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人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 

早晨，阳光照在草上 

我们站着 

扶着自己的门扇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有门，不用开开 

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 

早晨，黑夜还要流浪 

我们把六弦琴交给他 

我们不走了 

我们需要土地 

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 

我们要乘着它 

度过一生 

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 

然而，它有历史 

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 

一份露水和早晨 

我们爱土地 

我们站着 

用木鞋挖着泥土 

门也晒热了 

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 

墙后的草 

不会再长大了，

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顾城《门前》

 

 

万千荣耀，不及日日晨昏间的琐细

我们不怕，我们可以再次走过那段路程，从朋友，到情人，到伴侣。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美好复制一遍，所有的都不会丢掉，是的，只不过是重新拾起，再笃定地握在手里。

文/康辉

亲爱的：我想，若你读到这封信，恐怕会有些许的讶异。是的，好久没写过这样的信，也好久没有这样叫过你了。生疏？会有一点吧。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那更多带着寻常日子里烟火气的称呼——当然，那是只属于我们之间的，哪怕是心血来潮随口胡乱叫出的什么，也自有一种只属于我们的默契。但忽然地，就想找回爱人间最通用的这三个字，来呼唤你，仿佛只有这样，才最合我此刻的心意。

此刻，我正在出差飞往国外的航班上。夜机，周围的人大都昏睡，灯光幽暗。看看表，北京时间已过零点，已经是我的生日了。在这样的日子奔赴如此遥远之地，还是第一次。毫无先兆地，随着距离一点点变远，思念就这么一点点在这个狭小的机舱里氤氲开来。

曾经，我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执念，认为人终究是一种孤独的生物，一个人来到世上，就要一个人面对所有。也因此，生日于我，只不过是提示自己与这世界存在着某种关联而已，似乎并没那么重要。那时的我完全无法想象，我的生命还可以与另一个毫无血缘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我的生日还可以成为父母姐妹之外另一人的生命密码。可是，遇到了你，那执念便瞬间不再，我竟是那样欣喜地去拥抱你的生命，甚至希望将自己的生命解构成无数的碎片，以便能够嵌进你生命的每一个缝隙中。即便孤独，也是两个人合成的这个个体的孤独；无论面对什么，也是这个个体的一起面对。也因此，现在，生日于我变成了某种仪式，让我一次次确认自己与这世界存在的关联，确认我的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的意义。它变得很重要，很重要。

哦，肩膀又痛了……就在前两天，肩膀不知为何开始痛，是从未有过的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痛。听人说有一种“五十肩”，快到这岁数，痛便不请自来。难道真的要以这样的方式提醒我又长一岁，直奔着半辈子去了？

好像，之前我们很少谈到年龄的问题。但应该不是怕，细想竟是忽略，因为总觉着日子还长得望不到尽头。我坦白，不止一次吵架后会愤愤地想，怎么还没到老得拌不动嘴的时候？可如今，心中怎么也有了些许惶恐，眼前也蓦地闪现出你眼角那些其实越来越容易暴露的细纹？在岁月这个超高清镜头下，每个人都有张未上妆的脸，难以掩饰，无从闪避。也许，今后反倒该多吵吵，这样才能告诉自己还足够年轻？瞧，我真的还不老吧，还讲得出这样幼稚的话。

都说人开始老的标志之一就是爱回忆过去，我不信。就在昨天，办公室里几个90后还在微信里发两年前的照片，标题居然叫“致青春”，这不也是回忆？哪里就成了老的专利？回忆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主动的心理活动，人会有意识地把经历过的美好整理、强化，获得心理的满足。所以，爱不爱回忆过去，恐怕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经历过且能拥有的美好有多少。如果非要和年龄拉扯上点关系，那大概是年龄渐长，会越发懂得流光飞舞，能真正握住的终究不多，于是总想把那些存着的美好拿出来检验、再检验。不过，我想我们是不必这样检验的，那存在于共同记忆中的，必然是最真最好的。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吗？从未对你说起过，今天便坦白了吧。那是一种疾病——阿尔茨海默症，一种会彻底摧毁记忆的疾病，这正是最最令我恐惧的。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那些美好会从记忆中被一点点地剥蚀掉，该怎么办？我真怕。我甚至想过，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这可怕的疾病出现在我们身边，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因为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在你眼中成为一个陌生人。而即使我不再认识你，以你的美好，我必定还会重新去追求、去拥有。对，我们不怕，我们可以再次走过那段路程，从朋友，到情人，到伴侣。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美好复制一遍，所有的都不会丢掉，是的，只不过是重新拾起，再笃定地握在手里。你又在骂我胡思乱想了吧？我听到了，呵呵，这没什么，原来，把害怕的说出来，也就不那么怕了。就在刚刚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已无所畏惧。

想起今天也是另一个人的生日——我们小时候的偶像山口百惠。之前只觉得她把自己活成了传奇，现在才懂得，在她21岁如日中天转身离去时，传奇就已结束，之后的日子，她只活成自己。她用旁人看来最大的舍，换来了自己心中最大的得。之前真的不明白，万千荣耀怎么就不抵这日日晨昏交错间的琐细？现在，懂了。人终究还是要面对那个最最真实的自己，到那样的时候，自会唤起无比的勇气。就比如今天，我循着心里的声音，写下这封信。

总有些话，要有个契机才会讲出来，平日里竟是张不开嘴的。大约摩羯座就有这么种特质吧，纵使万千波澜，也依然水波不兴。

飞机要落地了，一会儿你会接到我的短信：“我到了，放心。”我呢，也会等着你的回复：“好的，照顾好自己。”当然，还有那句：“生日快乐。”

（康辉，1972年生，199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至今。现主持《新闻联播》《世界周刊》等节目，并任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播音部副主任。全国青联常委，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等荣誉。妻子为北京广播学院师妹。）

 

我有幸遇到了这样一个女人，没有离开

我与孙莉，相守二十一载，人生过半。在光影舞台上，虚幻生活中，一路相依。戏中，她最后离开的身影，终有一天会在我们的真实中再现，之后再不现。可是，我们不会怕，也不担忧

