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去世，令人们对所谓“中国中心论”的史观及其学术流派兴趣又起。如今离“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发端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中国中心论”的流变及国人对其的态度折射了怎么样的学术及政治生态，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作为对“欧洲中心论”史观之反动的“中国中心论”的推出发生在1970年代。那是美国兵败越南且取消黄金与美元挂钩的年代，美国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不复当年。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似乎昭示大陆型资本主义的风头正在盖过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资本主义，而日本所谓“通产省”奇迹似乎表明政府主导型发展是后发国家赶超的不二法门。

这也是从大街上撤回校园的西方左翼在书斋和象牙塔里继续闹革命的年代，同时也是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判和乔姆斯基对西方帝国主义话语的解构一纸风行的年代。在西方知识分子开始质疑现代性本身正当性的时候，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寻求现代化的多元叙事。

凡此种种形成了怪诞的合力，令去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表述及重述风行一时：现代化的路径不止一途，现代化叙事的展开也不应仅仅被视作是对西方冲击回应的结果，历史的动力应该更多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内部去寻找。

应该说作为一种对先入为主的“发达资本主义”史观傲慢倾向的纠偏，去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再梳理产生了很多别开生面的成果。比如使人们“发现”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非西方地区并非死水一潭，而是也有着蓬勃的市场和区域经济，与其说是西方建立了全球经济，不如说是西方先加入了地方贸易圈，然后汲取后者的力量繁荣壮大。再比如各国应对现代化挑战时除了借助外来思想技术和组织资源，如何从自身传统中汲取资源从而更好地应对自身特殊的情势等等，去欧洲中心论的史观都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厚度。

具体到中国，“中国中心论”的史观也引导人们更多转向“在中国发现历史”，产生了很多学术成果，甚至可以说是去欧洲中心论史学中成就表现尤为突出的一支。人们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并在新世纪之初风靡一时的黄仁宇系列，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中心论”史观影响下的学术成果。

由于较长时期的对外封闭，中国学界开始接触中国中心论是比较滞后的，但之前也有过无意识的合流，比如资本主义萌芽而未果论，其实也可以视作披着马列外衣的中国中心史观：我们有着自己的现代化尝试，它并非起源于西方冲击，反而可以说是因西方冲击而中断。这也令中国学界在接受起中国中心论来并无隔膜和龃龉之感。

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中心论史观在中国日益走红，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速导致对“中国特色”日益自信和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台海局势丕变令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统战对象”，这反过来令人们对于1949年之前现代化进程的“再合理化”也没有那么抗拒。

至此，将中国现代化进程前移至民国乃至晚清开始大行其道。而国际学界自1990年代开始的作为去欧洲中心论升级版的“政治正确”意义上的多元主义全球史观，更是对此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