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旅途、封锁:一个留学生的年度日志

我站在他们曾经生活的空间里,在琐碎的日常碎片里,真实地感受到大时代中每个人的仓惶和无力。

2021年03月13日孙小野 米兰来源:界面新闻

正午

文 图 | 孙小野

 

这一年经历了太多意外,事情的发展不断地刷新我对世界有限的认知。我逐渐接受了,不确定性就是生活的常态,我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来,然后面对永远的未知。

2020年初,我从欧洲回到国内和家人团年,突遇疫情爆发。为了完成学业,我于2月初辗转进入意大利,没料到这里的疫情在半个月后极速蔓延。经历了不同的封锁期,我在深秋再次回国,生活进入新阶段。牛年春节期间,我决定写下这一年的经历。

 

1

2020年1月,我趁着短暂假期从欧洲回国。

一月中旬我同朋友们去爬雪山,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营地休息时,看到了那则“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我没有从那几行字里察觉到危险,只记得同行学医的朋友说了一句,“可能要出事了。”可窗外银河浩瀚,雪原辽阔,一个几百公里外的城市也显得遥远。

从高原藏区返回,城市秩序依然,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的迹象。我们背着行囊在热闹的菜场小店狼吞虎咽,在腾腾热气里作别。回到家已是除夕的前几天,我坐在地板上,拆开定制的包裹,把过去一年画的插画依次摆开,满怀欣喜地为朋友们分装礼物,阳光铺满了一地。

危险首先是从手机里传播出来的,或真或假的信息都指向着同一事件——一种新型病毒的极速蔓延。我没有时间分辨,只能凭着一些碎片时而焦虑、时而愤怒,失眠到凌晨,醒后催促父母去买几包口罩。母亲因我去年刚患过甲流和轻度肺炎而忧心忡忡;父亲则对我的焦虑无动于衷,在我复述网上信息时不以为然:“每年都有流感,你们太小题大做了。”

直到1月23日早上,醒来看见“武汉封城”几个大字。我举着手机跳下床,光着脚跑进主卧。父亲接过手机屏幕,揉了揉眼睛,一下张大了嘴巴。接下来的一切发展得极快。每隔几分钟,我都会近乎神经质地刷新疫情地图。

23号当晚,在医院工作的同学母亲忽然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帮忙绘制医院隔离区平面图。我立马奔回家拿出电脑,打开语音沟通,用最短的时间理解了预检分诊的流程,在凌晨两点把图发了过去。早上七点多一睁眼,多个未接来电让我瞬间清醒,打开微信全是大段修改意见,发送时间是凌晨四五点。我惊讶于前线医护人员的无眠无休,立刻爬起来工作。

24号正是除夕当天,父母不愿放弃回爷爷奶奶家团聚的习俗,我抱着电脑上车,在路上飞速改图,下车也随身备着电源。我将阿姨发来的草图放大,发现上面几个隔间标注着已经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姓名。遥远的传闻和现实应和,坠着我的心往下沉。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团聚的热闹仿佛与我隔着一层屏障,我憋着一股想哭的劲坐在角落,不愿破坏家人们难得相见的氛围。饭后亲戚开玩笑地说,这疫情蔓延这么快,估计你也回不去欧洲了。这次轮到我说别人小题大做,“哪儿有那么严重,不会那么快上升为全球事件。”

往后的每一步却都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想。事实证明,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根本无法凭借日常经验做出任何判断。除夕聚餐后,家人就再也没有出过门,我窝在家里画“防疫指南”的插图,父母忙着盘点家里的食物储备,电视新闻的口吻也越来越严肃。我原定于2月1号的飞机回意大利,31号先到西安,等到29号发现所有班次都在陆续取消,父母迅速让我改签提前走。

高铁站人很少,我和母亲坐在空荡的大厅里,戴着一次性的橡胶手套,扶着旅行箱。手套里有滑石粉,出汗后贴着皮肤滑腻腻的,我只在必须要用手机的时候才敢抽出一根指头去戳屏幕。车厢里异常安静,一路上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沉默着,好像这样能更安全一点。

 

2

到家收拾好了行李,才发现国际形势也开始瞬息万变。

31号早晨,我被一条短讯刷屏:人民日报称,意大利在30号晚首次确诊2例感染病例,总统宣布意大利往返中国的直飞航班全部关闭。我立刻打电话咨询国航客服,但永远处于占线状态。