文/黄磊

坦白讲，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遇见，相爱，相守至今，我们今天的人生也未必会不幸福。事实上，这世上每一对爱侣的所谓注定，也都不过是回头再看，若是向前，其实，一切未知。

孙莉 ，大连姑娘，11岁便只身到北京舞蹈学院，在古典舞专业学习七年，原本是要进入大学部继续深造，并且她在附中毕业时已经担纲大型舞剧《鱼美人》中的女主角。可是，命运却阴差阳错地让这条美丽的鱼游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池子里。

她是陪着她的同学一起来考的，所谓陪考。这种陪考的故事在各种艺术院校的学生中早已经被编造成册了，尤其是成名成家之后，当初陪考进入高等艺术院校，却一举成名似乎更加有流芳百世的味道。孙莉没有成名成家，充其量也就是个普通演员加家庭主妇，但她陪考却是真的，因为，当时招生考试时，她在我服务的那个考场。

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她完全零准备地走到教室，然后一脸平静地朗诵了一首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居然还是个五言的。她念完之后，又一脸平静地坐回自己的位置，我在一旁一边整理着考生报名表，一边偷瞄着这个18岁的大姑娘。那一年，我23岁，正在读研。后来回想，我对她应该是一见钟情吧。可问她，她只说有些印象，因为看见过那个大宝的广告，所以印象还不算是好印象，觉得我在广告中油腔滑调的。 

那次考场相遇之后六个月，她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又两个月，我们正式开始恋爱。

学生时代的恋爱现在看来是纯情天真，可当时的自己却总想有一种泡妞心理，就算特在乎，也要装腔成小混混的样子，假装自己身经百战，历尽沧桑，一副什么都见过什么都不吝的鬼样子，总以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种扯淡特别酷。于是，在年轻的小男孩脸上，你常常会看到一种故作不羁的单纯，他们一旦见到心仪的女孩，就会立即放大自己这种虚张，生怕成为了乖宝宝，会被对方轻看嫌弃，满脑子想成为老炮儿，却只能滞留在自己狭窄的想象里。我与孙莉最初相恋时，便是如此。而她，也真的就配合着我的故作，原来男孩的无知也是女孩的鼓励养成的。男孩，女孩，好遥远的称谓，那时的我们，在校园，没有任何风浪传奇地相爱了。

我们谈的校园恋爱很标准。一起去食堂打饭吃饭，我去水房帮她打开水，她下课后会到我们宿舍玩，我会一边喝啤酒，一边弹吉他唱歌。她和两三个女同学，我和两三个男同学，大家坐在一起神侃乱谈，嘻嘻哈哈直到宿舍断电熄灯。我们点几支蜡烛，烛光里，她红着脸，我偷偷地握着她的手。

孙莉是个单纯的女孩，至今都是。这个世间有许多的事情在她的脑中是不存在的，我以为的一些常识，她却会大吃一惊。直到现在，她依然会问出“一公斤有多大”这样的问题，我反问“一公斤什么”时，她会不耐烦地再说一句“你别管什么，就问你有多大”。我笑了，心里觉得她可爱，她却依旧不解我笑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不需要懂得所有才是好，彼此间觉得有趣就刚刚好。

她在大学三年级时，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了，虽然我没有直接教过她，可后来被广泛留传的师生恋也从那时开始了。没错，我们从1997年开始，是师生恋，想来也真是赚到了，能从校园恋到师生恋，两段都体验，也真是不错。我们没有等到她毕业，就同居了，所以，又从师生恋进入到同居时代，更是赚！

就像两个小孩子过家家，尤其是她，才21岁，就和初恋男友同居在了一起。我虽然26岁，也开始在大学教书，可在爱情这件事上，我恐怕是受她影响，也是不成熟多过装腔作势的老到。真的就像是在儿童游戏一般，我们互称老公老婆，一起吃一起睡，当时的我们想到过天长地久，但内心深处也不知道何为天地，何为长久。但是，我们都相信自己爱对方，甚过爱自己。

她不抽烟喝酒，不爱吃肉，不爱说话，不爱动。我刚好相反，我每天都好像有用不完的气力，她偏偏喜欢睡完懒觉再懒着不动。我喜欢热闹，喜欢跟老师同学学生们聚成一团，吃喝玩闹；她喜欢宅在家里，弄东弄西足不出户。我曾试图去影响她改变她，让她变成我，当然我失败了，她依旧是她，更何况她若不是她，我还会爱吗？人有时竟会傻到以为爱就可以去改造对方，反而忘了究竟自己爱的是什么。孙莉却不同，她似乎天性中就有一种对爱的理解与包容。她不是顺从，但你也感受不到对抗，任何事情，在她看来，似乎都无关紧要，我这边乌云压境，她瞥了一眼便云淡风轻。

孙莉从未试图去改变我，她只是守着我，而我，也真的改变了。仔细回想我与她的二十年，她似乎还是当年的那个小姑娘，甚至连长相都没怎么变，只是略微瘦了些，而我却一直在改变，从内心到身型。

如果一定要说变化的话，她变得比以前更美丽。说出此话有溜须拍马之嫌，但我不承认。

说说作为演员的孙莉吧，她是一个好演员，虽然作品不多也不红，但这并不影响她是一个好演员。她不是女明星，绝没有各种坊间流传的种种女明星所具有的奇态特质，也没有每日在各类媒体新闻中争奇斗艳。她没有整过脸动过刀，什么玻尿酸瘦脸针她一概不懂，她用过最多的美颜方式就是一张面膜外加美图秀秀。在我们有第一个小孩多多之前，她也曾被我笑称是“横店公主”，一年两部戏的拍摄几乎都是横店大古装，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她在《天一生水》与《夜半歌声》中的表演。虽然是我导演的，可能会有些偏爱，可在这两部戏中她的演出让我开始意识到，我身边一起生活多年的女友，我一直以为只是个小女孩的孙莉，竟然在表演上会有着如此的天赋。她的戏从内到外，不温不火，不浮夸，不矫情，有感而发，平淡而有力。她在表演这件事上，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更从不会去分析讨论，她所依凭的就是天分。可天分这件事，真的不是靠努力就能得到的。

