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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出现背离,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应如何应对?

展望202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闫衍表示,从数字上看,今年中国经济将比较亮丽,但不能因此忽略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的困境,比如,居民收入放缓,企业盈利低迷,地方政府债务压力。

2020年9月5日,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聂琳

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率先实现复苏,全年GDP增长2.3%,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2021年,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经济将有哪些变化,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1月19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表示,从数据看,今年中国经济表现将比较亮丽,但与此同时,宏观和微观背离的现象可能会更加突出。需要特别关注企业盈利低迷,居民收入增长放缓以及地方债务压力等问题。

闫衍举例说,去年以来,企业和居民存款逆势高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保守。同时,在就业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居民收入增幅相对较小。此外,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工业企业利润虽然持续修复,但整体处于低位运行。

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9.65万亿元,同比多增4.28万亿元,增幅创2016年以来新高。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3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低于当年GDP增速。

闫衍预计,2021年,中国GDP增速将达到8.2%。不过,“除宏观总量视角外,宏观政策更应该关注经济结构视角和收入结构视角,关注结构失衡和微观主体面临的实际困难。”他说。

王一鸣也表示,微观主体的困局可能不会像宏观数据这样有明显的改观。他指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业至今仍没有完全恢复;企业信贷违约的风险依然存在,商业银行不良率有可能反弹。此外,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债务压力明显增大。

除了国内问题,他们指出,外部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依然存在。“欧美发达国家疫情恶化,新兴市场依然为重灾区,我国国内也出现多点散发、局部聚集性的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巨大。”王一鸣说。

他特别提到,在发达国家持续实施货币宽松的情况下,中外利差将保持在较高水平,短期内我国可能面临较大的资本流入压力和汇率升值压力,国内资产泡沫化风险也会有所上升 。

考虑到上述种种问题和不确定性,王一鸣表示,把握好宏观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至关重要。政策操作上要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操作要精细化。

“我个人理解,制度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应对疫情的阶段性税费减免缓缴政策需要分类调整,要针对行业差异精准操作。”他说,比如,增值税政策完全退出还不行,因为服务行业还未完全恢复。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王一鸣表示,要加大力度采取措施。比如,顺应汽车消费反弹的趋势推动新能源汽车消费;顺应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军的趋势来促进新的消费业态出现。此外,还要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上进行安排和改革。

闫衍表示,与欧美相比,我国宏观政策操作空间较大,但需要提高政策协调性。首先,政策组合搭配应以稳为主。货币政策不宜过快收紧,建议保持稳健基调。财政政策边际调整,但同样不宜大幅收紧,建议今年专项债额度设置在3.2万亿元。

其次是在操作目标上达成一致。闫衍说,去年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但增发的国债、地方债等逆周期政策惠及的首先是金融部门和国有企业。2021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形成合力,以稳定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为共同目标。

此外,闫衍表示,新冠疫情对逆全球化的影响短期内不会消除,除了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大国博弈下地缘政治风险也需担忧。对此,“(中国)应该以自贸区和区域合作向外突围。要全面塑造自由贸易的国家形象,加强双边经贸往来与区域合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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