这本应是我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学期,2月我还需要参加一次合作设计课考试。这则消息让所有回国过年的留学生、生意人和华侨们,在一瞬间失去了对未来生活的掌控力:未完成的学业、固定的工作、高额的租金、全部的家当……大多数人都希望在特殊时期和家人守在一起,但又都有不得不回欧洲的事由。

寻找合适的中转国成为了唯一途径,慌乱中大家迅速抱团,多个消息群被建立起来。我加入了第四个五百人留学生大群,还有五六个不同航空公司、起飞地的小群。大家默契地把群昵称改为了“起飞地-航空公司-日期”,在聊天中快速找到同伴,互通信息有无。我在几个群里来回切换,稍一晃神,就会累积上千条未读消息。

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校断然不可能为了少数几个无法返校的中国留学生开设线上课程,如果无法返回,就意味着我要被迫休学。而此时身在国外的中国人也不好过,一场被怀疑的舆论战刚刚开始,大家既忧心国内的亲友,也担忧着自己未来的处境。

也不是没有犹豫过,母亲蹲在箱子边,看着我一脸忧愁:“要不,就先别去了。”顿了顿又说:“还是先去吧,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我进退两难,但越来越紧缩的政策容不得我再权衡,在看到成功入境的先例后,我迅速买下了两天后在迪拜中转的航班。

2月4号早上六点出门,乘首班地铁到高铁站,下午到达北京,坐上提前订好的网约车直奔首都国际机场,等待晚上的飞机。一路不敢吃喝,我在口袋里装了一盒糖,饿了就跑到人少的地方往嘴里倒一颗。同航班的中国女生随身带了一卷保鲜膜,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手机屏幕重新包裹一次。

入境的过程却一路畅通无阻,想象中的刁难没有发生,意大利海关照样笑着对我招手,甚至没有体温检测的环节。我推着行李去找机场大巴,心里不禁纳闷,“这就是意大利总统口中的国家紧急状态?”

没人料到仅仅半个月后,命运将会给所有掉以轻心的人当头一击。

我戴着口罩,站在米兰中央车站的检票口前,在人来人往里感觉恍惚。周围的人们依然在亲吻、拥抱、挥手,洋溢着轻松的笑容。而在几十个小时前,我所来的另一片土地已是一片肃杀。我难以形容那种不真实感,面前热闹的景象和我脑海里的疫情画面相互交替,仿佛一场大梦。我坐上火车,偷瞄其他乘客,还好没有人投来异样眼光。我悄悄松下口罩大口呼吸再迅速带上,脸颊因为长时间被闷着已经起了红疹。

经历了整整两天一夜的密集行程,我一个人拖着七八十斤重的行李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小城。一进门顾不得休息吃喝,先把外衣和行李拖去消毒晾晒,然后自觉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居家隔离。和我同住的两个学妹都是中国人,一位没有回国,替我囤积了大量面包和意面酱,提前搬去了别人家暂住。另一位比我早回来几天,已经进入了隔离期,我俩错开使用厨房和卫生间的时间,整整两周一面未见。

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但大家达成了共同的默契,希望为自己也为他人负责。我在家门外放了一个竹篮,把每天需要的食材和用品写在微信群里,出门购物的同学会顺路帮忙买来。正月十五那天,同学在篮子里放了自制的大福,还有人替我们买来元宵,算是一起过了节。

当时的米兰-MXP机场 只有少数人戴口罩

 

室友为我囤积的粮食墙

 

3

2月19号我的隔离期满,那天正是我考试的日子,我终于换了衣服出门,走在路上都忍不住咧嘴笑。

第二天,一个关注我公众号许久的女生来小镇探望,我带她去湖边看初春软糯的草地,带她去找我画过的小房子,去吃西班牙小汉堡。她在广场市集上买了花送给我,那是我第一次收到小读者送的花。我捧着花束,走在阳光遍布的街道上,那时候我觉得真好啊。谁能想到,那一天就是最后的自由。

当天下午朋友们来我家聚餐,席间忽然刷到了一则消息“意大利小镇Lodi附近出现聚集性感染病例”,那个小镇离我们生活的地方并不远,大家临走时互相告诫,“最近先别聚了,注意安全”。