有时想想，演员这个行当最残忍的还不是运气好坏，而是天分有无。不少有着鬼运气而天分不足从至没有演员光艳亮丽的光环遭人轻鄙着，想来都令人同情。可有天分没运气是不是会更糟糕呢，不好推测，但有天分能通达倒不是件难事，孙莉便是。可在她表演渐入成熟之际，她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多多。她做了一个通常女演员都不愿做的选择，她停止了表演的工作，专心在家开始了带小孩的家庭主妇生活。

作为家庭主妇的孙莉，爱孩子陪孩子哄孩子训孩子她样样没落下。她不会做饭，但擅长洗涮，什么洗衣服洗碗洗孩子洗老公，但凡是清洗的工作，她绝对一丝不苟，确定让家和家人一尘不染，是她最为坚定执着的使命。我以前并没有那么爱干净，尤其是男孩上了大学住进宿舍过上集体生活之后，更加容易不爱干净，打完球一身土就往床上一躺很正常。可自从与她一同生活之后，讲卫生便成为了硬性规定，必须认真执行，而且她也严格执法，从眼神到唠叨。日积月累，从不间断。早些年她还出去拍戏，算是没人管教我，这一成了职业家庭主妇，你就真的是无处遁形了。

有一次，我站在窗台上挂窗帘，一脚没踩稳栽了下来，在半空中，我望着身下平铺整洁的床，想着自己刚从院中回来，没有洗澡换睡衣，耳畔就隐约传来她断续的唠叨。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手中有个神奇遥控器，可以将自己定格在半空中，再喊她过来在床上铺个毛巾被

 “家庭主妇是我现在的工作。”她现在这样说，可她说的时候，没有刻意地强调和渲染，不会有明星式的惺惺作态，仿佛照顾自己的老公和小孩是她做出的伟大牺牲，一脸崇高圣洁的若无其事举重若轻。孙莉没有，她说自己是家庭主妇，而且说得很平常，也不常说，偶而说到也是顺口提及，依旧云淡风轻。

云淡风轻这个词听起来与孙莉很贴切，但略显夸张，大气过度。好吧，孙莉很清淡，这个描述可能更准确。她清淡如水，这清淡不是装扮，也不是修为，而是天性。既然是天性，也就没有分别心，她的清淡是没有选择性的，没有上下里外之分，不针对各种，不脱离日常。 

她是个清清淡淡的家庭主妇，这一份清淡，让人安心，平静。似乎守着她，时间会变得不清晰，你会感受不到光阴曾经滑过，无论是在她的脸上，还是你心里。

我们2013年底有了第二个女儿，名字叫妹妹，这次她生产时是顺产，所以我就在她床边和她一起待产，从进入产房到生下妹妹，整整48个小时。当妹妹发出一声啼哭时，我望着孙莉疲惫虚弱的脸，心中一阵心疼，可在她眼中，我却只看见她的喜悦和对我的安慰。那一刻，我们好像就是对方。  

两个女儿的母亲，看上去也只像是个大姐姐的样子，这个小妈妈还会和女儿撒娇发嗲，也爱和女儿们一起打扮梳妆，每当她们围在一团亲亲昵昵时，我就会在一旁暗自祈愿——时光停滞。

再说回作为演员的她吧，在彻底成为家庭主妇之后，她唯一还在做的演员工作就是出演话剧《暗恋桃花源》中的云之凡。在剧中，我与她是情侣，在1948年的上海滩相依而别，再聚首，近似四十几年后的台北病房，弥留之际的男主人公与老年的云之凡轻声话别。我们已演出了近八年，场次逾三百。每一轮的巡回演出，我们都会持续两三个月，跑遍中国各省市。在剧场中，我们穿越过黑暗的侧台，走向光明耀目的戏剧舞台，在台上，深情相拥，生离死别。每当最后一幕，我们成为一对垂老的旧日恋人，在夕阳照射的病房中无声相对，她一问，我一答，我们咫尺天涯地凝望着对方，霜白的发，苍老的眼，跳动缓慢的心和迟疑的双手，迎面的伤痛和炽烫的泪水。这一切，也不只是在戏中吧，我每每演出至此，便会想到真实的人生。

我与孙莉，相守二十一载，人生过半。在光影舞台上，虚幻生活中，一路相依。戏中，她最后离开的身影，终有一天会在我们的真实中再现，之后再不现。可是，我们不会怕，也不担忧。

坦白讲，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遇见，相爱，相守至今，我们的人生一定不会如今天这般，不说幸福，起码清静平安。因为，我有幸遇到了她这样的一个女人，没有离开。

（黄磊，1971年出生于江西南昌，演员、导演、编剧、教师。孙莉，1977年出生于辽宁大连，演员，2004年3月8日与黄磊结婚）

 

在一起，追寻生命的真义

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更深的追寻，很容易散掉，很容易瓦解。那个追寻，不叫做公司要上市或者什么的，那个追寻，是短短的人生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以及生命到底是干什么的。

口述/赖声川 采访整理/丁尘馨

我和乃竺是非常幸福融洽在一起相处几十年。而且我们的关系不断在更新，越来越好。这不是一般人都能得到的。所以我们非常珍惜。

活到60多岁了，我们见到那么多伴侣。有的人开始时那么美好，后来派私人侦探的；也有事业好爱情就好，事业不好了爱情就没了的；更多是看到不成熟心灵的两个人在一起，暂时时很开心，可后来碰到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幸福、也非常幸运，但我们不是像英文所说，“take it for granted”，这是理所应当的一件事情。这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要保护这个关系。

我们的人生很奇妙，戏剧、佛法和家庭是完全连在一起的。要理解我们，就要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包括我的大女儿，她嫁给了宗萨仁波切的外甥，现在女婿基本就跟着宗萨仁波切做事，我女儿也在帮忙。

相识

说到乃竺，她太特别了。她就是一个如意宝。

我和乃竺相遇是在1974年的某一天。那时我上大二，我大学时代的主要记忆就是在民歌餐厅里唱歌和玩音乐，在艾迪亚西餐厅玩音乐，跟一群高中时的同学住在一起，我们在不同的大学，生活得像一个乌托邦。

