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家是避风港。”这句话在今天听来无比真实。只有回到家中，我们才能自由地展现疲惫和沮丧。人总需要一个可供蜷缩的角落，不管是一套属于自己的三居室，还是一个租来的小房间，只要我们寄寓其中，就可以称之为“家”。

有“家”就可以免于流离失所、受人侮辱吗？不一定。在这个城市改建频繁、租房问题频发的时代，家的买卖与租赁充满不确定性，安全与尊严剧烈摇摆，似乎随时可以被剥夺。

房子和家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只有通过占有房产，我们才可以成为完整的人？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与亨利·列斐伏尔都思索过屋宅空间问题，一个看见了诗意，一个看见了政治性的剥削压迫。这份书单从巴什拉开始，先走进宁静的乡间，同哲学家一起畅想人、家宅同宇宙的关系，再跟卡尔维诺笔下的马可瓦尔多走进方格垒砌的城市丛林，考察现代都市居民对居所的不断逃离。如果说马可瓦尔多的故事没能回答人为什么逃离之后还要返回，小说《书店》主人公弗洛伦斯的经历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居所是我们在荒漠中唯一可以支配的空间，然而，弗洛伦斯被特权驱逐的遭遇暴露了严峻的现实：合法拥有的房产，随时可以被合法褫夺，人有两种身份，根除者与被根除者，前者统治着后者。驱逐大量存在，美国人类学家马修·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中指出，驱逐，只会让贫穷的人更贫穷，富裕的人更富裕，因为这是把部分人的贫穷转化为另一部分人财富的关键手段。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里讲道：“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种制度。”不论我们多努力地想沿着巴什拉的小径走下去，最后都不可避免而绝望地发现，回到恩格斯、列斐伏尔等人所讨论的空间政治学，几乎是当下思索家屋者的宿命。毕竟，我们只是凡人，在连吃饭睡觉都岌岌可危的时候，有谁能诗意地思考呢？

《空间的诗学》

走在寒风凛冽的晚上，看见别人家窗户背后的灯光，你会想起什么？里尔克曾同两个伙伴走在路上，望见远方的地平线上有座小屋，四下是漆黑的田野沼泽，屋里透出光亮。“尽管我们一个紧靠着另一个，但三个人仍然是孤立的，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见黑夜。”里尔克的这句话出人意表。行路人的孤独感是可预见的，但它通常被解读为漂泊者对居家安稳的艳羡，对自身状况的叹怜，窗户背后的灯火像是屋内世界对屋外人的排斥、轻视与责备。里尔克所体验的孤独则不然，这静谧的孤独洋溢着喜悦，因为诗人于“第一次看见黑夜”——灯火没有照亮户外，却唤醒了诗人体内无数个交叠的时空，让他重新认识广阔的黑夜、无尽的宇宙。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提出，家宅是人类最初的宇宙，它不仅是肉身的居所，还是意识的栖居地，“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不论是过着相对安定的生活，还是成为城市游牧人，我们的一生都在不断回溯最初蜷缩过的那个角落，让生命意义得以阐释。巴什拉认为，唯有作为空间的家宅才能“悬置”飞逝的时间，将记忆和经验放进千万个小抽屉。当我们走进新的空间时，家宅所贮藏的时间碎片开始释放活力，把过去、现在与未来、人与宇宙联系在一起。

“家宅总是排除偶然性，增强连续性，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在我们的梦想中，家宅总是一个巨大的摇篮。”流离失所即无处安身，但巴什拉着意的不只是没地方吃饭睡觉、遮风避雨，他对家宅的思考更为抽象：“偶然性”的威胁不直接来自迁徙流动，而是意义的断裂；家宅是个体认识自身同他者、乃至宇宙关系的钥匙，没有家宅，时间又开始了无情的流逝，失去记忆庇护所的我们不再有隐秘而广阔的内心空间，一切都在变得狭小单调，窗后的灯火难以唤起里尔克式的孤独感。

巴什拉在书中反复强调，人不是如形而上学家所说的那样“被抛于世界”，在此之前，“人已经被放置于家宅的摇篮之中。”家宅被连根拔起，最可怕的不是颠沛流离，而是失去独特的自我、幻想的摇篮，被剥夺做梦权利的人变成了丧家犬一般的存在。

《马可瓦尔多》

巴什拉笔下的家宅充满诗意，读来却与我们的生活相隔万里，因为他所讲的家宅必须要有阁楼和地窖，在垂直的方向上构成完整的梦境，无怪乎对他而言家宅总是一个幸福的空间，而城市居民所住的“层层叠叠的盒子”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抛开巴什拉定义家宅的严苛条件，现代都市人的居所同样影响着他们内心的认知结构。马克瓦尔多和自己的老婆、四个孩子挤在一间半地下室生活。这名蓝领工人的眼睛从未适应过都市生活，标志牌、红绿灯、橱窗都留不住他的目光，而一片枯叶、一只瓢虫、一个蛀虫洞，自然的每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双眼。对居住条件糟糕的都市人来说，居所不过是水泥丛林的一个触角，迈入家门，如同走进一场相似的不幸。半地下室无数次地把马可瓦尔多推出门去游荡——街头尚有自然可以寻觅，屋内的逼仄、嘈杂却比城市还要城市。

