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立

当一辆风驰电掣的超速赛车被警官叫停时，当车窗缓缓摇下时，你能想到坐在里面的是动作最慢的树懒吗？你能想到他的名字“闪电”并不仅仅是对低效与迟缓的嘲讽，而是名副其实的吗？

尽管整部影片不时地提醒观众：你听到的、看到的、以为的并非就是事实，但直到影片的最后一刻，你还是会发现消除偏见是多么困难。这些偏见，关于食肉的、食草的、警察的、罪犯的、官员的、平民的、男性的、女性的、城市的、乡村的、正义的、邪恶的偏见从哪儿来？这部旨在让大人小孩消除这些偏见的电影从哪儿来？

它们居然都从迪斯尼来！——最让人惊奇的地方正在于此。

迪斯尼，西方孩子的故事工厂，中国孩子的游戏乐园，文化工业的资本帝国，为了取悦每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从来都是最保守思想和最正统教条的代言人，因此，它也是散布过多种偏见的扩音器、留声机。比如《小飞象》里乌鸦就穿着黑人的常见套装，《幻想曲》里擦皮鞋的就是个黑色马人，《小美人鱼》里游手好闲的龙虾带有牙买加口音，《阿拉丁》里主人公之外的所有阿拉伯人都是贪婪的、可恶的、小偷小摸的。

除了散布偏见，迪斯尼还以不涉政治的姿态始终保持着政治正确性，从《白雪公主》开始的一系列长篇动画，往往从一本带有奢华金边的故事书开始，辅之以迷人的画面、悦耳的音乐，在远离尘嚣之地，行正义（政治正确）打败邪恶（政治不正确）之实。

所以，在二战战场最为酷烈的1942年上映的《小鹿斑比》中，斑比仍然和它的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玩耍，而在同一年由战争活动委员会赞助发行的《新精神》中，唐老鸭号召大家“积极纳税、打败纳粹”，结尾镜头里的“天空被染上了美国国旗”。

由于对商业财富的疯狂追求，由于对政治正确性的始终坚持，曾经像流浪汉一样自由自在、充满个性的米老鼠，在1940年之后做的所有事都是平庸、匮乏和没有一点儿意思的代名词，以至于艺术史评论家皮埃尔·皮戈特说艺术的、人性的、自由的米老鼠被“谋杀”了。

在这样的迪斯尼文化背景下，我不得不对迪斯尼抱有固定的见解，而《疯狂动物城》的出现，让我意识到这可能也是一种偏见。

兔子可以做警察，狐狸可以做游侠，豹子可以爱吃甜甜圈，老鼠可以当上黑帮老大，表面良善的可以很残暴，凶相毕露的可以很温情……既然一切都有可能，迪斯尼为什么不可能更艺术、人性和自由呢？《疯狂动物城》证明这不仅仅是可能，而且是事实。

但我仍然想追问一下：这何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迪斯尼不再追逐商业利益了吗？或者开始激进、冒险、政治不正确了吗？不，事实并非如此。作为文化产业的迪斯尼没有变，但时代变了，人变了，观众愿意为之买单的价值观变了，所以迪斯尼的影片自然也就变了。

对于世界和平、友好互助、平等自由的想象，并不仅仅存在于《疯狂动物城》中。约翰•列侬在《Imagine》一歌中唱道：“想象世上没有占有/……/不再贪婪，没有饥饿/四海皆兄弟/想象全人类/共同分享这世界/你可以说我在做梦/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但愿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是时候了吗？是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列侬“你的确不是唯一的一个”了吗？

孩子比成人更善于相信，相信美好的迪斯尼故事就能带来狐狸不吃兔子、没有歧视与偏见、自由而快乐的和平生活，成人则需要更多的证据。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有力地论证了我们正生活在历史上暴力最少的时代，更高的文明、更多的共情、更好的教育和更强大的理性使我们天性中爱好和平、正义、自由的动机占了上风。

虽然距离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对待、都能获得自由发展机会的美丽新世界还很遥远，但做着这样的世界梦的确实不是一个人，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它不单是世界梦，还应是中国梦。

我从不期待开着时光汽车穿越到现在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以前只有一个理由——任何一个没有抽水马桶的时代都不值得人类期待，现在我有第二个理由了，任何一个产生不了《疯狂动物城》的时代，同样不值得人类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