当时台大一个朋友一直跟我提起，台大哲学系有一个女生叫丁乃竺，就像当年辅大有个胡因梦，她已经是传说在外的人物。我一进辅大就听说胡因梦了，那时候她叫胡因子。我们那个时代很多这样的奇人。

有一天晚上在艾迪亚，餐厅有一个阁楼，他们跟我说，“走，到楼上去认识一个朋友”，那个人就是丁乃竺。

艾迪亚很小，我走上楼，那时候就觉得，我见过她！而且我们认识很久了。然后我就觉得，她就是我的老婆。

但那时候我有女朋友她有男朋友，我们虽然互相有好感，并没有做任何勉强的事情。那时的想法是很单纯的，虽然觉得就是她了，但自己也有女朋友，所以不可能冲动地就赶紧去追求她。就觉得像见到了一个老朋友般的感觉。可事实上，我们之前从没有见过。

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们很能聊天，聊很长时间。但不是男女朋友。

两年以后，我大四那年，我们自然地结束了各自的感情，就在一起了。

1976-1978年，她毕业后在她叔叔的律师楼帮忙。那时候的她非常风光，俗世眼光里的那种风光。台大毕业的一个女生，因为自己喜欢，穿着旗袍去办事情；她又特别单纯，风靡了各个单位。我当了2年义务兵，但很轻松，开始做乐队，后来又被调去做英文播音员，所以我可以在那个时间里继续玩音乐，同时计划结婚和留学。

我觉得我们结婚也是自自然然会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特别地求婚，就彼此一直有个默契，我们要在一起。当然在一个点我跟她提起，但不是跪下来求婚那种，我就问她那我们在一起吧，她说好。那时有一个插曲，因为她比我大一岁，她爸爸还蛮传统的，尤其在那个年代，我不知道怎么过她爸爸这一关。结果天助我也，刚好有一篇文章出现在报纸上，说的是，如果太太比先生年纪大的，离婚率比较低。

我就剪下来给我未来的岳父看。丁姐（丁乃竺）的爸爸那时在台湾是一个著名的政论家，也写了很多书，比如《北洋军阀史》等等，他看了没说话。就表示这事OK了。

我后来跟他关系很好。我们家没有婆媳的问题，我和她的父母也很好。

承担

我想到两件事。

一件事是发生在结婚前。一天她在我家玩，那是在台北双城街一个老的日本房子，我12岁到台北后就是在那长大的。当时家里有一个佣人，我妈妈当她是家人，后来她不给我们做佣人了，但还是住在我们家，还在那结婚生子。有一天，就我和乃竺还有佣人的儿子三人在家，那时他才三四岁，他玩着玩着突然把头撞到柱子上，血流如注，我都快吓死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乃竺当时之镇定。她马上问我，你们家的药在哪，有没有云南白药？我拿给她。我就看着她抱着那个孩子，很从容地处理伤口，她把那个伤口用手掰开，把药塞进去，很快，就止血了。

我心想，“哇！我要娶的老婆是这样一个女人！”

这是第一次我有机会看到她的冷静加上一种英雄气概。

1978年，我们结婚了，过了一个多月就到了美国，在伯克利，我学戏剧（博士），她学教育行政（硕士）。那时有几个学校可选，而伯克利没有奖学金，一年的学费就要几千美金，但我们还是选了伯克利。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是有钱人家，我们真的不是。我14岁时父亲（曾为驻美外交官）过世，政府每年给我母亲几千台币的补助。我不敢说生活过得很艰苦，但母亲是很辛苦地把我们带大的。丁姐家也是，名气在外但并没有很多钱。

她做了两年事存了一笔钱，我也存了一些，我妈妈给了我几千美金。我们把这些钱放在一个很好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告诉我们，保证每个月可以给我们多少的利息。可不到两个月，他倒了，我们再也没见到这个朋友。我们的钱也没有了。

我们跟学校讲了这个情况，学校说可以下学期申请学费减免。可是生活怎么办？我们要面对的是，是不是要卷铺盖回家，因为真的没有钱了。

这种情况下，人的个性就显露出来了。

她镇定到一种程度，让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里有她在就是“幸福”两个字。她就能一个人承担。

她只对我说，“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自己赚钱了。”这种时候，她显得冷静和镇定，一点恐惧都没有。我想到我父亲的一个同学，我们叫他钱叔叔，在旧金山开餐厅。电话还是乃竺打给他的，钱叔叔说，你们周五就可以过来工作。我们开了个破车过去，开始了我们的打工生涯。

那是个很豪华的餐厅。一到那就发给我们制服，我是服务员，管收盘子，分我的是一个土黄色的制服；她在前台做领位员，还能漂漂亮亮的。第一天我很狼狈，餐厅生意非常好，从下午5点半忙到11点没有停，每一桌至少三轮翻台，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什么都不会，一整天被骂到臭头，“12号，收！”“25号，收！”“快摆台！”真是感觉被丢到了火海里了。

那天回到家，我印象很深，我们一句话都讲不出来，累死了。夜里12点多，我们就坐在床上，看着彼此。但没有抱怨。

那天我们累得跟狗一样，躺下就睡了。

本来我顺顺利利地读了博士，没想到命运给我这么一个变故。可第二天继续时，人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命运。

我记得那天我赚了20多美金小费，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慢慢成了跑堂的，越来越得心应手，一晚上可以赚到100多美金的小费，我们也有奖学金了，情况慢慢好起来。

故事再往下讲，你就会知道，这个家庭里她是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家撑起来的那个。

乃竺有一张拿到硕士文凭时拍的照片，那时她怀着耘耘（大女儿），学校希望她继续读博士，但她为了带孩子，也为了支持我，就放弃了。她开始找工作。我要念5年书，后面3年她就是一边带孩子和一边打工。

在美国不像在中国，生了孩子有人帮你照顾。孩子叫了就得半夜起来喂奶，大点上幼儿园也是自己接送，感冒了还得提前接回家……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她开始打工，在各种餐厅打工。最高峰的时候，在4个餐厅打工。就在去年11月，我在旧金山湾区的时候，还开着车去我们以前住的地方转了转。那时我突然想起她曾经打过工的一个餐厅，那是开给学生的快餐店，一块多美金一份，小费只有2毛钱。那个地方离伯克利很近，在一个商区里，是一对韩国华侨，父子在那做简餐，她在那做一切——上菜洗碗，一小时只有4块钱。我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她说觉得他们做得很辛苦，也很佩服他们。

