公共卫生认知水平提高与张文宏教授普及有关系。万科同事也要和他好好学习，把好产品和好服务用通俗语言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