没想到一语成谶,意大利疫情就此全面爆发。

2月21日之后意大利各地都开始出现病例报告,而我们几天后就要面临正式开学。当时在很多外国人眼里,新冠只是一种名称陌生的流感,只有来自中国的学生明白这个病毒有多么可怕。

我们紧急寻找各种办法来阻止周一的开学。我们告诉同学们事情的严重性,苦口婆心地向大家解释,这种病毒如何在我们的家乡肆虐,它真的和你们想象中不一样。同时立即组织发邮件给老师和教务处,希望能延期开学。终于,在周日下午,学校发出了通告:延迟开学一周。有些同学认为这属于过度反应,而中国学生心里知道,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意大利疫情迅速蔓延,我所在的伦巴第大区成为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小小的城镇也不能幸免。学校还没有决定继续网课,一时间人心惶惶,很多人又陷入了选择题里——留下,意味着离家万里,独自面对陌生的医疗系统和国家局势;离开,意味着一路上极高风险的感染几率,以及学业事业可能前功尽弃。

一些高度紧张的同学在家人的催促下连夜收拾东西离开,为防止航班取消甚至买了不止一张机票保底。我的居留卡已经过期,此时离开将意味着我很难再入境,在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我无法抉择。

3月8日,新闻替我做了决定——伦巴第大区全面封锁。

国内的亲友看到新闻后纷纷打电话来询问情况,我和家人沟通了很久,认为在物资供应齐全的情况下,留在原地闭门不出就是最安全的选择。我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刷新机票信息,接受了这个现实。3月11日凌晨,我和室友趁着夜色出门散步,平日就安静的小城此时仿佛一座空城,所有的建筑都静静矗立着。

回到家后看见新闻——意大利进入全国封锁状态,立法要求市民待在家中,非特殊情况不得外出。

自从意大利疫情爆发后,我每天醒来都要回复众多消息,有一部分是关心,一部分是希望得到一些“新鲜谈资”的猎奇。那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国内国外的信息差,有人直接转发一段模糊的视频,附上一句“你们那里是不是遍地都是尸体”,有人截取一段文章义愤填膺,暗讽我当初的选择:“早就说国外留学没什么用,你看现在”。我每天都疲于应对各式各样的“问候”,就像踩入一个个泥潭,再艰难拔起,最后只剩下勉强应付生活的力气。

当我发现我的诸多解释早已被加上了预设,我卸载了各种社交软件,退出了大部分群聊,希望维持情绪稳定。

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对抗无力。我画了小漫画,讲述自己生活里并没有发生想象中的暴力与歧视;我加入了志愿者小组,传播第一手翻译新闻、制作简图,防止舆论误导和情绪煽动。那时小组联系翻译的一则视频忽然在网上爆火,视频里的意大利南部老奶奶说:“病毒会过去,但歧视不会。”我终于在评论里看到一些不那么戾气,甚至有些温暖的鼓励。

当地口罩稀缺,我从国内带来的口罩里分出几个贴在家门口,供楼里的老人免费取用。第一天有人取走一个,在旁边贴了小纸条说“Grazie(谢谢)”,后面跟了一个红色爱心。过了几天我家门铃忽然被按响,等我开门时外面没有人,一低头才发现,门前地上被放了一盆小植物。

但持续的低落依然是心情的底色,在死寂的小城里,每天都会响起救护车刺耳的长鸣,那声音就意味着我周围的感染和死亡。我每天都胆战心惊地听着它们一辆又一辆地由远及近,直到路过我所在的街区,再渐渐远去。我患上了神经衰弱,时常在半夜醒来,因为一辆路过的救护车而整夜失眠。

那时意大利的人们还自发约定,每天下午六点在阳台一起歌唱或演奏乐器。刚开始我还觉得有趣,直到一天下午我发现教堂的钟声换了音调,才忽然记起,这正是意大利每天公布确诊和死亡人数的时刻。从此之后,每当钟声响起,我都会默默朝着窗外伫立。

我打开电脑,写下一篇小说的开头:“每天下午六点,政府会公布当日死亡人数,人们习惯了这时拿起手机,看一眼越来越庞大的数字,然后在家中漠然地等待灾难的最终降临......”

