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本文为今年1月23日作者在经济学家圈新经济大会“繁荣的种子”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首先要说一下“年轻人”。我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过去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主席有一段让人始终铭记在心的话，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国家的和父母长辈的希望，确实都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

我们也是从年轻时一步步走过来的，年轻人的特点应该说朝气蓬勃，可塑性强，敢想敢干，但是涉世未深，而且更多地具有在生活中间憧憬未来的特点，对于事业、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愿景，有强烈的诉求。

当然这里边会有些“两分法”：比如说“敢想敢干”，在10年浩劫中间还加了一个说法叫“敢闯”，其实闯字在很多场合下是正面的。邓小平讲改革的时候也讲要有一股闯劲。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敢想敢干敢闯，也会在实际生活中间带来惹祸的问题，或带来了副作用，所以要全面地看待。

我们这个单元的讨论，主要还是从经济的视角上来给出了一个主题，叫做“繁荣的种子”。我觉得从繁荣这个概念来说，它就是等于美好生活的条件，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概念来考虑，年轻人在社会中间，当然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既希望得到繁荣带来的福祉，自己也应该成为一粒繁荣的种子，就是要助益社会，敬业乐群。

在年轻人的社会责任视角上，我觉得值得加以强调，应当是“志存高远，促进繁荣”——这是于公而言；还有“脚踏实地，借助繁荣”——这是于私而言，就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抱负。北大的钱理群教授曾经有过一个评价，我印象深刻，对年轻朋友来说，不是正面的、高度肯定的视角，而是强调说，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好像在越来越多地培养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评价中的贬义是非常明显的，也是值得我们年轻朋友深思的。

它实际上也激发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上来考虑，就是公与私的结合，不能少了公。周恩来总理过去说“大公无私”导向上有值得肯定的建设性，但在实际生活中间不能普遍这样要求，因为是做不到的，先公后私就非常不容易了。在我们实际生活中间，如果实事求是地讲，年轻朋友们于公和于私两方面的结合，确实需要认真掌握好，社会责任的视角是决不能放弃的。

那么接着就说到了今天这个题目：年轻人应该去哪个城市？既然命题是这样，我们在此就不讨论去农村的可能性——有的朋友愿意去农村是吧？今天我们不讨论。人各有志，偏好不同，那么中国的老话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所以我们先要问一下，什么叫“高”？我理解，一般而言，繁荣处为高。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年轻人一般会首先要看哪个地方有人气，有自己发展的机会，能够融入繁荣之中去。

那么这里有一个社科院的研究者给出的近年不同区域发展态势和人口流动特点的图，我认为它可以直观地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些人气聚散演变的特征：纵轴是表现GDP的增长速度——GDP指标虽然不能“挂帅”，但是一个经济体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别人比，还是不能不用的，所以纵轴先看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在上面越高。

大家可看到的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全国领跑的是哪个区域呢？是这几年西部亮点非常显著的贵州，跟着的是中部崛起的江西，那么还有沿海过去也有一定的期盼、过去似乎劲头不足、但现在上来了的福建，再有一个西部的陕西，跟着还有四川、安徽、湖北、湖南、河南，主要都是中部西部了。青海宁夏也算是典型的西部，再往下看，这时候才出现了浙江，再往下一点的江苏、广东等等，红线以下的就更低了，这是一个大致的 GDP增长幅度的情况。

横轴是表现2018年常住人口同比的增长幅度。常住人口很好计算，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在增长幅度来看，线的左边一点才是零这个位置。

请各位注意，全国来说，只有东三省和北京是负值（同时东三省的GDP增速也在低速状态），这个给人印象很深刻。所以为什么说东北需要再次振兴？从人气上来说就有这个印象了。辽宁的负增长的幅度还不太大，黑龙江明显些，到了吉林，差不多接近0.5%的负增长。

这里边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北京。你看它GDP增长速度还有6.6%左右，但是它的人口是负增长，接近0.8%了——这是特殊情况，咱们也不专门讨论，因为北京市作为首都，有特殊的来自中央最高层面的要求，目标是必须把总的人口规模往下压，定有指标，还分解落到了各个区，这个情况很特殊，没有代表性。

那么在这个图上情况再好一点的，虽然有净增长、但人口净增长不高的，就要说到天津和内蒙，这都是属于咱们北方和西部了。从这样一个可以直观看出人气聚散演变在2018年的特点的图来说，如果到了2019-2020年，大体上相类似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粗线条的评价：

一般的青年朋友要随大流的话，可能就需随着自己一些了解到的信息，更多注意去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很多人都考虑涌入区域的城市，这里面既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也包括一些崛起的西部的城市，比如朋友们去贵阳看一看的话，会大开眼界。

过去我在90年代初去贵阳的时候，那个城市真是看起来没什么像样的建筑，主要是山区、有那么一些看起来老旧的、没有现代气息的楼房，更多的就是过去传统的平房。现在可完全不一样了，改天换地了。

