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裘帕·拉希莉搬到了罗马，之后便自觉放弃了英文写作。无论是说话、阅读还是写作，她都只用意大利语。这种全方位对一门外语的浸染，如若是为了更好地掌握这门语言，自然无可非议。但作为一位英国文学作家，她的事业和文学身份都是由英语建立起来的，这样放弃似乎有些奇怪。一位作家放弃了母语，她将何去何从？

（注：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1967年出生于英国伦郭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童年迁居美国罗得岛。2000年凭借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获得普利策小说奖，成为普利策小说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此举也非一时冲动。拉希莉改用意大利语后，写了一部备忘录，其意大利语书名翻译过来叫做《换种话说》（In other Words）。拉希莉在书中提到，意大利语将是自己以后写作使用的唯一语言。人们都劝说她不要这样做，他们不希望要通过翻译版才能读到她的著作，并且这样做有可能毁掉她的作家生涯。甚至连意大利人也不懂她为什么选择用意大利语写作，毕竟这种语言相较英语更为小众。

但拉希莉此举并不是首创。作家放弃母语改用外语进行创作是一种传统。有些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新的语言中潜藏的多种可能性，例如一些在母语中没有的词汇和短语，新的节奏和音律等，他们为之沉醉。

英语是约瑟夫·康拉德的第三语言，排在波兰语和法语之后。用英语写作的他对此的解释是，自己被“这种语言的天赋所折服”。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放弃母语俄语改用英语有着政治和商业方面的原因，但真正让他一门心思使用英语的却是这门语言本身的乐趣：“我改用英语后，使用俄语词汇进行历险带给我的兴奋感逐渐消失了，”他对《巴黎评论》杂志说道。

本杰明·李·沃尔夫是一位二十世纪的语言学家。他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对世界有着不同的感知方式，也即语言决定思维。如果他的理论成立，那使用外语写作带给作家的不仅仅是新的词汇，更是新的想法，是解读经历的另一种方式。

沃尔夫的理论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语言对人的思维仅仅起到影响的作用。例如，英语不会强迫你用不同于俄语的方式思考，但不同的语言会带给人不同的联想，所以会对你的思维有不同的影响。语言只是作家表现这个世界的媒介，但开拓作者的视野、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世界这样的功劳，恐怕很难归之于新的语言。“来意大利前几个月，”拉希莉小姐写道，“我在寻找写作的新方向。我想要一种新的方式。”

然而，采用新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个新的角度。这也表现出了作者与自己的母语之间痛苦的纠葛，前语言带给自己心理上的负担，用前语言创造出的文学名誉，以及前语言中包含的全部传统。塞缪尔·贝克特可能是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在用英语出版了一些小说和文章后，他开始感觉到自己无法再继续用母语写作。

“我越发觉得母语就像是一层面纱，急待撕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在我眼里，语法和文风，它们越发无足轻重，就像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浴袍或者真正的绅士那沉着的外表。”不知不觉间，他开始“背叛”英语——打破传统用法，推翻文风习惯以及既有的文学智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所有真正的创造性写作所信奉的目标。

贝克特用英语进行了尝试，但他早期的作品评价不高，被认为有他的文学导师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子。所以，他改用法语写作，他觉得法语“可以更容易地在没有文风的情况下写作。”（巧合的是，拉希莉小姐的话也与之不谋而合，她道：“用意大利语写作时，我没有文风，采用更原始的方式。”）

但贝克特要逃离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对他而言，英语不行法语却可以？一些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逃离乔伊斯的影响。在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时，他一直处于这位前辈的阴影之下。这种说法让人想起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理论。该理论认为，伟大的作家通过“摆脱”前人的影响来进行创造。

但贝克特却是这种文学焦虑中极端且非比寻常的例子。他不仅试图摆脱乔伊斯的影响，还试图摆脱乔伊斯使用的语言——英语。这门语言是他的包袱，让他联想起英语文学界所有那些伟大的作家。对于贝克特而言，改用法语不仅是智力上的挑战或语言游戏，而是他继续以作家的身份生存下去的必要之举。唯有使用法语时，他才真正抒发己见。他也最终回归：通过把法语文本自己译回英语，他在英语文学界立稳了脚跟，用他欣然放弃的语言建功立业。

与贝克特不同，拉希莉小姐一开始就已经用英语成名。然而，反思过后，她同样也承认自己“试图逃离某些东西”。英语已经成为了她的伤心地，成为了她身为一个作家的焦虑来源——“费尽心力的挣扎，痛苦的争斗。”如果说，贝克特的包袱来源于自己在英语上的失败，那么拉希莉的包袱则在于自己在这个领域里的成功。

“我成为了一名英语作家。然后突然间，我就出了名。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从一个不知名的人的角度来写的，”她解释道，“但是我第一本书出版后一年，我就再也无法匿名。”英语，已被期待和成就限制，似乎不再行得通，似乎已被滥用。而意大利语提供了一块洁净的石板，尚未担负熟悉的声音，包括她自己的。她甚至拒绝将意大利语“换种话说”这个标题翻译回英文。也许最重要的是，用了新的语言，拉希莉小姐可以毫无压力地去失败。又或许，她可以像贝克特先生一样，去背叛。

作家通过改换语言获得新生。他们逃离的，是围绕在一种语言及其文学传统周围的全部心理联想。从某个角度说，这是作家突破瓶颈的极端做法，用一种全新的语域来重新学习写作。在使用新语言的过程中，他们与前语言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他们对前语言不再那么熟悉，不再那么厌倦。时间和距离，让母语如同外语般越发新鲜和自由，并拥有一切的可能性去实验。贝克特和英语之间便是如此。现在，拉希莉小姐正朝着意大利语进军，但她也许会发现，自己决定放弃英语最大的收获——正是重新探索英语的机会。

（翻译：段歆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