我不能将这些焦虑传递给家人,我在每一通电话里都大大咧咧地语气轻松,给他们展示新做的菜品和有趣的见闻。我知道我的一点点负面情绪都会被距离放大,传到他们心里将会是千斤重压。我隐瞒了小城里已经感染近千例的真实情况,隐瞒了自己的害怕,只重复着说一句我没事,一切都好。挂了电话我对自己说,如果只能自己面对的话,那就面对吧。

好在我生活的小世界并没有因为疫情崩塌,相反很快建立起了新的温暖联系。

为了减少和外界接触机会,我和室友们每周轮流去超市买菜,回家轮流做饭,开发了无数稀奇古怪的菜式。有一天我正在房间里上着课,室友在外面喊“学姐,出来吃饭啦”,我抱着电脑出去,看见桌上一盘用意大利面做成的烤冷面。学业依然繁重,但拥有了听网课的姿势自由,我常常躺在被窝里进入课程链接,听见老院长一边数着人数,一边念叨:“起床了!同学们快起床啊!”

卧室外的小阳台成为了我和室外唯一的链接,没课的时候我就抱着书本坐在阳台晒太阳。小城里的人都很热情,即使是陌生人,只要目光对视就会相互致意。我的阳台在二楼临街,于是路过的行人只要看到我,大多都会远远打声招呼,街对面的老奶奶也会朝我挥手问好,收获一天的愉快心情。

隔壁的巴西同学偶尔会在阳台摆开桌椅,放着音乐小酌,举着酒杯和我聊聊近况。住在楼上的女孩闻声也会打开窗,探出小脑袋加入我们的聊天。大家嘻嘻哈哈地闹作一团,再纷纷回屋做饭,临别时还不忘互相鼓励:“加油,再坚持一下”。

夕阳中寂静的小城
用来发呆的小阳台。

 

4

3月26日是我的生日,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我去超市买菜的时候顺便给自己买了一个蛋糕派,回家之后却发现桌上已经摆着两个,是两个室友提前悄悄买好的。同学们路过我家,在门口放下了亲手做的抹茶生巧,还有折纸花朵。一到饭点,室友特意煮了一碗长寿面,盯着我吃完。那时的男友也定了软糖蛋糕寄来,国内的亲友则打开视频,端出写着我名字的慕斯,喊我云吹蜡烛,特殊时期的冷清与困顿被温暖填满。

没过多久,大使馆的物资也到了,负责分发的同学收集了大家的住址,打印出地图做好路线规划。另外两个男生接过包裹和地图,骑上自行车沿路投递。我们在群里关注着投递的进展,每到一家就会有人报告感谢,两条路线全部送完时大家一起欢呼,仿佛完成了一项壮举。

我家收到了几包口罩、几盒连花清瘟,并且因为室友一句没吃饱的玩笑,同学还额外送来了自己囤的五斤大米。小城里只有几十个中国留学生,在那时像家人一样相互关心扶持。

封锁时期,政府规定只有购买必要物资、药品等情况才能外出,出门需要随身携带自我声明(包括个人信息、住址、出门事由等)以备检查。警车会24小时在街上巡逻,如果被抓到非正当外出,会面临高额罚款甚至拘留。我家距离超市很近,一两周一次的外出只有不到五十米的路程,虽然贪恋室外的新鲜空气,但也不敢故意绕远。

四月的某一天,我和室友从超市采购完,走到楼下的时候,我忽然转头对室友说:“我不想直接上楼,我想去前面路口看一眼。”然后我往前多走了十几米,在往日再熟悉不过的路口站定,看向市中心的教堂穹顶。我拍下了这久违的视角,沉重的口袋勒得我手指生疼,但也无法抑制住我内心的激动与狂喜。

我像一个故意打破规则的小孩,带着紧张与兴奋只想多停留几秒。那个路口是我几个月以来走到的最远的地方,那几步路也是我唯一的冒险。

五月后疫情逐渐得以控制,我们终于能和其他朋友们相见拥抱。那时我们常常在聚会后,一起在小城里散步夜游。我们路过阿尔伯蒂的大教堂,走到城郊的草坪上,我们在宫殿门口的广场上席地而坐,看着天上云朵飘过,想象自己是一块几百年的石头。