在一个闷热潮湿的夏日夜晚，马克瓦尔多决定到公园的长椅上去睡觉。他每天早晨上班都会经过这个公园，已经幻想过很多次躺在绿荫下，伴着自然的黑暗入睡，在晨间的阳光和鸟啼中醒来，不必忍耐老婆的鼾声、孩子们的哭闹。然而，半夜跑到公园后，马克瓦尔多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宁静和清爽，反而和公园里吵架的情侣、闪烁的灯光、施工声以及垃圾恶臭搏斗了一夜。他的睡眠变得比在家里还要脆弱，只要认定了什么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他就再也睡不着，到了后半夜，就连“真正的安静”也变成了一种搅扰，他需要比安静“更柔软的声响背景”，于是他偷偷打开喷泉，在人造的声响中入睡。噪声已经无法抵达他的睡眠，只有垃圾堆的恶臭潜入梦境，幻化为烂掉的死老鼠，躺在一家人的饭碗里。他拔下毛茛属植物，企图用它遮盖臭味，但最后真正让马可瓦尔多入睡的，恐怕是与无处不在的城市彻夜纠缠所产生的疲惫。

对马可瓦尔多而言，公寓居所同城市一样，叫人难以忍受又无可逃避。但它不像巴什拉认为的那么无聊，完全消灭了居住者的内心生活，至少马可瓦尔多不断在失败与成功的轮替中寻找与自然的联结。这种乐趣不光在街头的一片绿地中得以实现，居所在适当的情景中也得以把不利转化为有利：马克瓦尔多后来和家人们搬到了同幢公寓的阁楼居住，每逢下雨，天花板的滴水声就“让人不寒而栗，好像是风湿病发作的征兆”，但有一次，他听着雨声却有说不出的欣喜——他在养一盆本来快要死了的绿色植物，雨越是大，那盆植物越是以令人惊奇的速度疯长，繁茂的绿叶给他带来无尽的快乐。

巴什拉将家宅内外的世界明确区分开来，人拥有了与自然混为一体的家宅后再去探寻屋外，和宇宙的关系也显得那么融洽。城市取消了居所内外的分别，在街头挣扎的人，在家也要挣扎。屋内不是一个自足的世界，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勇气，相反，我们必须日复一日地埋头行走，才能找到足以支撑我们返回荒漠的绿意。

《书店》

既然现代性的居所这么折磨人，我们为什么还要回去？简单地说，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个空间来完成吃喝拉撒睡的基本需求。再提高一些，人际关系、人的追求也需要有空间来承载和实践。在一个缺乏公园、小商店、餐馆茶馆等空间的城市，人们在街上疾步走过，鲜有机会停下来交流，即使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人，也很少有交集。外面的世界比里面更荒芜，居所就成了我们最后的阵地。不管是组织亲朋聚会，还是开餐馆、办沙龙，一个属于私人的空间为丰富个体与社区的生活提供了基础。

弗洛伦斯·格林为了开书店，在哈德堡盘下了一栋老屋。老屋是五百年前用泥土、稻草、树枝和橡木横梁建造的，前面有个很大的房间，后面是厨房，楼上有个斜顶的卧室，旁边还有一个散发着海腥味的牡蛎棚。在弗洛伦斯搬进来前，老屋荒置已久。哈德堡这个小地方没什么人做生意，许多人对弗洛伦斯开书店的想法不以为意，但书店的经营情况比大家想的要好。老屋书店很快就成了镇上居民常去的地方，就连德高望重、深居简出的布伦迪西先生也对书店经营颇为关注，还第一个登记为租书处成员。这里地处偏远，只有两个人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周去伦敦，现在，伦敦布兰普顿书店的漂亮面包车频频出现在哈德堡街头，为小镇增添了活力。

老屋书店的经营不说蒸蒸日上，也足以维系自身的运营。然而，小镇上颇有权势的加马特夫人却视之为眼中钉，她本来想把老屋建成一个“艺术中心”，好和奥尔德堡竞争。加马特夫人的侄子是西萨福克郡的议员，他提出的一项房屋法案通过后，弗洛伦斯被迫从老屋中搬出，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在小说中写道：“人……以根除者和被根除者来划分，其中前者，始终统治着后者。”哈德堡的根除者，不但霸占空间，还要霸有文化。加马特夫人是镇上最有“品位”的人，艺术只能由她来代表，弗洛伦斯的书店生意算不上有益于社区精神文化的工作；在BBC工作的米洛·诺斯本应该是文化教养的代表，但他自私冷漠，用一种精于算计、毫无原则的教养为自己谋取好处。除了布伦迪希先生外，弗洛伦斯的伙伴主要来自工人阶层，例如在书店打工的克里斯蒂娜，她厌恶书籍，却勤劳、聪明、正派。布伦迪西先生谴责完加马特夫人倒在大街上死去，哈德堡正直、善良与文化、上流阶层的最后联系就此中断，只剩下根除者与被根除者。

