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2016年3月，北京贝贝特出版）是杨奎松的建国史研究新成果，依据个人档案，还原八个“四类分子”的人生历程。这八个社会边缘的小人物，既有成功改造的旧警察、身败名裂的团支书 ，也有“特嫌”缠身的技师，他们背负着各自的“问题”，艰难地适应一个陌生的新时代。

作者自述写作缘由：“撇开1949年以前将近半个世纪内乱、外侵、革命、战争持续不断的动荡历史不算，1949年发生的社会变动，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恐怕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了。何况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种种运动之频繁，不仅震荡社会，而且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清扫出许多新的“牛鬼蛇神”出来。这些人，以及那些还够不上这等资格但身上“问题”多多、无法受到组织信任者，当年恐怕都可归入到社会边缘人的行列了。”

“本书考察研究的几个“问题”人物，多多少少都能和这“牛鬼蛇神”沾上点边。至少，他们都曾经滑落到主流社会的边缘。选择他们作为研究考察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自然是因为他们的生平资料相对集中且容易发现。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透过他们的生平、故事、案例，今人可以很直观地体察到当年中国底层社会多侧面的丰富的人性表现，可以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到那个动荡时代的社会人生百态。”

本文节选自该书的序言。

 

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已显出苍老的面孔和略带佝偻的身躯，却总是会浮现到我的眼前来。记得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觉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琐的样子。当时狱警拉开牢门，他毕恭毕敬地弓背低首，面对牢门，满脸堆笑，活脱脱一个油头滑脑的老犯人。

…………

当时的我，和被捕之前一样，不过是个工人。我的确不能从法律的角度来判断他该不该杀。但他的被杀，还是让我感到悲哀和困惑。

和这个“反革命分子”相处几个月的直觉告诉我，他在本质上并不是个坏人。至少，他和那些造成严重破坏、思想极端对抗的所谓“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不考虑他投靠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动机，只从其投靠的事实来看，其罪充其量也只是未遂的反革命意图而已。既是意图，且行动未遂，自然也就没有和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有行动固然可以定罪，但无严重后果则罪不至死，当属至理。

这位不过三十多岁的“老犯人”的悲剧命运，让我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样轻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抛弃了？为什么一个犯了错误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样的方法来惩治，以至于近朱近墨，愈陷愈深，无以自拔？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者逐出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惨命运呢？为什么新中国建立几十年，始终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标准，动辄要靠脱离法律程序的所谓“严打”来惩治犯罪？为什么《惩治反革命条例》不区分意图与行动、已遂与未遂，仅凭思想言论即可入罪，仅凭意图不管有无造成严重后果，即可判处无期或死刑？

更重要的是，和他的相处，使我彻底动摇了过去从书本和电影里得来的那种观念，即凡是“反革命”就一定是坏人。因此，我不能不开始质疑，有没有可能有些“反革命”是被这个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或其他形式的迫害行为所逼出来的呢？如果一个本质上不坏的好人同时又是“反革命”的，我们又应当怎样来对待呢？

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后，这个社会上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四类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连“反革命”也已经不能入人以罪了。过去被视为反动的“人性”“人道”以及“人权”等观念和意识，也开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官方语言当中了。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我们的社会会以那样一种轻视人的生命、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方式运行呢？为什么我们当年一定要根据人们对特定的阶级、政党、民族、国家等态度的不同，把人简单地分为“革命”和“反革命”，或划成三六九等，并决定人的贵贱生死呢？

我是幸运的，赶上“四人帮”被打倒，“天安门事件”被平反，因而不仅没有成为当年政治斗争和所谓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幸读了大学，甚至能够从事起非政治的学术研究工作。如果“四人帮”没有被打倒，如果“天安门事件”没有被平反，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谁又知道我的命运将会如何呢？即使有了如此机会，又有多少人因为过去时代所刻下的烙印而不能像我这样幸运呢？当年那些共同在干校、在工厂劳动的兄弟，有不少比我聪明能干，他们理当接受更好的教育，找得更好的出路，却未能如愿。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反而因文化程度和所在企业效益差下岗或早退，经济窘困，生活大不如前。每想及此，又怎能不让人感叹世道的不公呢？

因此，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从事现代历史的研究，它让我能够利用我所学的专业，回过头去努力澄清我内心中多得不可胜数的疑问，去替许许多多蒙冤者找到一个他们一生都想得到的解释，去思考这个社会用什么方法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再被恐惧的阴霾所笼罩，过上平静的生活。

不错，对于众多学者来说，这可能有点不务正业。因为他们更喜欢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更认同高雅和专业。但是，面对历史上和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却无论如何也高雅不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学养问题，而且是因为我的经历、性格和对所剩时间的紧迫感，因为我无法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构成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的命运来思考问题。

而且，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换言之，我从不认为，学问之道，求的是研究怎样学术，学识如何广博。我不相信，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学问，是因为学问家必须要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我认为，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讲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因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认定此道，“虽千万人，吾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