她的人生里面，总是这样，看到别人苦，就想去帮他们。

打4家工的时间大概持续了1年，她后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但距离家很远，在旧金山的另一边。

修行

其实我们在生活上很多地方是很不合的。我们吃的也不一样，好比说她吃鸡翅我吃鸡胸肉；她吃辣我不吃辣。玩的也不一样，爱好也不同。但没关系，这样也很好。生活中的不协调一点都不影响到我们，那个问题对于我们是零。我们有一种更深的东西是在一起的，一种追寻。那种东西在一起，就什么都搞定了。那种更深的追求就是一切。那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追寻生命的本质，追寻人活在世上到底是在干什么。

我们有一大部分别人不能理解的部分，是学佛的部分。对我们而言，修行是追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人生很奇妙。戏剧、佛法和家庭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这三件事几乎同时开始。

这得说回到乃竺的爷爷，他叫丁石僧，石头的僧侣。这是他自己后来取的名字，以前他叫丁怀瑾，和孙中山一起闹革命的人。他后来就不玩了，就在家修密。

乃竺在香港出生的。她出生的时候，本来叫丁乃蕾，结果她爷爷从云南写了一封信到香港，我后来还看到过这封信，信里说，此孙女与佛有缘，请改名为乃竺。

可爷爷从没有见过她。大概她的佛缘这时候就有了。

乃竺十岁的时候，香港政府把她父亲抓了起来，等他放出来后，全家就到了台湾。

我是在美国出生，12岁到的台湾，我们就像冥冥中的一种神秘的约定，从不同地方先后到了台湾。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后来修行时的老师在佛法上和乃竺爷爷的修行都是相通的。

我从大学的时候对道家思想有兴趣，还到台大去旁听。因为我玩音乐，开始对国乐感兴趣，她也有兴趣，我们一起去学琵琶。我们的老师叫林古芳，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好朋友叫陈国钦，陈国钦那时才二十多岁，是一个八卦拳很厉害的人物，于是我们跟着林古芳学国乐，跟陈国钦学八卦拳。陈国钦有一天问我们，有没兴趣去听一听藏传佛法。

我们说好。

那个地方在新店五峰山，是台北近郊。我们第一个老师就是五峰山的林上师。台湾和藏传佛教的联系很薄弱，林上师是屈师祖的学生，是屈师祖带着藏传佛法到的台湾，而他和乃竺的爷爷是一卦的。

所以你怎么会不相信因缘，不相信因果？

我们就这么懵懵懂懂地接触到了藏传佛法。那是1976年，它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有了这样的基础， 1978年，我们决定在五峰山结婚，然后出国留学。

我们刚到美国，伯克利也有个佛法中心。我们搬了家后，总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后来发现那是孔雀的声音，打开窗户看出去，对面就住的一个喇嘛。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我们总是碰到和佛法有关的事情。

后来我们从美国回到台湾，就陆续请一些活佛到家传佛法，一传就是一两个月，我们家就成了聚会的地方。那时候台湾没什么人学藏传佛教，我们把它当学术来研究。

我们不但一起研习佛法，也面对生死。

我们在1985年就认识了宗萨仁波切。那时他才二十出头，第一次到台湾来，我还记得丁姐回到家说，“不得了了”。当年她的身份是翻译。别人将藏文翻译成英文，她再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她还替老师翻译佛法。早期学藏传佛法的人，看到她在台上，就会非常安心，知道只要她翻译的，肯定是非常准确的。她真的是懂。

我跟她 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学的。

“这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就是知道。”她说。

她教我学会忍辱

当时我们的生活忙碌到什么程度，你可能没办法想象。导戏就已经要疯掉了，在台湾很长时间我还教书，教书的量是一般教授的两到三倍，因为缺人，没有人教这些课。我当年是副教授，一周教8小时就够了，可我一般都教二十多个小时。她开始时在电脑公司上班，还要搞剧团，还要为佛法的活动筹款，还要翻译。有一次，大概是1990年，她为宗萨仁波切一个很大的活动筹到很多款，我心想，可以了吧，你这么累，他们有基础可以盖庙了。可是我发现，不断有新的人有新的要求找她，她就会去继续做。

太多人碰到事情就找她，她就是万灵丹，传说中的如意宝。谁有任何问题找她，她一定放下一切细心又耐心地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的生活，很多人不能理解。因为我们不应酬。到了一个年龄，我们都不大出门，除了工作就是在家里。

乃竺到底在做什么？我可以稍微透露一点。有时候我回到家，看到又有人在客厅，他们很小声地和乃竺在谈话——又有一个朋友因人生中碰到问题找乃竺谈话。

她不只是为我做事情， 她为太多人做事情。对一无所有的人、大财团的人，她都没有分别心，不论他是什么人。

但她不愿意出现在台前。她没有很想演戏，我和金士杰都觉得她是《暗恋桃花源》里云之凡的理想人选，但她就是不爱。如果她个性有稍稍不同，她可能是一个大明星。她有那个魅力，她在表演上有那个能力。但她都退在后面帮助别人。

当然从中得利最多的是我。

我有个新加坡的朋友，叫郭宝坤，他也是新加坡的“戏剧之父”，1988、1989年的时候，他和荣念增会组织一些华人精英的研讨会或者讲课，包括余秋雨、杨世鹏和我都受邀，我因此和郭宝坤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8年的时候，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最近忙吗”，我说“很忙啊，在做一个新的戏”。郭宝坤是一个很典型的、优雅的中国人，在新加坡讲一口北方话。他说，有个事可能要请你帮忙，我6月份有个演出，希望你帮我导。我明天要进医院切除一个肿瘤，可能没办法导，你能帮我吗？

他这样说我没办法拒绝。

那部戏就是和人艺合作的《红色天空》，主演是林连昆等人艺的老艺术家，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他跟我说你一定要来北京导戏。

