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因为缺乏煤炭导致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错过了工业革命，还是因为习惯于靠不断增加人力投入提高产量的江南地区，根本无法形成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突破，也就根本“不需要”煤炭？

在黄宗智等人看来，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更有解释力。这也是尹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的核心意旨所在：由于中国较早实现了传统意义上农业技术和人力投入的较完美组合，因而与欧洲同期相比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平，结果导致劳动力过多，进而使得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不易出现并得到应用。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在不少学者看来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为什么中国人要一条道走到黑，在边际效益出现递减甚至为零的情形下依然要继续投入人力资本，从而走上一条悲惨式增长的道路，并在马尔萨斯陷阱中不能自拔呢？换言之，为什么中国不能将一部分人力转移出来从事工商业，一方面缓解人地矛盾，一方面通过市场分工推动技术进步呢？

对明清历史的考察表明，中国当时也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市场，工商业和社会分工也相对发达。比如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杭嘉湖、苏松太地区，由于经济作物生产对粮食作物的排挤效应，出现了要从区域内其他地方甚或区域外的湖北、江西、安徽等产量区输入大米的局面，“每岁无论丰歉，外省客米来售者，不下数百万石”。

而除棉布、丝绸、蚕丝、棉花、粮食等大宗产品外，小老百姓的各类日常生活所需小商品的供给也出现了市场化倾向，江南“附郭之农兼粥蔬菜，织曲薄为业，皆不专仰食于田”。而那些长期栖身于市镇之人也开始从市场满足日常生活，“衣履有铺，茶酒有肆，日增于旧。懒惰者可以不缝纫、不举火而服食鲜华。”

为什么表面上如此繁华的市场经济没有推动工业革命的临门一跃呢？ 答案或许在于晚期中华帝国的市场经济，说到底只是浮在表层的薄薄镀膜，尽管亮丽耀眼，却无法撼动、分化乃至瓦解其下顽固而强大的农业经济。

“大分流”发生时的中华帝国和世界各国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普通民众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这决定着市场的真实规模。依赖工资过活对于任何大规模市场的形成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只有那些靠工资生活的城市人口，才会选择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物品。

在英国，工作性质与人口分布在19世纪经历了划时代的巨变，使消费随之而改变。1800年，约有35%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生产，1851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百分比下降到16%，到1911年，这一数字已低于8%。与此相对应的人口普查显示，1801年，英国已有2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到20世纪初，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已达77%。

在中国，同样的变迁从未发生。到1840年代，华北地区的人口达到1.2亿，但该地区10个最大城市的人口还不到总数的2%，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同一时期这一数字也不到8%。多达9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以农业部门占优势的前工业化经济中，农民主要是作为生产者与市场连接。在消费方面，农民是边缘人物。

更令人沮丧的是，随着总人口基数的扩大，到了19世纪末，中国的城市人口比率和12、13世纪相比还要少一些：1200年，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893年，这一数字只有6%。

而且由于城市人口大部分是依靠实物地租过活的地主和商人，在市场中购买日用品的人口比率无疑更小。到1894年，在3亿8千万的总人口中，那些真正通过市场获取食物和日用品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只有少得可怜的10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