街对面院子里有一棵树,封锁期间我在阳台上看着它开花,然后看着花朵凋零,等我站在它面前时,它已经一身绿叶郁郁葱葱。我们错过了整整一个春天,但夏天如期而至,南欧的阳光永远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课业最忙的时候,我让舍友帮我剪短了头发,我摸着自己扎乎乎的发梢跑到城郊的朋友家。她送我一条白色的裙子,我开心地换上,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到市中心喝酒。我们一群人白天专注于湖边的蜻蜓和日落,晚上沉浸于凉风、酒瓶与白日梦,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之前匆匆回国的同学们,在观望许久后,都决定不会再回来了。因为需要帮他们清理物品办退租,我走进了很多不同的房间。每一个当时匆忙离开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一去就再也不回,所有角落还留着他们生活的痕迹,定格在了他们紧急离开欧洲的那一天:半敞着的衣柜和散落一床的衣服显示出主人离开时的狼狈与匆忙,桌上的半瓶红酒已经落满灰尘,柜子上半袋的饼干被蚂蚁占满,摊开的书页永远停留在了那一页。

那些没能带走的东西,大多都只能被扔进垃圾箱,少部分能用的再被我们拿回家,贵重物品找人带回国内。我站在他们曾经生活的空间里,在这所有琐碎的日常碎片里,真实地感到了时代下每个人的仓惶和无力。

结课后我开始负责做一个访谈计划,组织采访了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请他们讲述在疫情时期的日常和改变。收来的采访初稿累计十五万字,最终能呈现出来的内容有限,只能以每篇两万字的问答形式发到网上。发完最后一篇,我在朋友圈说,“开始我也怀疑过,组织这样一个庞杂的采访有何意义,后来我觉得,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采访完成后我去了热那亚,去找之前在志愿者小组结识的朋友,她说带我去海上看鲸鱼。观鲸船驶出了港口,海豚绕着船跳跃,抹香鲸在海面上悠闲喷水,我则在船舱厕所里吐得昏天黑地。

所有人趴在船舷上拍照的时候,我只能趴在桌子上天旋地转,同船的中国女生见状,主动来给我滴了几滴清凉油,说也许可以治疗晕船。我连忙抬头说谢谢,此时舷窗外一只海豚跃出蔚蓝的海面,倒也是一个难得的夏天。

解封后我们常常从黄昏散步到深夜

 

5

从海边回家后不久,疫情开始出现反弹,而且比年初更加凶猛。此时课程已经结束,只差论文和答辩,本来的旅行计划也无法出行,再留下显得有些得不偿失。和父母商量后,我决定拿着居留卡回国,以免再度封锁后又陷入被动状态。刚定完机票,意大利每日新增感染已经直逼一万。

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经历过很多事,受到过欺瞒与不公,也接受过很多善意。临走的前一天,同学们送来了自己画的画,邻居阿姨特意让儿子送来了当地的特色糕饼,让我带回去和家人分享,还附上了一封信,说希望我能够快乐。相熟的花店奶奶知道我要走,叫我去店里取告别礼物,她在盒子里装了一个心型的风铃,她说风吹过来的时候,就是想念的声音。

室友们凌晨四点起来帮我收拾行李,大包小包地送我去车站,隔着车窗玻璃朝我挥手。

我在深秋的晨雾里离开了这座小城。

米兰机场此时的航班量已经很少,只有直飞中国的柜台前排着长队,我带着核酸检测报告、自我声明、责任承诺书等一沓资料站在末尾,工作人员拿着喇叭来回维持秩序,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所有人都在等待中疲惫不堪。

飞机上有许多祖籍浙江的生意人,大多已是中老年,拖家带口的。回国需要填写的资料繁多,他们不会使用这些小程序,转身向我求助。特殊时期我不敢回应,向外躲了躲,希望避免交谈。旁边大叔看出了我的不安,诚恳地说:“你放心,我们没病的,都做过检测了。”我不好再推辞,伸手接过了手机。

我翻开他的护照对照信息,发现他和我父亲几乎同岁,心里忽然一软,耐心帮他填完。刚填完一个,那边又递过来四五本护照,都是他的家人。

申请完五六个海关码,我闭上眼睛准备休息,此时防护口罩已经把我耳朵勒得刀割一样痛,我换成了两层一次性口罩,希望能有所缓解。醒来的时候,那边递过来一个新的防护口罩,我连忙摆手说不用,我自己有。大叔仿佛没听懂,依然平举着,我只好收下说谢谢。

