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当地时间6日，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抗议者袭击美国国会大厦，导致对当选总统乔·拜登的认证过程被迫中止，并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骚乱导火索是特朗普6日一场演讲，当时他喊话支持者“永不认输”，并敦促他们前往国会大厦。一些学者甚至将这起骚乱定义为“叛乱”，甚至给出了“美国民主已死”的论断。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阿齐兹·拉纳的《美国自由的两面性》一书，为理解美国的政党分裂、民粹主义、移民以及未来的政治走向，提供了一个“修正主义”的视角。本文是该书书评。原标题：治理悖论与特朗普主义的历史根源——评拉纳的《美国自由的两面性》。

 

文丨叶成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美国自由的两面性》（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一书出版于2010年，其中译本在2021年出版，由同济大学王传兴教授和复旦大学赵丽娟博士翻译。作者阿齐兹·拉纳（Aziz Rana）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美国宪法和政治发展，尤其关注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公民身份和国家观念的转变。《美国自由的两面性》大胆地重新诠释了从殖民时期到现代的美国政治传统，将种族关系、移民和总统主义问题置于帝国和公民观念转变的背景下,通过美国建国之初到20世纪新政时期的历史变迁，提出了对美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的诠释。尽管这本书在2010年出版，但是如果理解了它所描绘的一种“修正主义”的历史观，那么就不难理解奥巴马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政治的两种不同取向是对立统一的，即它们是“硬币的两面”而非两者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

本书对于理解2020年大选后美国政治的走向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需要进行澄清的是，“两面性”一词在中文中存在一些（贬义的）歧义，例如暗示了虚伪的一面；然而，书中的“两面性”其实指的是自由的两个方面，作者并未带有明显的贬低之意，更多地是提供了一种观察美国历史的新视角。

在作者的笔下，美国一开始是一个定居者社会，建立在自由的理想基础上，即实行持续自治——将直接政治参与与经济独立结合在一起。最初了解美国历史时，人们往往会将目光聚焦于五月花号的契约、莱克星顿的枪声和独立后的制宪会议，但历史并非清教徒和联邦党人所描绘的英雄史诗。换一个视角来看，美国早期建立和开垦的过程对于那些在政治上的边缘群体，特别是奴隶、美洲原住民和妇女，并没有那么多美好的愿景。部分白人精英的自由和对边缘群体排斥的并不是分开的潮流，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拉纳提出了一个“定居主义（Settlerism）”的概念，从历史视角反思和批判当前美国社会的顽疾。

定居者的意识形态融合了种族民族主义、新教神学与共和主义，以将作为自治的自由与领土帝国信念结合在一起，它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第一，通过土地和个人所有权建立一个对内平等的社会；第二，将征服视作共和主义自由的基本动力；第三，共和主义原则并非普遍包容，不是每一个都能享有体面的工作；第四，为了上述自由和征服，必然需要超过最初的英国殖民者流动之外的新移民。拉纳设想的是一个民主社会，它能够复兴早期移民的理想，但同时将这些理想与那些处于美国生活边缘的人融合在一起。

作者在第一章描绘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化的法律和政治基础，美国革命将其重新阐释为定居者对于帝国殖民化的抗争，通过反叛，殖民者重申了内部自由与外部从属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殖民帝国多元化的宗教和族裔政策不同的是，定居者会更加明确寻求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以此将过去印第安人等美洲的土地视为“无主地”，而这种征服与掠夺恰恰是符合洛克以来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然法”。这种“民主的阴暗面”导致越是团结民主的社会，对于“他者”的杀戮更为坚定和血腥。

第二章探讨后殖民时期到南北战争前后，定居者和非定居者臣民（如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后来的墨西哥人）之间的关系。定居者相信帝国权利授予他们拥有对非定居者的合法统治。在定居者内部，随着殖民地的反叛，小农场主、技工和西部农民发现自己受到共和主义话语和民粹政治解放潜力的鼓励，他们开始意识到同领土扩张相结合的国内制度会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并促进参与式民主的发展。从托马斯·潘恩到威廉·曼宁，他们都坚定支持和捍卫生产者的民主。在面临外部欧洲力量的威胁时，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由此而使得一个日益增强的政府以及需要一个不代表任何群体利益的法律体系，这种扩张使得最初的民粹主义在制度上被终结。

