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渝川 

20世纪20年代，德国柏林尽管经历了战后的经济混乱、持续通货膨胀以及政治乱局，却仍然是璀璨的欧洲经济和文化之都。1921年，收音机传入德国，如同野火般迅速流行开来。在当时的柏林，人们会在酒吧和舞厅里收听音乐、戏剧、宗教节目和新闻报道，也可以在家里收听。柏林的文化艺术机构繁多，所以各种画报会将世界各地的图片传递给柏林乃至全德的读者。

同样在柏林，人们用点唱机欣赏唱片，包括但不限于德国的交响乐、美国的爵士乐、意大利的歌剧。

这些媒介技术在1914年之前都已经被发明了。而在一战战后，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上述技术得到了快速扩展。收音机、照相机、留声机走入普通德国民众的家庭。美国历史学家、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和研究生中心历史学杰出教授埃里克·韦茨在其所著的《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一书中就谈到，德国在当时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大众化时代——多数居民生活在城市，多数人通过劳动所得和在市场中购物来满足日常需求，最低限度的公共教育已经普及。而上述新技术让全球各地的声音和图像理论上可以传输给每一个德国人。

这在当时造成的直接影响是，战争结束前，由帝制社会的政治和宗教权威扮演的文字和图像控制者，不再存在（不再由皇帝或教会决定民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借助唱片、收音节目、报刊杂志、电影，大量的信息涌入德国人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相机使用的胶卷最早是由伊士曼柯达公司推出的，但满足新闻摄影需要的相机出现在1925年的德国：徕茨公司推出了徕卡相机，具有尺寸小和清晰度高的特点。《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书中说，技术的改进使得当时的读者翻看杂志就好像是进入了奇幻之旅。而在大量的探险图片、新闻图片一旁，往往还有数不清的广告，劳工政党的《工人画报》也不例外，为人们勾画着只要尽可能的购买“香烟、香水、保健霜和美容霜、女士内衣、咖啡、巧克力、香槟”就能更时尚、更健康的生活景象。

照相机和胶卷技术的改进，使得业余的摄影爱好者也能拍出大量高品质的相片，这“模糊了所有的界限——艺术和商业的界限、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界限、专业和业余的界限”。

《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书中记述了20世纪20年代魏玛德国时期所涌现出的诸多艺术家，包括堪称伟大的摄影师莫霍伊-纳吉·拉斯洛以及奥古斯特·桑德，包豪斯艺术学院的创办者和院长瓦尔特·格鲁皮乌斯，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等人在当时的艺术理论与实践创举。仅就摄影而言，艺术家当时就意识到了如何巧妙的利用线条延展性、光线明暗、图形规则性等特性来塑造意境。

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德国等很多国家都深受欢迎。魏玛德国也留下了诸如《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柏林：城市交响曲》、《大都会》、《M就是凶手》、《蓝天使》等佳作。当然，相比美国，当时的德国在这一行业中可谓后知后觉，所以乌发电影公司不得不在1925年宣告破产，由美资的米高梅和派拉蒙注资并获得控制权。1927年，右翼的工业巨头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收购了乌发电影公司。

《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书中指出，麦克风、留声机和广播都与科技有关，这些技术成果的应用让德国人都成为广播的忠实听众。1932年，德国广播信号覆盖了整个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20年代那些“推动了（德国）新媒介形式发展的大艺术家，那些思考了这些媒介对现代世界之重要性的大思想家”，之后都被迫离开了德国。魏玛德国创造的一个悲剧性遗产就是，麦克风、广播、电影、照相机等新生的声像技术形式，被纳粹势力操控，用来愚化、毒化德国社会并最终导致整个德国走向二战。

《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这本书叙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在政治方面的几次关键转向，根据史料展现了柏林等德国城市20世纪20年代的居民生活，以及德国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新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成果，重点阐述了这些成果如何阴差阳错般的被应用到了种族灭绝动员和战争动员。当然，正如书作者所说，魏玛共和国的14年历史，并不能被纳粹德国的13年历史遮蔽光辉，或者被我们轻率的断定前者需要为后者承担主要的历史责任。

书作者在全书结语部分意味深长的指出，魏玛德国的历史证明，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在现代社会也显得十分脆弱，而“缺乏共识的社会、没有主导性思想和群体的社会或许是危险的”，造成各种思想、势力在竞争中产生了对民主和自由的破坏。这种破坏，一定程度上被当时德国在经济、艺术和文化等方面的重新繁荣而遮蔽，从而让德国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们丧失了警惕。

所评图书：

书名：《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

作者：（美）埃里克·韦茨

译者：姚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