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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勇剑:碳中和指数,再全球化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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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勇剑:碳中和指数,再全球化的通行证

怎样在推动智能制造的同时也投身于碳中和革命?这是每家企业都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

(资料图)2013年12月18日,北京大望路附近中电国华电力公司北京电热分公司的烟囱正在冒烟。来源:视觉中国

文|鲍勇剑 (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

2009年10月17日,身穿潜水服,后背氧气瓶,马尔代夫内阁全体成员在六英尺深的海底召开内阁会议。会议日程文件均为塑料防水材料制成。他们围坐在固定于印度洋海底的长桌上,签署一份决议,号召世界各国认真对待碳排放带来的气候暖化、海平面上升的危机。马尔代夫总统和阁员用行为艺术演示21世纪末许多沿海国家将面临的现实。未来气候危机已至,只是不公平地摧毁少数国家先。

造成温室效应气体(Greenhouse gas,GHG)有多种,碳排放最甚。因此,碳减是各个政策的重点。对碳减,中国已经有国策:以2030年的碳排放量为峰值,到2060年,中国碳排放为零,实现碳中和。可是,中国工业才刚刚启动智能制造战略。怎样在推动智能制造的同时也投身于碳中和革命?这是每家企业都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

碳中和的“盖茨方案”

每一位企业家都会从比尔·盖茨(Bill Gates)2021年新书《怎样避免气候灾难》中找到一条符合自己的方案。对于自1850年积累至今的气候问题,没有一抓就灵的神丹妙药。就此,盖茨新书坦率描述了多个残酷的现实。

综合气候变化跨国组织(IPCC)专家和盖茨的计算,通过各种人类活动碳排放,大气层每年增加510亿吨二氧化碳。未来30年,我们要从510亿吨下降至零。否则,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的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引发全球气候两大变化:气候极端化,平均气温上升。与1850年全球平均气温相比,工业化以来,全球气温已经上升摄氏1℃。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本世纪中叶,全球气温上升1.5℃-3℃。本世纪末,上升4℃-8℃。

在地球的某些地区,气温已经上升20℃。它引起的连锁反应已经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1)海平面上升;

2)高温炎热天数增加;

3)湿度降低,农作物生长期缩短;

4)对气温敏感的植物,例如玉米,普遍歉收。

IPCC研究表明,如果全球普遍上升2℃,8%的脊椎动物、16%的植物、18%的昆虫都将消失。即使我们现在、立即、马上采取措施,人类行动的窗口时间也只有30年。之后,不利条件之间的连锁反应将形成自我放大效应,控制或逆转皆不可能。

盖茨还戳破另外一个理想气球:仅仅靠节能、环保和绿色出行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我们废除所有的汽车,改电动车,那也只能降低16%的碳排放。如果全世界都像丹麦那样,完全依靠绿色能源(风能、水电、太阳能和废余材料发电),那么大风车和太阳能板要覆盖整个地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很占地方。事实上,工业生产环节造成的碳排放才是主要部分。水泥、钢铁和塑料等材料制造过程占碳排放的31%。发电厂制造了27%的碳排放。日常居家生活中的空调、暖气、电冰箱只有7%的碳排放。

盖茨的研究得出几个浅显却通用的结论:

1)人类要避免气候颠覆造成的生存危机,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只能全民上阵,综合治理。

2)我们要从工业生产的全生命周期去追溯碳排放的流程。否则,我们只是把问题从产业链的一个环节推卸和转移到另外一个环节。

3)所有能碳减的技术创新和生活方式调整都算数!人类社会既需要大开大阔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也需要千家万户垃圾分类、减少厨余。拯救我们生存家园的碳中和是一场从工业生产到日常消费的革命。能否逆转气候恶化,它是0和1的选择,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4)立即从容易做的开始,马上启动最难的技术攻关。碳中和行动必须建立“齐头并进、平行发展,交叉推动”的时态观。由易入难的渐进时间观已经不适用。当我们部分减排时,因为已经恶化的环境而消失的物种不再能够复生。每过一个气候颠覆的临界点,人类的处境发生质的蜕变。

5)综合治理包括启动核电在内的技术选择。过去核电事故的不安全因素已经在实验室阶段得到全面解决。用清洁、安全的核电平衡自然发电(风电、太阳能和水电)的周期性、波动性和间断性,这是未来能源综合治理的必然选择。