摸了摸皮筋材质似乎比较柔软,我拆开包装正准备试试,那边又递来一瓶免洗消毒剂,哗啦啦地挤了我一手。昏暗机舱里我听见他们的声音,“唉对了,那个丢掉,别要了……这个搓一搓,杀菌。”我把自己裹在陌生人送来的新口罩里呼吸,在穿越亚欧大陆时安稳入眠。

落地在南京,在机场做核酸检测时我朝他们一家人招了招手,交代了如何点开不同人的海关码,然后分流去了不同的队伍。专用的大巴车会把我们带到相应的隔离酒店,分配是随机的,在停车前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会住在哪里。

下车后我们被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安排进了不同的房间,自动弹回的门在身后关上。我们没有门卡,只有每天取餐和扔垃圾的时候才能打开房门,还要一边身子抵住门扇,防止不小心被锁在外面。

我的房间临街,我常常站在窗口,看外面的人们忙忙碌碌的生活,对面居民楼的灯亮了又灭。因为一下飞机就被送进了隔离酒店,对于回国这件事我在几天后都没有任何实感,我好像在这里,又好像隔了很远。隔离的日子重复而单调,我每天看着无味的饭菜,都在盘算着自己出门后要去吃什么。

中途有一天,医疗组忽然通知我同航班有确诊病例,且正好在我的三排之内,我被列为了医疗观察对象,解除隔离时间不定。我一下慌了神,努力回想自己在飞机上接触过的人。好在后来虚惊一场,医疗组的人在微信里安慰了我许久。

她说她很羡慕我,至少过几天就能回家,他们离家这么近,却已经好几个月不能回去了。

告别我的小房间
临走前去了湖边再看一次夕阳

 

6

解除隔离后,我去见了在南京工作的高中和大学同学,我们天天都往栖霞山上跑,在金陵的枫叶里重新感受到畅快的自由。回家那天,父母来机场接我,我接过母亲的花束,父亲接过我的行李,感叹一声:“终于回来了。”

回家不久后我就开始了线上工作,一直以来我都很幸运,偶尔显露的一点能力总能得到赏识和举荐。回国后我收到了不少前辈的工作邀请,在机缘巧合下,我没有从事之前计划中的建筑遗产方向,而是进入了国内一线的大众媒体。

2020年的最后一场选题会,在场有几十位记者和编辑,我挑了一个角落的椅子坐下,听主编总结工作。疫情是这一年绕不开的新闻话题,在场有几位正是当时奔赴疫情一线采访的记者。我曾经读过那些报道,读到那些文章时我正身处意大利,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几个月后我会和他们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手拿着纸笔,听他们表达对这份职业的敬畏。

年前朋友和我聊天,提及我最近的工作,她说:“你为什么会去关注别人的事,我觉得那些离我好遥远,和我没有关系。”我笑着说,“可能是因为好奇心吧。”所有事情的发生有偶然也有必然,我想知道他人为何悲伤、为何喜悦、为何痛苦,又为何做出不同的选择。宏大叙事下的个体太难以被看见了,但那些微小正构成了他人全部的生活。

今年的团聚没有再出现紧急情况,新年第二天,我出门陪奶奶散步,走到了县城的公园里。公园边有一条小路,路边散落着生活垃圾,路的尽头有一面墙,墙上写着几个黑漆大字“没有悲观的权力(利)”。那行字歪歪扭扭的,在这小县城的路上显得格外突兀,又仿佛是一种预言。

回国几个月,我有了自己全新的生活节奏,已经很久不再关注意大利的疫情。那天我正在嫌弃家里过年期间重复的饭菜,看见意大利的邻居发来消息,她说:“我的家里已经有人因为新冠去世了,这里的情况还是很严重。我很开心你已经回到了中国,和你的家人们在一起。”我的眼泪忽然就涌上来。

 

——完——

作者孙小野,建筑设计在读生,关注人与城市,偶尔写字画画。

公众号:野路房间

题图:5月解封后,我们常常从黄昏散步到深夜,在宫殿门口的广场上席地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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