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樊旭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日前指出，中国的经验、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经验证明，经济起飞以后的挑战，飞起来后面临的问题，比起飞以前还要复杂。

12月5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十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周其仁表示，当经济“飞”起来后，高速度会给所有参与者带来很高的预期，这时候如果速度再发生变化、经济再发生变化，对整个经济主体的心理、行为的影响，比没有飞起来之前还要严重。

他指出，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了几十年10%以上的高速增长。“从2008年以后，后来发生过好多事件：4万亿有4万亿的后果，金融市场、股灾、不同的部门……然后我们再看到，虽然我们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是分布极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一直悬在头上。”

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飞”起来以后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来自于开放经济、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后进国家和先进国家之间都在技术进步，动态技术进步引发动态比较优势变化，如果一方的变动率快于另一方、持续地快于另一方，一方就会永久损害另一方。所以，这个逻辑背后，推不出一个非常乐观的可以一直无条件开放自由贸易的政策。”

他进而表示，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可观，但是在最关键的技术和领域，还落后世界先进水平几十年。如果国际关系、国家之间关系持续紧张，先进技术、先进知识的可得性降低，“那飞起来的经济要持续地飞，是困难的，何况中间会发生很多猛烈的颠簸。”

第二，周其仁说，跟所有以往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起飞不同，中国经济这架“飞机”的体量极其巨大，是一架超大的“飞机”。不但超大，而且内部极不平衡——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城乡的收入差距、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周其仁强调，收入差距还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是技术的差别、产业的差别、观念的差别、科学知识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深刻的。“今天在中国的不同地方，虽然都是中国人，在某些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深入某些领域，你就会发现，中国人跟中国人的看法，有时候比中国人跟外国人之间看法的差距还要巨大。”

“这个挑战也会影响已经起飞的经济体在空中动作的基调，因为内部有很大的紧张、内部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不要光看美国有‘锈带’，早年的大英格兰地区的工业，现在已经生锈了；我们也有东北老工业区，也有很多当年先行、很发达现在往下走或者停滞的（地区）。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你又已经实现起飞，那个挑战是非常大的。”他说。

第三个挑战，是在维持“飞机”平衡的同时还要有很大的动力。

“在地面运动，把速度降缓，就可以平稳，起飞的经济，你把速度降下来，会有很大的挑战。中国经济既需要有持续强的动力，否则我们那些还落后的尖端部门，是没有力量没有资源往上打的；同时要维持平衡，维持总量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平衡，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挑战。”他说。

周其仁表示，这些方面的压力和冲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完成起飞之后，并不一定会走向成熟、走向高品质生活，中间还可能会有波折。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这些挑战、面对这些挑战，争取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中国这架巨型‘飞机’、也包括中国以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这些‘机群’能够顺利‘起飞’，做出我们的贡献。”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