6)大气环境地理工程(Geo-engineering)是万不得已的选择。我们不知道人工改造大气环境地理条件后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但是,即便是高不确定性的选择,也应该开始研究。面对正在到来的气候颠覆,人类需要所有的方法。

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史,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指出:人类文明进步不是因为地缘环境条件或生理基因优势,而是面对绝境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行动。作为工业革命的后果,自1850年积累至今的碳排放造成人类生存危机。面对绝境,碳中和革命可以视为对迄今以来工业革命的反动。“反者,道之动也!”以碳中和为驱动力的第五次工业革命也可以带来文明复兴!下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应该怎样想?怎样做?

建立碳中和的“中国指数”

1956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它既是预言,也是承诺。中国企业应当对于碳中和有较大贡献。它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承诺,也是再全球化的商业优势策略。在当前较为不利的国际营商环境中,如果有一种语言是全世界都听得懂而且乐意听,它就是碳减、碳中和、负排放。只有成为碳中和的标杆,企业才会再次受到全球市场的青睐。

一方面,事关人类命运,碳中和方法应该全球共建共享。盖茨方案也是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利用本国优势,在碳中和方法上创新创造,建立碳中和的“中国指数”,以利于全球推广。

以盖茨所强调的核电为例,中国是全球核电发展最迅猛的国家。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全球核电进入停滞时期。相比之下,2019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发电量是2011年的四倍。目前,中国由16个核电厂在建设中,39个在规划中。我们已经成为全球核电站主要供应商之一。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全球碳减排组织。远景科技集团、隆基股份、晶科能源、阳光电源等加入了RE100,承诺逐渐使用可再生能源达到100%。2020年8月8日,首批加入RE100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和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光伏专委会在上海共同发起并签署了“RE100中国倡议”,呼吁推动能源革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上述正面行动还需要有一个质的飞跃。怎样通过中国企业的实践提炼有代表性的新社会经济指数?它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碳中和的战略重点。

社会经济指数不仅方便统计比较,它还左右社会情绪,影响政策方向。以GDP为代表的“美国指数”影响了二战后6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普遍的标准。在《领先指数》(The Leading Indicators)中,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说明,失业指数帮罗斯福竞选赢过胡佛总统,GDP指数让美国对苏俄之争不战而胜。

指数背后是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指数隐含着政治影响力。从古到今,它一向如此。

17世纪中,为帮助英国国王增加税收,帕帝爵士(Sir William Petty)建议用一个“政治代数”(political arithmetic)来计算土地面积、年收获和应缴纳的税收。没有衡量指数,就无法统治。

20世纪初,用指数引导政治治理的传统也从英国延展到美国。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最先推行经济指数管理。作为泰勒科学效率管理运动的信徒,胡佛将“国民收入”、“劳工就业”等指标带入政府管理。1932年,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为了推动新经济政策(the New Deal),罗斯福总统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来指导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为此,“失业指数”、“制造业指数”、“国家生产总值”(GNP)、“价格指标”等指数应运而生。二战期间,它们也做出重要贡献,指数帮助美国政府科学计算战备物资和国内生活必需品之间的平衡,指导价格控制政策。战后,美国经济界还开发了GDP(GNP减除境外生产总值)、商业周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消费者信心指数、基尼指数(Gini Index)等经济指数。到上世纪90年代,它们已经被各国广泛采用。

表面上看,指数的角色转变了。最早是社会治理和政策干涉为目的,现在,它为衡量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尺度。实质上,这些指数还成为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影响其他国家经济方向的工具。从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的1959年“厨房辩论”开始,大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竞争代替了军事对抗。不经意间,“美国指数”制造出比核武器更大的社会效应。

碳中和的中国指数在哪里?这是值得放置战略高度思考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知道,改变经济活动方向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建立新的经济指数。同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心的新经济政策也需要碳中和“中国指数”引导。建立指数是个系统过程,需要企业、学界和政府的协作,根据顶层设计开展基层创新。在目前阶段,它至少有下面几个探索方向。

1)修复环境与兴旺自然生机的指数。

2)新兴碳中和企业持续发展的指数。

3)碳交易模型指数。

4)有利于碳中和的社会共享经济和社区互惠服务指数。

5)碳中和与人本价值指数。上世纪90年代起,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经济学家就试图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指标。根据中国社会具体情况,中国学者可以借鉴并完善“人本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6)社会多元化与公平发展指数。对有56个民族的中国大家庭,围绕碳中和建立的公平发展治理结构有世界意义。