原以为属于自己的空间、最后的营地，轻而易举就被合法褫夺。那条法案授权给地方议会强制购买任何建于500年前、没有用于居住的建筑，可是弗洛伦斯不还住在那儿吗？法案在对居住和赔偿条件的解释上取得了一致的灵活性，即服务于根除者的利益。至于弗洛伦斯这个人和她所做的事，被认定为是无关紧要的。在小说的最后，弗洛伦斯坐在离开的火车上，“羞愧地低着头”，她感到无地自容，“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剥夺一个人的房屋等同于宣告他没有价值，丧家之犬的最大苦楚不是流浪，而是不被需要。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

《书店》里的弗洛伦斯遭到驱逐，或许可以说是一场私人恩怨，但在现实中，驱逐更多是系统性的。研究显示，失业、失学往往紧随驱逐而来，疲于应对住房问题的人很难再有多余精力投入到职场和学业生活。被驱逐的人不光会失去有形的房产、衣物、家具、书籍，还会失去他们建设家园所付出的时间，同时，频繁的流动也破坏了邻里间的信任感。

通常，驱逐被看作对各方都没好处的事，但美国人类学家马修·德斯蒙德在密尔沃基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后发现，驱逐其实是一桩暴利买卖，能够将“一些人的贫困转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额利润”。黑人房东谢伦娜是这本非虚构著作的主要人物之一，她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买下了密尔沃基贫民区的几处房产，按理说这些房子没有升值空间，但谢伦娜看中的不是未来，而是当下。她深谙穷人的生存法则，被扫地出门的人大多没有钱买房，被驱逐记录又使他们无法入住公共住房，只好选择性价比极差的贫民窟出租房，就算价格再不合理，他们也只能选择忍受，不断突破自己生活的底线，节衣缩食，把房租凑齐。

“贫民窟是个好地方。那儿是我的金母鸡。”谢伦娜对德斯蒙德说道。在畸形的房地产业中，贫穷不光是天价房产的结果，还是可以用来榨取的资源，唯有占有住宅，才可能免于被驱逐的命运，摆脱贫穷，获得尊严、安全、自我与意义，房产证成了丛林世界里的盔甲。人类学家项飙在此书的导读中指出，这种“家天堂”意识实际上异化了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和享受的生存空间成了需要拼命占有的东西，而一旦占有房屋的逻辑成为主流，排斥和驱逐就不会消失，因为驱逐是“占有的前提”，也是“提升占有物价值的手段”。正如项飙所言，占有和竞争形成了恶性循环，“为了买房安家，我们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让家居这个避风港显得愈加宝贵。于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们全力拼搏的目标，实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学习、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负担。”

德斯蒙德尖锐地指出，人穷，不代表不能过稳定的生活。类似“买不上房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这种论调我们已经听得太多，但在房价奇高的今天，有多少年轻人能在没有父母帮补的情况下买上房呢？退一万步，假设人人都终将成为“房奴”，在拿到房以前就不配拥有安居之地吗？穷，不是原罪。

《空间与政治》

回过头来再看巴什拉谈论家宅的方式，那种诗意多么珍贵而奢侈。项飙认为，家之所以重要，无非是因为要有地方吃饭喝水，把家提到“人性、意义、精神、民主的层次”，在占有与竞争的恶循环下，是为家所遭遇的“双重异化”添柴加火。的确，无论是马可瓦尔多这样的现代城市居民，还是古代的游牧民族，都可以对巴什拉的诗意家宅提出异议和补充；项飙在上世纪90年代前住分配宿舍、过集体主义生活的经历也可以证明，成为完整的人不必要有一栋在垂直方向上完整的家宅，更不需要一张房产证。但这并不是说，家屋同“人性、意义、精神”没有关联，我们今天的问题很可能不是诗意化的家屋为买房风潮煽风点火，而是面对严峻的现实，是否还有真正将家屋诗意化的可能。

巴什拉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比他晚出生十几年，他观看空间的方式永远是政治性的。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列斐伏尔指出，在当前的资本制度下，政治经济学是围绕空间来展开的，空间被设计为稀缺的商品，所谓的“不动产”成了“动产”——只有流通起来，空间才会化作财富。巴什拉把空间视作记忆、时间的悬置定格，它涵容了个体与宇宙的关系，但列斐伏尔的空间是资本秩序的体现（谁被分配在中间，谁被驱逐向边缘），同时也是资本权力用以完成和巩固自身的工具，除了城市住房，郊野的山壑、海岛等等无一能从资本与权力的空间规划中逃离。一个打工人，只有放弃足够多的如厕空间，才能兑换黄金沙滩的一次性体验券。

在一个有产者还想占有更多房产，无产者随时可能流落街头的年代，很难再有巴什拉那样的思考方式。毕竟，一旦你开始严肃思索住房问题，要么就会陷入无家可归的恐惧，要么就会为自己有房而羞愧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