到了1998年底，我们就去了北京。

其实在1992-1993年，杨世彭帮我们导《推销员之死》的时候，因为用英若诚做翻译，我们请英若诚来台湾。后来他回请丁姐到北京玩，带她到处看，那时候丁姐就对北京有很深的印象，她回来后跟我说，我们可以慢慢地考虑到大陆做演出。

2008、2009年，我们有个很大的改变。我们第一次和大陆合作创作新的作品《一起看电视》。这个过程，乃竺在推动很多事情。2008年底，我做了《宝岛一村》。2009年女儿结婚，我做了听障奥运会。将近两年时间里，她作为总监制，担任所有的繁琐的工作。那之后我们开始做大型活动。

后来就碰到“百年庆典”。当时的“副总统”萧万长亲自找我，我不想做，躲起来，让乃竺对付。最后剩不到一年了，他们又找到我，说真的没人做。乃竺想到她爷爷的渊源，说那就做吧。

想不到那是这么大一个反弹。（注：台湾“百年庆典”，正逢选举期间，赖声川总策划、导演的庆典活动被绿营抓住进行大肆抨击，他因此陷入“弊案”风波，和“攀附权贵”指责。）

事后回想起来，她也很懊悔。她有自责。我不断地安慰她，我跟她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我们的人生里面不管顺的还是逆的，我们能接受的话，最后的结果都是好的。说实话，比如我能够体会劳工阶级、广大群众在想什么，也就靠的那5年的打工生涯。我为什么更了解人性，就因为有那5年。好像老天爷安排好似的。那5年真的很苦，苦过来就得到太多东西。

像这次，“百年”的事给我们那么大的打击。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做错事被人骂，你要检讨；如果没做错事被人骂，那叫修行。

要学会忍辱。去学习任别人胡说，不还口。这些是乃竺教我的。以前我的个性不是这样，你误会我污蔑我，我没做错事，我绝对要反抗，不能接受。

她真的不断地在教我，“不行，你就要接受。” “你要看清楚，你还手，一点用都没有。”“了解你的人就相信，不了解你的永远觉得就这么样的。”这次是我很重要的一课。

而她那时候受的打击就因为我，她不忍心看到别人这样对我，所以会自责。反过来我也一直安慰她，“我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我的人生里做的决定，这个决定我做了，我不会怪任何人。”我一秒钟都没有怪过她。

她自己觉得怎么误判了那件事。但和那次我们钱被骗光了一样，对我们是一个转折。而且时间会改变很多。现在，这事情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而我们还是一样非常幸福。

它也让我在人生里更往前走。

慢慢地我们的重心就转移了，转到大陆，转到美国。回头去看台湾，舞台已不在那了，虽然那里曾经是。

仿佛不断有强烈的暗示，让我们不断地改变。

这之后，我们和央华合作在大陆演出，做乌镇戏剧节，《如梦之梦》能重做，又有了上剧场，我们还是那么幸福，还有了两个（外）孙子。人生在不断前进，靠的是这些事情。佛法上我们也没有停止，不断在修行。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在过的是一般人不能理解的忙碌生活。

我们两个加起来才是一个我们

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不但生活在一起，还工作在一起。

太多人不理解，我们可以在一起共事。我们分工明确，我管创意、她管制作。当然有交集，但我们就讨论。我们之间的沟通一直非常好，我们一直很在意彼此间的沟通，一天没讲过话，就不舒服。讲的话都是所有事掺和在一起的，工作的、家庭的、佛法的都掺在一起了。这感觉很微妙。

郭宝坤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他写过一篇短文谈我们，他说：朋友和家人不分，工作和休闲不分……什么都混为一体就对了。

我们以前住在阳明山的时候，车库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我穿过厨房就去上班了。耘耘在家总是看到，演员不按门铃就进家了，或者穿着僧袍的人在家走来走去。上世纪80年代，家里最高峰时每天晚上有一两百人，他们来听佛法，一待就是两个月。

我和乃竺是各自进行修行的，随时有体会都会彼此说。她不会有问题，一定是我有问题问她。我还没碰过我有问题她解答不上来的。我一直鼓励她开一些课，她坚持不肯。

她很少有过度的情绪，一直很平和。

我们做《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的时候，和张小燕（台湾著名综艺主持人）合作，慢慢地，她对乃竺也有些了解，后来在节目里她公开说，“丁乃竺啊，如果这时候房子烧起来了，她也会说，‘嗯，也不错。烧完还可以重盖’。”

“百年”的事情，我们最难的时候，她也没有太大的情绪，她就是每天看网上的状况是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

她睡眠非常好，我睡眠不好，半夜如果她发现我睡不着在那翻，她就会帮我按摩，一直到我睡着为止。几十年来都是这样。

但她不会让别人感觉到“我在奉献”。你真要了解一个人，要从这些细微的地方看。

她太多东西跟我不一样，比如我会累积东西，她会丢掉；她要减少，我要增加。我们出去旅行，她没有任何意见，全部我主导。她可能觉得我比较乱，但就说一两句，没别的了。在这些细节上，我们彼此从来不会抱怨。

我现在看她，中国人讲的那句话再贴切没有，就是“另一半”。这是很深刻的感觉。“另一半”的意思是，我们单独是不成立的，我们是一体的。就好像我们两个加起来才是一个我们。

我们不能奢望可以更好，所以也更珍惜。我们也不炫耀。我也不认为夫妻就是该这样，世界上的爱情和情感维系都很艰难，像我们这样融洽的不是太正常——我愿意这样说。所以我们特别珍惜。

所以，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更深的追寻，很容易散掉，很容易瓦解。如果彼此关系是建立在金钱或者简单的吸引力上，那个东西很快、几年内就可能散了。那个追寻，不叫做公司要上市或者什么的，是短短的人生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以及生命到底是干什么的。有这样更深的彼此的追寻，你才有真正的话题可聊。如果你的话题总是，“表坊今天怎么样，卖了几张票”，两三年就疲了；或者“你爱不爱我，我爱不爱你”，一年就疲了。要真正的长久不是这些。

我们到今天已经结婚38年了。必定有更深的东西，要不然两个人早就不说话了。

这些年，我们两个都会找时间去旅行，好比去年，我们到美国俄勒冈导戏，我就特意早去一周，去一些我们喜欢的地方，就两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