7)安全核电开发指数。核电建设和现场管理的安全指数,核电与其他清洁能源系统调配的设计,它们都可以成为全球核电的参考指数。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我们不仅要会做,还要会传播先进经验。碳中和的中国指数可以是传播绿色经济模式的主旋律。

让碳中和成为再全球化的通行证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企业可以顺应碳中和的全球意愿,以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姿态推动再全球化。毋庸置疑,我们过去熟悉的全球一体化已经发生逆转。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博弈,是逆转的动因。以当前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回到从属于供应链上游跨国企业的旧形态也不现实。一方不一定愿意,另一方也不相信。但是,在旧问题的新高度上找共同利益和合作策略是可能的。碳中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旧问题,建立新共识的机会。

从蒸汽机革命,工业电气化,工业信息化到智能制造,中国企业正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过去三次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它就不得不与第五次工业革命,碳中和的革命,交织在一起。而它也正为再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共同语言体系。

《圣经》创世纪篇中记载一段巴比伦塔的传说。故事描述的是幸免于洪水的人类聚集在一起,要建筑一幢通天的巴比伦塔。他们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愿望,能众志成城,接近上天的智慧。忧心人类强大的意愿,上帝让人们失去用同一语言沟通的能力。结果,人们言不同,心难齐,怨恨生。操着不同语言的各个部落向东南西北方向流浪而去。从此,人类再也没有建设共同家园的勇气和能力。

如果气候危机有任何正面效果,它再次激发人类操同一种语言,建设地球共同家园的强烈愿望!对于当前身处国际地缘政治险境的中国企业,高举碳中和的火炬,必能突破狭隘意识,感召亿万同路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作者授权界面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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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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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在推动智能制造的同时也投身于碳中和革命?这是每家企业都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

(资料图)2013年12月18日,北京大望路附近中电国华电力公司北京电热分公司的烟囱正在冒烟。来源:视觉中国

文|鲍勇剑 (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

2009年10月17日,身穿潜水服,后背氧气瓶,马尔代夫内阁全体成员在六英尺深的海底召开内阁会议。会议日程文件均为塑料防水材料制成。他们围坐在固定于印度洋海底的长桌上,签署一份决议,号召世界各国认真对待碳排放带来的气候暖化、海平面上升的危机。马尔代夫总统和阁员用行为艺术演示21世纪末许多沿海国家将面临的现实。未来气候危机已至,只是不公平地摧毁少数国家先。

造成温室效应气体(Greenhouse gas,GHG)有多种,碳排放最甚。因此,碳减是各个政策的重点。对碳减,中国已经有国策:以2030年的碳排放量为峰值,到2060年,中国碳排放为零,实现碳中和。可是,中国工业才刚刚启动智能制造战略。怎样在推动智能制造的同时也投身于碳中和革命?这是每家企业都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

碳中和的“盖茨方案”

每一位企业家都会从比尔·盖茨(Bill Gates)2021年新书《怎样避免气候灾难》中找到一条符合自己的方案。对于自1850年积累至今的气候问题,没有一抓就灵的神丹妙药。就此,盖茨新书坦率描述了多个残酷的现实。

综合气候变化跨国组织(IPCC)专家和盖茨的计算,通过各种人类活动碳排放,大气层每年增加510亿吨二氧化碳。未来30年,我们要从510亿吨下降至零。否则,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的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引发全球气候两大变化:气候极端化,平均气温上升。与1850年全球平均气温相比,工业化以来,全球气温已经上升摄氏1℃。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本世纪中叶,全球气温上升1.5℃-3℃。本世纪末,上升4℃-8℃。

在地球的某些地区,气温已经上升20℃。它引起的连锁反应已经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

1)海平面上升;

2)高温炎热天数增加;

3)湿度降低,农作物生长期缩短;

4)对气温敏感的植物,例如玉米,普遍歉收。

IPCC研究表明,如果全球普遍上升2℃,8%的脊椎动物、16%的植物、18%的昆虫都将消失。即使我们现在、立即、马上采取措施,人类行动的窗口时间也只有30年。之后,不利条件之间的连锁反应将形成自我放大效应,控制或逆转皆不可能。