第三章展现了美国内战之后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践，这些实践最终导致了定居者社会的瓦解。在领土不断扩大、外部竞争压力加剧以及工业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19世纪，美国人也开始发现越发需要以工商业精英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人民党的失败也证明了内外互动的社会演化之下，没有帝国的自由愿景越发遥远。因为只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在国内维持秩序的同时，继续在国外灵活地采取行动，这也就进一步带来定居者社会的解体。

第四章讲述了20世纪以来美国的内外变革。西奥多·罗斯福废弃了定居者的制度与理想，使得美国更加接近于一个大型的欧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虽然美国坚持了反殖民主义的路径，但是威尔逊主义却促使美国去寻求全球性支配地位，而在内部则进一步扩充了行政部门的权威性。伍德罗·威尔逊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推崇的理念使得美国与过去的定居主义分道扬镳，开始通过全球范围的霸权责任来传播和平。

从美国历史沿革出发，作者展示了定居主义的不断衰落和精英主导之下的全球主义的兴起。美国社会内部事实上一直存复兴早期移民理想的尝试，各类社会运动试图寻求没有从属以及没有帝国的自由。到了20世纪中叶，这些努力失败了，导致了等级森严的国家和企业机构的崛起，最终这种新理念将国家和经济安全作为社会的指导性承诺，并促进了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拉纳从这个四个阶段来展现美国定居主义向一个全球性的霸权国家的转变过程，这个框架解释了美国最终难以维持最初的自治和小政府的理想，并且随着不断参与国际事务，定居主义遗留的“臣民问题”（尤其是种族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顽疾。这事实上也是一个大国在不断参与全球政治时所必然面对的悖论。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提出了全球化问题中的“不可能三角”，即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完成全球主义、国家主权和自由主义三个目标。当我们去总结美国的传统时，就可以发现美国诸多传统中包含了这三个目标的一个或两个，从这个理论框架来看，上述目标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与矛盾，最终使得美国的政策传统在“不可能三角”之间摇摆。美国建国之初仍然是一个孱弱的国家，没有霸权负担情况之下往往能够坚持“主权+自由主义”的目标，这一目标更为符合当初的“定居主义”理念。例如托马斯·杰斐逊所主张的法律和自治，以及杰克逊主义的军事传统，都在某种程度上以孤立主义为代价，不愿意卷入全球性事务（当时主要是欧洲主导的大国外交），此后奉行“门罗主义”的政策，通过获得局部霸权来实现对内的部分群体之间的自由以及对“他者”的征服。

但是随着美国逐渐承担全球性责任时，其治理悖论就会出现：在强调“全球主义+自由主义”的原则时，推动其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其主权和国家利益不可避免受到侵蚀，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或为盟友承担过多的义务，使得霸权逐渐衰弱；要么奉行大政府的策略，强化行政部门的权力，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但是又会一定程度地损害其民主基础。

奥巴马政府让美国全球主义在新世纪走向顶点，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极端的复兴。特朗普主义的特殊之处则在于，他一定程度试图复兴美国最为传统的定居主义，同小布什和奥巴马相比，定居主义让这为美国的领导人在西方显得“另类”，美国的行为方式也变得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例如要求盟友承担更多义务，更为粗鲁的外交、王朝式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国内反对政治确定等等。事实上这种复兴也是对美国不断衰落的实力与承担国际责任不对等所做出的一种现实主义的调整。而定居主义的复兴也让美国许多自利行为在“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之下变得正当。

尽管这种复兴因为疫情等因素带来特朗普的落选而暂停，但是拜登政府似乎需要面对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尽管全书没有涉及到冷战后的美国历史，但是它提供的一个新颖角度去看待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以及未来拜登政府行为方式的文化根源，它们并不是完全自相矛盾或者非黑即白的，相反，它们是美国“民主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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