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苏赛克斯公爵夫妇接受了美国著名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采访，这次采访被认为是多年来传播范围最广的对英国君主制的批评。在采访中，梅根透露了自己在怀孕期间曾经有过自杀的想法，而且指控曾有王室成员讨论过将要出生的阿奇（她和哈里王子的儿子）的肤色会有多黑。各家媒体的众多评论都把这次采访定性为对英国王室的一场攻击，王室的支持者更是要求梅根和哈里在涉及“王室的自白”的政治历史时应该“保持沉默”，认为任何人说出内幕都会对英国的君主制度造成威胁。

英国“王室的自白”（Royal confessionals）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马里昂·克劳福德在1950年代就写过一本书，讲述自己担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她妹妹玛格丽特的家庭教师及保姆的经历，据说后来她因未经允许利用王室的机密牟利而遭到王室的排斥。1936年爱德华八世为之放弃王位的华里丝·辛普森（温莎公爵夫人）也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名为《心的理由》（The Heart Has Its Reasons）。在书中，她带着讥讽意味回忆起伊丽莎白王太后（女王母亲）的“恰到好处的著名魅力”，被外界视作对王室的毫不掩饰的批评。

1995年，戴安娜王妃接受BBC著名电视栏目《全景》（Panorama）的采访，可以说是最具标志性的“王室自白”。戴安娜对主持人马丁·巴希尔讲述了王室中对婚姻的不忠、王室针对她的阴谋以及她的精神和身体健康不断恶化的情况。当她提及查尔斯王子与卡米拉·帕克·鲍尔斯的婚外情时，她说，“是的，我们的婚姻里有三个人，实在有点拥挤。”虽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26年，人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英国国家大剧院前导演理查德·艾尔爵士曾经说，女王认为戴安娜王妃坚持“说出一切”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不受欢迎的坦白

以上几个事件的共同之处都是女性用“王室自白”的方式，向公众揭示了她们在王室之中生活的经历。

在英国的名流文化中，“坦白内情”常被名人用来拉近与公众的关系。名流会主动揭露一些个人私事，以展示他们“真实的”自我。然而，社会学和传媒学学者海伦·伍德、贝弗利·斯凯格斯和南希·图明等曾指出：身为精英、白人和男性的名流的自白通常会被公众以严肃和尊重的态度对待；但是女性的自白，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自白或涉及那些与“低层次文化职业”（例如明星等）有关的自白，则都被视为不恰当、过度分享和自恋的。

在公众舆论和社会评论中，所有这些王室成员的自白都被描述为对英国王室的攻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自白都被看作是对君主制度内部运作的一种错误和不道德的曝光。诸如皮尔斯·摩根等评论员都称这类访谈可耻，而且质问这些人怎么可以如此无情，在菲利普亲王生病住院期间将女王和菲利普亲王说成是骗子？

对权力的保护

将王室成员的自白定性为不道德的评论，同样是出于保护英国君主制的目的，但这些评论并未认识到让一个拥有权力的制度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的重要性。我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提到，英国的君主制需要依赖一种存在于可见性和隐秘性之间的谨慎平衡来重现其权力。英国的君主制是一个古老的帝王制度，运行在一个所谓的民主政治的核心之中，因此避免让它的内在矛盾引起外界或公众的注意，正是其赖以生存的关键之处。王室成员可以出现在一些堂皇壮观的典礼（例如，国家规格的庆典）或家庭聚会的仪式（例如王室婚礼、王室婴儿诞生等）上，但是王室这个庞大机构的内部运作必须保持一种不公开的秘密状态。

和梅根一样，我也选用“公司”（“The Firm”）这个词，但我用它来形容英国的君主制度。这是一个善于投资以繁殖自身财富和权力的企业，不过这个企业的内部运作必须保持最高级别的机密，任何对其幕后活动的曝光，都有可能破坏英国君主制的稳定。这类曝光包括《卫报》最近的一项报道，披露伊丽莎白二世曾利用“女王同意”程序（Queen’s consent，“女王同意”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惯例做法，按其规定，凡有关王室特权、王室财产和利益或世袭收入的法案，英国议会会请求女王的同意，女王通常也不会否定决议。此惯例与“御准”不同，后者指立宪君主正式批准并颁布议会已通过的法案，并由此立法的程序——译注）影响政府对一些法律草案的修改，因为这些法律草案会影响她的个人利益。

拍摄于1969年的纪实纪录片《皇室家族》，是对英国王室成员进行长达一年的跟踪报道。这一报道行动使英国王室受到了过多的关注，白金汉宫后来对此片进行了很好的（令人诟病的）审查和修改，我认为原因在于该片曝光了太多英国君主制不为人知的幕后情况，而且直接对维系珍贵的可见性与隐秘性之间的平衡造成了威胁。正如宪法学者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政论家，曾任《经济学家》杂志主编，著作《英国宪法》对英国政体进行了经典性阐述——译注）于1800年代在书中写道：“我们不能让魔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与之前几次王室成员的坦白内情相似，梅根和哈里关于生活在一个“公司”里的言论继续被定位为对女王及其家人的不敬、亵渎和不道德的攻击。但是，也许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公众和英国的媒体似乎并不愿意深究，作为强大的国家机构之一的帝王制度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

本文作者Laura Clancy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传媒系讲师，接受来自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以及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的资助。

（翻译：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