贵阳这些年在高科技领域里面，建成了全国首屈一指的数据中心，怎么会落在他那里？据说经过很多的努力，当时北京朝阳区的书记陈刚同志到了那边，在贵阳当市委书记，他和他的团队说动中央有好几条依据：在我们这儿虽然过去是穷，人无三分银，还有什么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但是要说数据中心，我们这里的优势是什么？四季如春，温度相当低，变化不大。数据中心所需要的有电力供应、保持低温和最好近乎恒温状态，选择之下，贵阳在全国看来看去，是最好的地方。还有一条据说也非常能说动决策层：我们这边都是山区，这些数据中心放在山洞里，是最安全的，在可设想的最极端的情况下，哪怕是核战争，我们这些数据备份都能保存下来。各种因素合成了贵阳迅速发展成为新经济里数据中心这样一个高地的特点。年轻人很多在这方面要一展身手的，有望得到这方面跟着新经济的机会，就可想而知。

另外这些因素之外，繁荣的因素、人气的从众因素之外，是不是还要注意各地的抢人才大战方面的一些政策变化？据我知道，这曾经在西安、杭州等等地方，都表现出来了。给出的人才认定具体台阶，有时候并不高，如大学本科毕业，有的是一些专业的大专毕业生，都算人才，都给配优惠政策。那么年轻朋友们就得注意这种动态，它会一轮一轮地在各个地方政府辖区继续展开，中国特色的地方竞争中间，这又会给出一定的吸引力。

那么再往下，我就想试着初步分析一下，人生设计也要讲取势明道精术，另外我也认同就是应特别听从年轻朋友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所谓深处的声音最主要还是自己本人的志向和兴趣。那么“年轻人去哪些地方的城市”的选择，是不是有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个可能，应该说是“稳健型”的选择。前面说到随着繁荣度和人气提升的态势，具有增长极特征的城市，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发展可能性，有更多的对应于人生抱负一展身手的环境因素，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从众的、占比较高比重的排在第一位的类型。

第二个类型，也应该有比较多的适应性，就是“专业型”的选择。青年朋友们学的是不同的专业，特别是到了大学这个阶段，有的是硕士，还有博士。自己的专长有可能得到发现和承认的城市，有些是相对窄的选择空间，比如说艺术类的——有艺术类专长的年轻朋友，注意到有“北漂”概念，已经有很多年了，大量的北漂在北京寻找他们人生成功的机会。

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没有南漂？你会马上想到，“南”是指哪里？南京是很好的城市，但似乎没有这样的气场，没有这种氛围。南宁这些年发展也很不错，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气场、这种环境。北京由于它特殊的原因，就是有这么一种艺术类型的青年朋友去寻找自己突破机会的环境、气场，所以有北漂。说得再宽一点，比如学习金融领域的保险精算，那么你的用武之地，其实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金融中心区域。上海、深圳，还有北京的金融街，你也可注意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金融中心的位置可以冒出来？据我所知，很多年前就说，两个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上海深圳，会带出金融中心的发展态势，在北方则应该是天津，但是很遗憾，天津这些年整个发展态势没有表现出来它能够迅速崛起为一个金融中心的特征。而北京倒是由于有一个金融街，无形中已经有了北方金融中心的一些特征。有这种保险精算专业能力的青年朋友，当然就得先从现在已经成气候的几个金融中心，来挑选自己的目标区域。

还有，如果自己是个专家型的人才，就要注意，海南现在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的自由贸易港，那里具体的吸引人才的方案，已经出来了。从最高档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直到最低的（好像第5档），都有它资格认定的具体指标与量值。很多的年轻朋友是属于海南五档里边至少后边两、三档里的类型。专家型的人才，海南的优惠是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怎么给你配房子，怎么给你配科研经费，还有个人所得税优惠。

2018年的这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只把4种劳动收入归拢（综合）了，然后接受超额累进税率的调节，这一超额累进税率设计最高是45%，差不多拿走一半。这样的一个全球最高的对于劳动收入可以达到超额累进最高值45%的调节机制，逼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适应性规则调整，很快大湾区宣布得到国务院批准，那个地方的外籍专家由地方政府给予补助，把它的最高边际税率压回到15%。为什么这么做？不这么做不行，因为如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必须用人才，你这边人才如果再经受这样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调节，他们会用脚投票跑到香港、跑到新加坡去。粤港澳大湾区很快取得国务院的批准同意，用地方的这种特殊政策，把个税税负压回到15％的天花板上。

