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去欧洲中心论者就陷入了N组“悖论”中。

一方面他们要拼命“延后”欧洲崛起的时间，比如认为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不仅不代表西方的崛起，反而暴露了西方的贫穷落后，他们这么急于四处冒险，是急于脱贫的表现。在贡德·弗兰克看来，欧洲不仅没有创造所谓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是通过三个世纪的努力终于“加入”了原本就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系。

换言之，要到英国的坚船利炮真正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西方的优势才真正建立起来，而即使到此时，也很难说西方的那一套政治经济范式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另一方面，去欧洲中心论者要努力将非欧洲部分的近代或早期现代的发端加以提前，虽然他们在如何定义近代或早期现代上意见也不甚统一。不过大体说起来以下场景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繁荣发达的国内市场，一个勾联外部世界的远程贸易体系，货币经济的普及，为市场而进行分工式生产的较大规模出现，等等。去欧洲中心论者往往可以“轻易”在中东、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等经济区域发现上述近代或早期现代的象征，从而自认为起到了“正视听”的效果：欧洲在启动现代化进程方面不仅没有一枝独秀一骑绝尘，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后来者。

通过延后欧洲的近现代发端，并将非欧洲部分早期现代的起点加以提前，去欧洲中心论者意在消解欧洲经验的特殊性，进而对欧洲经验不断扩散及被复制这一神话进行瓦解，从而达到解构欧洲中心论的目的。

然而，这一解构很快引发了另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如果说大家起点走差不多，甚至东风一度压倒西风，为何从近代以来只见西风一路东渐，而面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攻势，从中东到亚洲屡战屡败，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呢？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又涵盖着一系列的子问题：为何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为何中国陷入了李约瑟难题？

在去欧洲中心论没有兴起之前，上述问题的答案人们几乎耳熟能详：政治制度啊，产权啊，法治啊，市场经济啊，新教伦理啊等等，但时移世易，这些答案因为散发着浓烈的欧洲中心论的优越感而被学界所质疑，其中既有质疑现代性本身的欧美后现代主义学者，也有来自于第三世界致力于颠覆殖民话语的知识分子。

这一次他们合力捧出来的答案不再强调欧洲的“泯然众人”，当然也不会强调欧洲独特的制度优越性，而是尽量将其归因于欧洲历史上的客观特殊性：矿物资源的丰富及其利用、来自海外殖民地的横财以及硬挤进印度—太平洋贸易圈汲取的资源。

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彭慕兰的《大分流》和贡德·弗兰克的《白银时代》。前者认为中国的长流流域和英格兰曾长期并驾齐驱，只是到了19世界初才开始出现“大分流”，而造成这种大分流的主要原因是英格兰“发现”了煤炭的使用，从而突破了能源瓶颈，以及从大西洋三角贸易得来的不义之财和海外殖民地红利：即缓解了母国的人口压力，又提供了廉价的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

而除了“抢得”非洲的黄金和美洲的白银，从而可以一改穷小子身份堂而皇之加入印度—太平洋贸易圈之外，贡德·弗兰克最令人脑洞大开的“发现”是远在欧洲到来之前，印度、中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和萨菲波斯，就已经陷入了衰落。

事实果真如此吗？不久，对于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反修正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