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香港黑帮打街机

在旺角一家闷热的游戏厅,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孩和黑帮成员进行《街霸》对战。

2016年02月05日Ysabelle Cheung 香港

NARRATIVELY

 

那是大约十年前的夏天,我和哥哥在闷热拥挤的旺角,潜入一个游戏厅。大多数时候,我跟着哥哥,在游戏机上玩了无数回合的《街头霸王》。那些旧街机经过长久的使用,已经磨损,连操作手杆都磨出了一种柔软黏糊的光泽。

哥哥总是选肯(Ken)这个角色,那是一个穿着红色宽松剑道衣的金发青年,卡普康公司的游戏设计者将这个角色设定美日混血的格斗大师。无论是混血儿的外形,还是格斗技能,肯都吸引了一大批街机迷。

肯的举止喜怒无常,精力充沛,这都让他成为一个完美的战士。当肯抛出波动拳——一种从掌心发出的冰蓝色拳球——虽然不像其他《街霸》人物的武器那般能够进行连续攻击,但肯的波动拳可以迅速对敌手造成伤害,削弱他们。肯的波动拳可以作为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搅局者,把一个有着明确赢家和输家的虚拟世界变得复杂。

一整天,我和哥哥不断地投币、游戏。我们两个孩子和周围无数的游戏者一样,都盼着逃避现实,追逐一种胜利的感觉。

《街霸》的操作指示非常直接、明确,几乎可以说是体贴的。每一轮开始都会有提示:

“开战。”

然后两个角色就开始对战。

游戏结束时,屏幕上会有闪烁的像素字样显示你的成绩:

“你赢了!”

这种胜利的晕眩短暂而甜蜜。至少在这个游戏厅里,在这场游戏里,你赢了。

* * *

二十年前,亚洲各地的游戏厅日以继夜,十分喧嚣。双人游戏机像小摊似的一字排开,玩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进入的世界,可以决定,自己希望躲在哪个角落一两个小时。

然而,随着家庭游戏的兴起,加上各种游戏设备的价格也越来越合理,游戏开始变成一种室内文化。如今,游艺厅的收入已非常微薄。曾经遍布香港大街小巷的街机,如今也只留下了寥寥几十台。

回溯以前,香港的街机也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都不大一样。就像过去年代的酒吧一样,街机吸引着这座城市形形色色的人们。有逃课的学生,穿着呆板的蓝白校服打游戏的样子颇具讽刺意味;也有对虚拟世界的满足感成瘾的银行家。他们旁边,就是地产大亨们的子女,然后是向疑病症患者兜售干海马和蜂毛的药剂师,还有小贩、出租车司机、毒贩和卖咖喱鱼蛋的小贩。

游戏厅也是众所周知的三合会成员聚集地。

* * *

碰到那个人时,我和哥哥已经玩了几十台游戏机。

那个人一身黑衣,纹身蜿蜒,遍布了他的胳膊和脖子,头发上抹了厚厚一层油,独自恶狠狠地盯着《街霸》游戏——那是一个三合会成员。

三合会覆盖了所有疆域。不论中国人何处流离,何处从商,三合会都会跟随。除了经营色情生意和毒品走私,据说香港三合会还投资了一些更“体面”的产业,如娱乐业、媒体,还有政界。

他们非常喜欢插手竞争,确保自己不会失败,或失去权力,以至于常常暴露在这座他们统治的城市之中。

三合会是香港浮在台面的经营者。他们坐在茶餐厅,手里还握着甜的奶油苏打水;酒吧和娱乐中心也有他们吞云吐雾的身影,在九龙附近唱着卡拉OK或玩着游戏。

虽然那时我并不能确认,那个男人是三合会成员,但我却清楚地知道,对中国的黑社会而言,当街打游戏也不算什么大事儿。

我立刻从游戏机上退了出来,但哥哥却往前迈了一步。

那个三合会成员的边上,摆了一个大大的黑色挎包。他不断地从这个包里掏出硬币,投到游戏机里,眼睛根本不从游戏屏幕上挪开。其他客人都和他保持了大段距离。

哥哥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走向三合会成员所在的游戏机,把硬币放到了台上。这个无声的举动,是一个暗号,意味着下一轮你希望和这个玩家一起玩。

我们看着那个三合会成员打完剩下的几个回合。游戏结束后,他把自己和我哥哥的硬币一起丢进了游戏机里。很快,游戏重新加载,新局开启。

三合会成员选了肯。我哥哥也是。

在任何一场《街霸》对决中,选择同样的角色,会被看作是挑衅行为,因为这意味着你觉得自己打得更好。哥哥真是大胆,他不仅挑战了传说中用切肉刀为武器的组织成员,还在对战一开始,就羞辱他。

他们都不看对方。

游戏会自动改变一个肯的外观,以便于区分对手。三合会的肯带上了一条黑头巾。

屏幕闪烁着进预热挑衅时间,三合会的肯吐出了一个对话气泡:

“够胆和我干一架吗?”

然后:

“开战。”

人群聚集在我们周围,被眼前这一幕吸引住了。这是一场自我与自我的对决:我的哥哥,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孩,脸上闪烁着游戏机荧幕的光,而他旁边的黑帮成员,则散发着权力的威吓。他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存在。房间里所有的玩家都聚集在我们周围,静默而紧张。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哥哥赢了——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没有机会——街机的符咒将被打破。三合会成员将会回到他惯有的那个角色——绝不妥协的犯罪组织中的一员。

但此时此刻,游戏说了算。屏幕上战斗着的两个肯,只是两个二维世界的居民,正在争夺第三回合的胜利。

* * *

哥哥输了。每一轮的最后一刻,三合会成员都会进行一连串复杂的操作,击败我哥哥那个早已虚弱不堪的肯。有那么几次,他们似乎势均力敌,哥哥的肯甚至用几个战略性的波动拳,拖住三合会的肯。但游戏结束了,我们输了。人群惊恐地迅速散开,只留下我和哥哥傻傻地站在那里。那个三合会成员依然双眼紧盯着屏幕,又投入了一个硬币。他又开始了下一轮比赛,没有任何情绪,好像一早就料定了我们会输。

对我而言,那天发生的事反映了香港权力结构的腐败。很久之后,作为一名记者,我在对警方和黑社会状况的调查中,一再认识到这种腐败。可是那个下午,我匆匆一瞥腐败,我明白了,不论在哪一个层级的游戏,有权力的一方总会获胜。我也目睹了游戏厅是如何成为体制外临时的悬浮空间,尽管它那么简陋。

游戏厅提供了一种公平的剧本,供人逃避现实,但是它恰恰提醒了人们这座城市、以及生活里的种种赌博,是按照另外一种方式运行的。

香港如今存留下来的游戏中心,大多位于商场中,巨大,光鲜,都被严格管控,杜绝了各种非常规活动。曾经塑造了香港这座城市的种种对话——关于社会、文化、人们的对话,不再出现在这些地方;一枚银币,也已换不来那几分钟的逃避。但是那些游戏,却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寻求慰藉的人们记忆深处,从未停止——即使它们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有些胜利注定短暂、甜蜜,且已成过往。

 

Ysabelle Cheung是艺术和文化领域的作家、研究者。

 插图作者Josiah Files是来自纽约北部的插画家、漫画家。

 

翻译:周依帆 校订:郭玉洁 

(文章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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