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不论是保险杠贴纸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会说，要全力控制枪支。把这点告诉那个在2014年8月杀了Charles Vacca的九岁女孩吧。

Vacca是亚利桑那州的一名射击教练，当时他正在射击场教这个女孩使用乌齐（Uzi）冲锋枪进行射击，几番教导后，他让这个女孩自己持枪。但是对女孩来说，枪的反冲作用力太大，即使用两只手也无法控制，射出第一枪时，她的双手被抬高，枪管对上了Vacca，后者被子弹爆了头。

要如何控制这种冒着火花又无如此残酷的东西？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都不是该问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时候——比如九岁的儿童是否有权使用乌齐冲锋枪。这件事是无法预见的，纯属偶然，但却似乎注定发生。我们应该悼念，应该思考生命的可贵、转瞬即逝。Charles Vacca的孩子们给那名女孩写了一封信，他们写道：“你只有九岁，我们在为你担忧，为你祈祷，愿你平安。”每个人都很难过。事故仍会发生。

对于枪支管制的政治辩论陷入僵局，我们剩下的只有悲伤。白人仍将公然展示他们的AR-15，肆无忌惮，借着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之名，威胁着清真寺以及任何不讨他们喜欢的人。大量持枪者拔枪游荡，除非他们开了枪，否则法律不会制止。而有色人种持枪或者有任何被认定为“伸向裤腰带”的可疑动作，都会被枪瞄准。

抗争仍未结束，仍需写信请愿，仍需立法者的支持，仍需经历选举，但显然接下来的几年里，将不会有任何改变。被儿童击毙的美国人仍会比恐怖分子射杀的还要多。出于对受害者的尊重，我们肯定不会做什么。感到悲伤没关系，但是将悲剧政治化是不尊重人的。让我们哀悼，然后继续前行。

Peter Manseau的新书《悲惨事故：三百年的流弹与厄运》（Melancholy Accidents: Three Centuries of Stray Bullets and Bad Luck）讨论了这个话题，不仅告诉我们变化鲜有发生，还说明了我们为枪支感到伤痛持续了多久。

该书是1739年至1916年新闻报道的合集，披露了枪支事故的细节，大部分事故是致命性的。书名源于对这类事件最常见的描述，如1790年9月12日《宾州消息》（The Pennsylvania Packet）和《广告人日报》（Daily Advertiser）的报道：

几天前，发生了一件悲惨事故。某晚，一名绅士被捕，他精神失常，幻想自己被强盗和刺客威胁，吵吵嚷嚷，一位仆人和他的儿子起床进入房间，他拿起猎枪，朝他们开枪，他的儿子受伤，已无生还希望。

还有1810年11月17日，《萨福克公报》（Suffolk Gazette）刊登的这个故事：

悲惨事故。有人告知我们，周二，来自西安普顿（Westhampton）的Elias White先生在树林中狩猎时被Jonathan Reeve意外射杀，当时他们正在追捕一头鹿，前者不幸被误认为丛林中的动物，他家庭成员众多，生活艰苦。

尽管祷文不该令人感到酸楚，但这一篇的确让人悲痛——1849年的《在阿拉巴马州戴摩波里斯》：

几天前，几名年纪不超过九岁的小男孩拿到了一把未装子弹的枪，他们自己准备了一盒玩具枪用的“子弹”，开枪自娱。在打了近四十发“子弹”后，其中一个男孩用枪指着另一个男孩，说他要冲他开枪，然后扣动扳机，那把枪意外爆炸，小男孩当场死亡。

接下来这个故事可能有点黑色幽默。1874年《纽奥良日报》（The Times Picayune）报道：“来自皮奥里亚（Peoria）的Henry Haynes三次尝试自杀，却意外射中他的岳母。也许有些人会嘲笑他，但坐下来，冷静地思考这件事，人们应该承认，失去岳母是很痛苦的。”