（赖声川，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博士。29岁开始剧场创作，他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使濒于灭绝的台湾相声起死回生，《暗恋桃花源》30年后仍为舞台剧经典，为喜爱戏剧的人们所称颂。赖声川至今编导舞台剧20多部，其中包括轰动亚洲的七个半小时史诗《如梦之梦》，并于2013年起有机会被搬上大陆戏剧舞台。他被誉为“亚洲剧场导演之翘楚”，是华文世界最著名的剧场工作者之一。赖声川与妻子丁乃竺自大学时代相识相恋后结婚，至今38年。丁乃竺一直作为表演工作坊的制作人帮助赖声川的戏剧事业。）

 

永远的至爱

“你离开的时间越长，我对你的思念越深。”

文/钱李仁

我的爱人原名唐岁千，出生于无锡大家——唐家。我听说这个名字比我同她相见要早两年多。

1947年，我在上海地下党的中学委员会工作。很多次会上，在负责女中工作的同志的发言中，唐岁千的名字常常被提起。那时，她在上海允中女中读书，担任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华光团”总团长，在中共地下党的秘密领导下，从事女学生活动，并逐步引导同学参加反美、反蒋的政治运动，如声讨美军强暴北大女生沈崇，“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等运动。1947年上半年，她在中共地下党允中女中支部入党。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她被校方开除，后转学到上海女中，担任了上海女中党支部书记。她很善于说服同学，在斗争中又敢于冲在前面，因此很受赞赏。

到1948年下半年，我已是上海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分管的工作有一块是“交通”。这个机构人数不多，但肩负着重任，就是把学委系统中因身份暴露或其他原因需要去解放区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安全地送到解放区。当时，唐岁千已被列入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受到特务盯梢。另外，她的父母因在台湾拥有造船厂等资产，决定举家迁往台湾。根据这些情况，组织决定让她和已参加革命的妹妹唐哲千脱离家庭去解放区。据唐哲千回忆，姐妹俩留下一封信出走，要家里不许登报、不要找她们。母亲知道后，哭得眼睛失明，父亲也被车撞了。她们历经曲折而毫不动摇的革命决心和胆量，成为中学委汇报的亮点。

按规定，为了不影响国统区组织和亲属的安全，进入解放区的同志必须立刻改名。从此，唐岁千就成了郑韻（唐哲千改名郑琪）。

相爱

我和郑韻第一次见面，是在1949年下半年。

当时，我在上海市青委（青年团上海市工委的前身）担任学生部副部长，她在沪中区青委工作。我去区里了解学生工作情况，才初次见到她。记得她身穿渡江南下的解放军制服，一套粗布绿军装，刚摘下“军管会”的标记。讨论工作时，她侃侃而谈，英姿勃勃中散发出青春的妩媚，给我印象很深。

1950年，由于工作机构的调整，她调到市青委。主管人事的同志就将她分配到学生部一事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欣然同意。在学生部的工作中，她无论是提问题还是发表意见，都很主动，很认真，想得很多很细，有时甚至使同事感到她考虑过多。我作为学生部负责人，比较注意吸收大家的意见，哪怕是点滴零碎的小事。可能她感觉在我的支持下积极性得到了发挥的机会，从而对我产生了好感。这样，我俩之间的相互爱慕之心逐渐滋长。当时不存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气氛和条件，但在无言中仍会有心灵的感应。

1951年夏天，学生部一位女同志卧病在家，她家在西郊，离市区较远。我作为负责人要去探视，同时需要去一位女同志，部里派了郑韻。我们同行去西郊，路又不熟悉，边问边找，以后又多次去探视。我们俩是真心实意关心患病的同志的，不过这也给了我们一个相互倾吐衷肠的机会，从此把心中的爱慕溢于言表。我们还讨论到，两人性格明显不同，会不会影响爱情？尔后逐步得出了不同性格可以相互补充而使双方都受益的共识。

到患者病愈时，周围的同志对我们俩之间的“状况”已有所觉察。不过，直到1952年初，在学生部另一位同志的婚礼上，团市工委副书记张本才半开玩笑地公开了我俩的恋爱关系。那以后，我们两家的家人逐步见了面。在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后，我俩于1952年12月27日在市青委机关的一间小房间举行了极为简朴的婚礼。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近60年相濡以沫的风雨人生路。

在艰难岁月中独撑一个家

女儿形容，妈妈是我们这个家庭的磁石和中坚。她性格坚强，对子女要求很严，不喜欢子女软弱恋家，但她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这个家。

为全家做可口的饭菜是她的乐事之一。她很好学，除了向同事朋友们学做饭外，每次参加工作宴会，她都留心学一两道菜的烧法。渐渐地，她成了烧菜能手。节假日时，她会把家不在北京的同事朋友们请来，给大家做好吃的。每当大家把可口的饭菜一扫而光才想起她还没吃上时，她总是说：“你们喜欢比我自己吃了还要高兴。”

她的手很巧。从小到大，孩子们的毛衣裤都是她织的。每当有一种新织法流行时，她会把旧毛衣拆掉，重织新花样。外孙女的小名叫咪咪，韻精心织了一件毛衣：胸前是一只戴着小铃铛的可爱小猫，背后是那只小猫的背影和尾巴。她甚至为咪咪的洋娃娃钩织毛衣，慈爱之心都在一针一线中。她不光为家庭成员织，还为单位的单身汉同事们织。

“文革”爆发时，我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因为上海地下党被说成是特务组织、“梅花党”（这是我在事后听说的，当时我没有得到过正式的说明），我被隔离审查。记得那是1968年3月15日下午，我还在上班，外办的造反派突然找我，宣布：“你已被隔离审查，今晚起就不要回家，在办公室搭个铺。无论白天黑夜，不准锁门，不准把窗帘拉严。不准外出，不准独自行走，包括在院内上厕所和去机关食堂打饭都得有人监视。家属如来电话或来探视，要先取得我们允许，并受监听或监视。工资，除按月给本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外，其余停发暂存，不准动用。”

