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雅莉

电影《朗读者》曾获得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提名。在电影中，中年女子汉娜路遇患有猩红热的少年米夏可以出手相助，在教堂里看到唱诗班的孩子唱歌会感动地落泪，可是，她同时又是看守集中营犯人的纳粹分子，曾经眼睁睁地看着三百人被烧死。她身处于道德模糊的灰色地带，不知道是一个邪恶的好人，还是一个善良的坏人。

与以往的经典二战题材影片相比，这部电影的焦点和视角是独特的。它把焦点集中在施害者的一方，但全片大部分笔墨却在描述作为普通人的汉娜的一生。显然，汉娜是“平庸之恶”的典型代表。平庸之恶，意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恶。”这是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概念。在二战中，有许多人正是像汉娜这样的平凡人，他们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却在有意或无意间作恶。比如纳粹战犯艾希曼，“他彬彬有礼地坐在防弹玻璃后面，看起来像个绅士”，他本人也一直宣称自己不过是“执行上级命令”，是“一座机器里的螺丝钉”。

的确，汉娜本人并未亲手杀死任何一个人。可是，她的“恪尽职守”却导致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死亡。如果层层追究下去，每一个传递杀人命令的人都是有罪的，每一个看守犯人的人也是有罪的，正是二战幕后那一个个面目模糊的平凡人集体制造了这场人类史上的浩劫。

不同于“极端之恶”，平庸之恶的发生往往是集体性的。不管是二战还是文革，无不是集体作恶的结果。然而可怕的是，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过错。“集体意识”往往是人们开脱的绝佳理由。正因为大家都是隐藏在集体里一个个无意识的符号，纳粹党卫军才会麻木地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并自认为这种集体作恶并非本人的罪恶。在这里，罪恶是可以量化的，天大的恶行分摊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身上的恶就很微小了，甚至微小到可以忽略。这正如阿伦特在《责任与判断》中所言：“哪里所有人都有罪，哪里就没有人有罪。”

除了“集体意识”。“角色意识”也是人们脱罪的理由之一。为了履行好看守的职责，《朗读者》中的汉娜以“先来的人要给后来的人腾地方”为由来解释自己为何要不断地把一批批的女孩送去死。在她眼中，扮演好看守的角色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高尚的”使命感吞噬了她的道德判断。这使我想起了“路西法效应”。美国教授津巴多曾做过一个实验，让九个人扮演犯人，九个人扮演看守。结果不到六天的时间，看守们加之于犯人们的暴力无以复加。其中一位看守对此的辩解是：我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果然，在极端罪恶的环境下，人们会迷失在邪恶角色的迷宫里，任由道德观念被角色感剥蚀。这时，即使是天使路西法，也会堕落成魔鬼撒旦。

那么，如何防止平庸之恶的发生呢？在罪行开始之初，面对罪行不动声色的普通人大概有两种，一种人心甘情愿地交出了自己的判断力和思想力，愿意做这座机器下的奴隶。一种人则抱着身不由己的态度，认为是极权统治的高压迫使自己不得不这样做。

如果是前者，我只能叹息于他的愚昧。在本片中，汉娜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文盲，她虽然渴望读书识字，却缺少基本的判断力和思想力，以至于犯下恶行而毫不愧疚。直到后来米夏给她寄自己朗读的录音，她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罪。人非工具。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写道“我们如果不运用自己的思想，就好像用别人的眼来看，用别人的理解来了解世界。”自由主义强调个体的独立思考力，否认集体的大脑。过分追求集体主义，会让人们的思想趋于统一，思想的同化即精神自由的丧失。一旦失去精神自由，暴政也就不远了。《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鼓吹“自由即奴役”，确立了“双重思想”，而“双重思想”的本质就是自欺欺人，不断克服自己的记忆，巩固正统。“正统就是无意识。”当一个人成功地欺骗了自己，做了正统的奴隶时，个体也就演变成了无意识的符号。个体不存在了，纵然是天大的罪行，也与己无关——所有的罪行都会由群氓共同承担，而非自我。

当然更多的人把造成平庸之恶的过错推在体制身上。一切都是极权统治的错，自己没问题。汉娜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也隐含了这种意思。当法官问她为什么不违反命令放了那些可怜的女孩时，汉娜无助地回答：“换了你你会怎么做？”或许，在二战这种特殊社会环境下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可是体制是怎么来的？体制难道不是人们设计出来的吗？当年的希特勒难道不是众人推上台的吗？是人缔造了体制，而非体制缔造了人。当然，你可以狡辩说制度机器已经发动了，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制止作恶。可是，你无法选择不去为体制服务，你却可以尽量不去做体制的帮凶。柏林墙倒塌后，法庭审判那些打死越境者的东德军人，并告诉他们，你无权不执行任务，却有权把枪口抬高一寸。体制是冰冷的，可人道主义精神不可湮灭。那枪口抬高的一寸，不仅是对极权政治的无声否定，也代表着思想的觉醒和人性的复苏。

平庸之恶是芸芸众生共同实施的罪恶。它的产生包含人性、制度等多方面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个体意识的不觉醒或不反抗。在极端罪恶的环境下，道德容易被悬置；在异化的体制下，思想容易被俘虏。人们受控于这种畸形的社会形态，虽然很难觉醒，但必须觉醒。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个体不断觉醒、反抗乃至挣扎的结果。

影片的结尾，汉娜在绝望中自杀了，她的自杀，除了对米夏的退缩的失望，还有对自身罪行的懊悔。或许，自杀是她最好的结局。在自杀中，她原谅了米夏的懦弱，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