但是马上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外籍专家如此，本土专家怎么办？海南跟上来了，海南是只要那里认定的专家，无论外籍还是本土，统统压到15%。那么年轻朋友，如果你在这方面认为对自己有吸引力，就要注意这样的优惠信息——去海南，如果是那里的专家型人才，除了配上其他条件之外，个人所得税就是最高到15%便打住了，天花板就在这个水平上了。我感觉这对人才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另外第三种类型，我把它称为“场景环境第一”的选择。在城市地理和气候方面，有的朋友特别在意，有的人说我就是想去海滨城市，那就有限了是吧？从北方的大连到烟台、青岛，再往南边选过去，宁波、汕头、湛江，为数不多。到了广西还有北海、钦州，也就是这么一些地方。有的朋友则是非常认同，要对应自己的心上人，对应着共同享受生活条件的匹配，自己的已婚或未婚的对象在哪里，成为一个环境条件的必选。

在很多的场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例子。比如我知道敦煌学方面后来很有影响、也作为国家最高级专家加以褒奖的樊锦诗这位女性院长——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她的先生就是这个类型。她先生本来在武汉大学牵头举办了历史系人才团队的建设，已是很有成就的一个专家、而且是带头人了。但是他最后终于选择跟随樊锦诗去沙漠中的敦煌。那时候樊锦诗还没有当院长，但是他去了敦煌，在那边就完全当配角。结果他的配角，助使樊锦诗这位看起来一个弱小的女子，最后成为了中国敦煌学界的顶级专家，最高层级褒奖的国家级专家。那么你说樊锦诗这位成功的女性后边，是不是有她的丈夫的一份功劳，显然是这样的吧？这也是人生中的一种对他来说我认为足够有慰藉的一个选择了。

还有，有的朋友特别认同古语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故土难离”，那么尽量靠近故乡，也属于场景第一这种类型。我列为第三种，它的适应性可能就更窄一点。

最后似乎还有一种类型，就是“逆向思维创新型”的选择，这种年轻朋友是自己认为：我可以不从众，一般人不看好的城市，我可以发现自己有可能打开的一片天地。

我觉得这要求有创业创新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的设计，才好下决心。你不能笼统地说我就是逆势而行是吧？在一个大家一般看不起眼的地方，我要做什么？可能那个地方确实有些条件特别配合着你，能够在自己所谓定制化解决方案方面一展身手。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一、二十年以前，上海的环境明显好于杭州（杭州现在当然大家非常看重了，那个时候杭州就是有天堂之称的旅游资源，其他的看不出什么亮点），但是马云在其他地方碰壁，包括到了北京以后都被人认为是骗子，到了上海以后上海不接受以后，他只得在杭州发展，结果他在杭州崛起了，带出了一飞冲天的阿里巴巴集团。这多少可以反证在并不太从众的情况之下，也有自己的机会，但是一定要有定制化解决方案跟着来。

那么城市选择方面，我觉得还要提到相关的变化，并不是说选择了以后，一选定终身。第一，是要注意试错的过程，要把握好必要的调整，工作可以跳槽，工作地的变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变动的时候属于用脚投票，属于人力资本要素的流动。总体来说应该讲和个人选择合在一起，也是资源配置里边必然发生的现象。

那么第二个变化，就是要注意工作和学习的转换与组合。很多的年轻朋友工作以后愿意再学习，你可以在职去读一个什么研究生，或者是下决心再脱产，脱产学习后，又重新选择自己的职业、专业。这种工作学习的选择变化里面，也可能有居住地变化的选择，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一些情况。

最后说一下自己初步的一些哲理视角上的体会，想说这样几点：第一，年轻人去哪里与城市选择紧密相连的，确实还有一个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否这个命题，判断上的大前提我认为还是要提到“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益社会不负人生这种组合，就是于公于私都尽可能合理取向，这是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探讨选择问题的基本底色，我愿重复一开始说到的承担社会责任这样一个想法。

第二点，哲理角度上我愿重复一句老话：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天助自助者。年轻朋友们去哪个城市的选择，一般应该说这并不是人生最关键的选择，在人生设计和机遇把握上面，还有更重要的选择，不要把现在去哪里，看得那么决定一切，没有那么高的重要性。

第三，就是人生发展道路上的成功，有可能使自己在城市选择上的余地和弹性空间扩展起来，而趋于多样性。一般来说，年轻的时候要奋斗是吧？到了中老年，如果事业有成，这时候你更多的就得考虑劳逸结合了，特别是到了接近老年，人们也必然是要调整自己的奋斗方式，这个阶段上工作地、休假地、第一居所和有条件形成的第二居所，甚至第n居所，都是可能出现的情况。

年轻朋友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选择的余地和弹性空间不太大，除非有些可特殊地得到家里的帮助，才可以有这样一些条件。另外很多年轻朋友，没有这种条件，但是随着人生的展开，以后会有这样一个变化的可能性，这也是应该正确把握的一个过程。

最后，我要说，个人的体会还是我信奉的“生命不息求索不止”，在有益社会的“有所作为”这方面的追求，应该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样一个想法，也供年轻朋友们参考借鉴。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康简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