这些报道文章都不超过两页，行文简洁，叙述简单，情感清晰，与《悲惨事故》属同类的还有：Michael Lesy在1973年出版的《威斯康星死亡旅程》（Wisconsin Death Trip），这本书突破性地汇集了19世纪晚期Black River Falls的照片与新闻报道；菲利克斯·费尼昂（Felix Feneon）的《三行小说》（Novels in Three Lines）收集了20世纪早期法国的社会新闻栏报道，并把每个故事缩减成三行文字；Teju Cole近日发起的Small Fates Twitter项目，他把尼日利亚拉各斯的新闻编译成一条条140字的推文。

一次又一次地，这些不具名的记者，写出了大量重复的故事，却仍然唤起了对一个家庭、一段历史、一个独特生命的记忆，只有这些报道才能给他们遭受的损失一个大概的估值。它们就是作者Manseau所说的“美国叙事中被遗忘的模式”：意外死亡的简短故事，人们在每日新闻旁边要读到的死亡警告。

这些报道反复强调损失了一个有能力的公民：将受害者描述为“一个有价值的年轻人”、“一个前途光明的男孩”、“一个有出息的儿子”、“一个正值花季的好女孩”等。作者总是进一步强调没有人怀有恶意：当兄弟击中了兄弟，报道强调他们的亲缘关系，避免任何关于谋杀的暗示。一名11岁男孩被他13岁的哥哥击后，芝加哥某报刊在报道该事件时称：“开枪的那个人一定无限痛苦，他呜咽着，边哭边说自己没想过杀他。警察到达时，他求他们把自己带走，并说应该把自己关进牢房。因为事故属意外事件，警方批准这名男孩回家。”

但更重要的是，人们总是认为枪与持枪者一样，都是无辜的。事故仍然发生。

这本书里的故事都是反道德的：从未提到罪恶感，也没提到持枪者的狂妄或是愚蠢，这些报道也从不暗示受害者应当遭受如此命运，从不提起“上帝”——他的出现，不是为了惩罚邪恶或是有罪的人，也不是为了证明这些事故是他机智神圣的计划。这里并不是思考为何仁慈的上帝允许邪恶悲惨的事情存在于世的场合。

相反，这些故事中存在的只有随机性，以及我们对此的屈服。Manseau此前在《上帝保佑一个国家：新美国史》（One Nation, Under Gods: A New American History）等书中，已经探讨过美国的神学之基。但在《悲惨事故》一书中，他发现美国完全没有神性，统治美国的只有残酷冷漠的命运。

Manseau的书中有一个艺术词汇，就是书名中的“悲惨”：这些报道不仅是枪支事故的历史，还是一部悲惨档案。道德、愧疚缺席，也没有所谓的可能有一天我们都会知道的神圣计划，那还剩下什么？此时，“悲惨”可能是对大自然的无限冷漠以及对这个无情扼杀少男少女、母亲岳母的世界最好、最贴切的回应。

这并不是说面对这些枪支事故，我们只能徒增悲观，报以多做无益的态度。毕竟，在1996年亚瑟港（Port Arthur）发生令人震惊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后，澳大利亚几乎禁止了所有枪支的销售，政府回购杀伤力强的武器，加强了持枪限制，因此，死于枪支的人数大幅下降。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先进的、辉格式的（Whiggish）解读，我们常常因此联想到勇往直前、卓越伟大的美国：确定问题、分析原因、制定措施。

但是，美国处理枪支暴力的方法更讽刺、更无能。长期纠结于枪支及其危害，反映了美国是多么听天由命，美国对于进步所说的花言巧语是多么空洞。这是枪支权利倡导者与魔鬼所做的交易：用魔鬼的自由出入作为交换，他们抛弃了道德，赞成虚无主义。Manseau的《悲惨事故》一书反映了我们称自己是受上帝庇佑的国家，然而我们所崇拜的“上帝”是“命运”。

（翻译：郭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