当天晚些时候，造反派去我们家，宣布我被隔离审查，并动手抄家，翻箱倒柜抄走了我在团中央期间参加外事活动所拍的大量照片和一些资料。那天，女儿也在家，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抄家者离开后，韻立刻告诫13岁的女儿：“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记住爸爸是好人。”女儿后来在回忆中说：“这是妈妈第一次把我当成大人一样跟我讲话。我顿时觉得自己一下长大了许多。”6岁的儿子还在上幼儿园，韻也对他严厉告诫，不许相信更不许瞎传从幼儿园里听到的给爸爸抹黑的胡言乱语。

1969年，我作为隔离审查对象，被押送到设在宁夏的国务院五七干校。不久，韻也被下放到设在河南信阳地区潢川县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她做好了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北京的准备。临行前，她带着两个孩子乘坐在当时还比较稀少的开往青龙桥的小火车，登上八达岭，去向长城告别，让他们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雄伟曲折的历史。她还给女儿买了一个穿军装的洋娃娃，那是长久以来女儿的第一个新玩具，女儿开心极了。她后来回忆说：“妈妈就是这样：在文革中，在以后其他的逆境中，始终支持着爸爸，支撑着我们温暖的小家。”

儿子亚飞则回忆，由于母亲的细心呵护，他的干校童年是快乐的，满足的，甚至说得上丰富多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格取向。

他记得，第一天到干校时，他从卡车车斗中醒来，一眼看到路边长着犄角的动物，就大声叫道：“妈妈快看，好多好大的羊！”韻微笑着抚摸着他的头说：“那不是羊，那是牛，黑色的叫水牛，黄色的是黄牛，水牛性情温和，黄牛厉害，以后要小心黄牛。”韻被分到养路班，干的是重体力活，天不亮就出发，日落才收工。亚飞年幼，还没有学上，韻怕他感到孤单，就向别人要了一条刚出生不久的小狗交给他，告诉他，这是一条小生命，狗妈妈生完小狗后不久就死了，你要好好照顾它。亚飞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同情和责任感，常抱着它四处寻找有奶水的狗妈妈，找不到时就用米汤喂它。小狗一天天长大，亚飞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钢虎”。后来亚飞上学了，“钢虎”就陪他上学，陪他在麦田里抓野兔，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韻也没忘记一个男孩子成长的精神需求。亚飞十分渴望拥有一支枪，韻给他做了一支木头枪，还想尽办法从北京、上海给他买真正的玩具枪。枪到亚飞手上时，他都乐疯了，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男孩，有一个天下最好的妈妈。他的第一支枪是AK-47型冲锋枪，不光可以发出声响，还能喷出火星，每次开枪后都有一股淡淡的火石的糊味儿。以后又有了玩具手枪，甚至有了装电池的双筒冲锋枪。他后来才真正理解了韻的苦心，写道：“我自认为是一个孝顺的、正直的、善良的、有责任感的、充满爱心的人，这和我童年时受到的诱导、教育和关怀是分不开的。”

从我被隔离开始，直到我被宣布“审查清楚，没有问题”于1972年初从宁夏返回北京，在将近4年的岁月里，韻独自抚育着孩子。由于她深入细致的努力，两个孩子无论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健康成长，没有因我的坎坷而留下任何后遗症。

不仅如此，韻还要给我在上海的年迈双亲寄些钱，补贴家用。在正常情况时，我按月寄一点钱给父母。当时我的工资被冻结了，韻的工资本来就比我低，管了孩子还要管老人，压力实在太大，但是她考虑，如果停寄或少寄钱，势必引起老人的疑虑，担心我出了什么问题，对年迈的老人会造成很大的创伤，因此咬紧牙关想方设法继续按原来数额给老人寄钱，没有让我的遭遇惊动老人。对此，我真是感激涕零！

一生学习，晚年相伴

由于参加革命，韻没机会上大学，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她一生都坚持不懈地学习。她随身带一个小笔记本，走到哪儿，记到哪儿。由于她的努力学习，她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工作。1982年7月至1991年2月，她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其间，从1985年至1996年，公安部组团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年会，每次都聘请她担任代表团顾问。为此她开始钻研国际刑警的各种法律条文。我与她去美国探望女儿时，她每天看法律常识节目，并起大早排队去美国最高法院旁听审判。

韻的另一大遗憾是，自从1948年离家后，几十年来，与在台湾的双亲无法相见。在当时的内外环境下，也无法通信往来。

韻对随她一起去解放区的妹妹郑琪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关心。1953年，我担任了青年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并作为团中央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常驻代表、书记处书记，去了匈牙利工作，韻也随我一起去。当时，在国外工作的人能领到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国内的工资照发，我们就用来多照顾郑琪。郑琪回忆说：姐姐出国了，凡是她有的，总想着我。在剧院里，我是第一个拥有进口照相机的人；为了帮助我提高业务水平，她给了我1000元买钢琴，真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啊！我家的电视机，从9英寸黑白，到14英寸彩电，甚至我女儿、儿子结婚时的电视机和电脑，都是她送的。多少人羡慕我有这样的好姐姐，她却说：“与其说你有个好姐姐，不如说你有个好姐夫。”

文革后期，中国开始向世界打开国门，韻和妹妹开始奔走，申请把父母从台湾接来养老，但迟迟未能落实。1976年，她父亲在台湾病逝，母亲由大哥接去美国居住。直到1983年，母亲才终于回到祖国大陆。老人在我们家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三年，她病重的日子，我们将她送进协和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韻天天陪护在病房，我基本上也是每天去看望。能为母亲送终，让韻终于能稍微弥补和父母分别多年的遗憾。

韻很重视家族的传承。2007年，常州市政府组织“唐荆川500年公祭”。唐荆川是唐家的先人，抗倭英雄。我跟韻出席了这次活动。她的堂弟唐师曾也去了，他回忆，当点名“郑韻”时，老姐姐从轮椅上高举双臂纠正道：“我是唐岁千！”韻还抓住这一机会，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花了大量心血，策划、出资筹建了大型石雕“荆川公纪念碑”。

唐师曾评论道：“平时聊天说到往事，姐姐总记不清年代，她一生的时空坐标全以姐夫为轴心。把一部异彩纷呈的当代史，简化成老钱任团中央国际部部长那年、老钱任国务院外办社会主义国家组组长那年、老钱开亚非学生会议那年、老钱下‘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