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制造未能产生专业化分工，进而未能迎来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作为棉、茶大国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总产量中只有14.3%在市场上销售，而在1840年，茶的流通价值仅占流通商品总值的7.75%——国内市场受到如此压抑，以至于主要产茶地区之一的建宁的茶产量从明末开始便一直徘徊不前。

在分析工业革命起源时，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强调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并指出国内市场发生跨越式发展需要四个条件：人口增长，产生更多消费者（当然，还有生产者）；从非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转化，产生更多消费者；人均收入增加，产生更好的消费者；以工业产品代替较古老模式的制造品或进口货。

中国人口的增加并没有转化成消费者的大规模增加。在19世纪的中国，几乎所有商品的国内市场都受到限制。位于总人口顶端约2%的达官贵人和绅商新富们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平民的16倍，他们为彰显身份地位而消费的丝、茶、瓷、糖，正是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物品。

普通人的收入虽然出现了货币化的苗头，但从来没有实现以货币收入为主。除了盐、酱油、火柴和小量食用油之外，人们自己生产大部分必需品以及食物和衣服，与市场几乎绝缘，因而也不可能实现以工业制品代替家庭产品。而这又对于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过程的集中构成了巨大的障碍。

“内需不足”是解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没能开花结果的一个有力说法，不过也面临诸多挑战——一个又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获得成功的案例已经充分证明，内需不足对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外需来弥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所走过的道路就完美地验证了这一点。

看来问题出在外需也不足上，传统的认为中国倾向于“闭关锁国”的成见本来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但去欧洲中心论者恰恰认为“闭关锁国”的时段只是例外，畅旺的海上贸易才是常态。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商品的巨大出口量以及在大米等大宗商品方面的巨大进口量，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丝茶瓷之外，近年来人们发现“糖”也曾经是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而且直到17世纪末期，中国糖业人员在制糖技术方面也与西方同行并驾齐驱。换言之，就糖而言，巨大的外需是存在的，这种需求也促进了相关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起源方面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说起糖，总会让人想起加勒比海种植园、黑奴、大西洋三角贸易等等。在很多学者看来，正是糖引发了一系列专业化种植和经济分工，从而成就了“甘甜的资本主义”。

同样的故事没有在东方上演。到19世纪末，在全球市场对糖的需求量激增之时，中国传统的产糖区华南地区却退出了竞争，中国转而成为糖进口国。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甘甜的资本主义”革命？为什么没有出现一场“糖吃人”的运动，从而使兼并土地扩大种植面积成为可能，进而让那些无地农民成为大规模生产场所的工人？

如果说“闭关锁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心态不足以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可能人们还是需要回头从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来找原因。

在《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一书中，美国穆素洁认为有清一代对豪强地主的裁抑和小自耕农的扶持是土地规模经营难以实现的主要阻碍：满清统治者认定豪强兼并土地导致流民四起是大明王朝倾覆的主因。多子继承制当然也不利于土地的集中。与永佃权相匹配的“田皮权”和“田骨权”的分离，也导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失去了意义：“田骨权”尽可以集中，但上面是不是全种甘蔗还要和拥有“田面权”的佃户商量着来。

不过没有规模经营短期内似乎也没有妨碍中国糖业参与国际竞争。大量小农家庭的参与使得农业中国能够生产数量惊人的贸易产品，因此可以在较长时期内满足日益增长的出口需求，只不过生产量的增加是基于生产单位数量的增加，而不是由集中生产和使用加速增加总产量的技术及组织模式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