盖茨还戳破另外一个理想气球:仅仅靠节能、环保和绿色出行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我们废除所有的汽车,改电动车,那也只能降低16%的碳排放。如果全世界都像丹麦那样,完全依靠绿色能源(风能、水电、太阳能和废余材料发电),那么大风车和太阳能板要覆盖整个地球。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很占地方。事实上,工业生产环节造成的碳排放才是主要部分。水泥、钢铁和塑料等材料制造过程占碳排放的31%。发电厂制造了27%的碳排放。日常居家生活中的空调、暖气、电冰箱只有7%的碳排放。

盖茨的研究得出几个浅显却通用的结论:

1)人类要避免气候颠覆造成的生存危机,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只能全民上阵,综合治理。

2)我们要从工业生产的全生命周期去追溯碳排放的流程。否则,我们只是把问题从产业链的一个环节推卸和转移到另外一个环节。

3)所有能碳减的技术创新和生活方式调整都算数!人类社会既需要大开大阔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也需要千家万户垃圾分类、减少厨余。拯救我们生存家园的碳中和是一场从工业生产到日常消费的革命。能否逆转气候恶化,它是0和1的选择,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4)立即从容易做的开始,马上启动最难的技术攻关。碳中和行动必须建立“齐头并进、平行发展,交叉推动”的时态观。由易入难的渐进时间观已经不适用。当我们部分减排时,因为已经恶化的环境而消失的物种不再能够复生。每过一个气候颠覆的临界点,人类的处境发生质的蜕变。

5)综合治理包括启动核电在内的技术选择。过去核电事故的不安全因素已经在实验室阶段得到全面解决。用清洁、安全的核电平衡自然发电(风电、太阳能和水电)的周期性、波动性和间断性,这是未来能源综合治理的必然选择。

6)大气环境地理工程(Geo-engineering)是万不得已的选择。我们不知道人工改造大气环境地理条件后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但是,即便是高不确定性的选择,也应该开始研究。面对正在到来的气候颠覆,人类需要所有的方法。

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史,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指出:人类文明进步不是因为地缘环境条件或生理基因优势,而是面对绝境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行动。作为工业革命的后果,自1850年积累至今的碳排放造成人类生存危机。面对绝境,碳中和革命可以视为对迄今以来工业革命的反动。“反者,道之动也!”以碳中和为驱动力的第五次工业革命也可以带来文明复兴!下一个问题是:中国企业应该怎样想?怎样做?

建立碳中和的“中国指数”

1956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它既是预言,也是承诺。中国企业应当对于碳中和有较大贡献。它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承诺,也是再全球化的商业优势策略。在当前较为不利的国际营商环境中,如果有一种语言是全世界都听得懂而且乐意听,它就是碳减、碳中和、负排放。只有成为碳中和的标杆,企业才会再次受到全球市场的青睐。

一方面,事关人类命运,碳中和方法应该全球共建共享。盖茨方案也是中国方案。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利用本国优势,在碳中和方法上创新创造,建立碳中和的“中国指数”,以利于全球推广。

以盖茨所强调的核电为例,中国是全球核电发展最迅猛的国家。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全球核电进入停滞时期。相比之下,2019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发电量是2011年的四倍。目前,中国由16个核电厂在建设中,39个在规划中。我们已经成为全球核电站主要供应商之一。

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全球碳减排组织。远景科技集团、隆基股份、晶科能源、阳光电源等加入了RE100,承诺逐渐使用可再生能源达到100%。2020年8月8日,首批加入RE100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和中国能源研究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光伏专委会在上海共同发起并签署了“RE100中国倡议”,呼吁推动能源革命,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上述正面行动还需要有一个质的飞跃。怎样通过中国企业的实践提炼有代表性的新社会经济指数?它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碳中和的战略重点。

社会经济指数不仅方便统计比较,它还左右社会情绪,影响政策方向。以GDP为代表的“美国指数”影响了二战后6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成为普遍的标准。在《领先指数》(The Leading Indicators)中,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说明,失业指数帮罗斯福竞选赢过胡佛总统,GDP指数让美国对苏俄之争不战而胜。

指数背后是社会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指数隐含着政治影响力。从古到今,它一向如此。

17世纪中,为帮助英国国王增加税收,帕帝爵士(Sir William Petty)建议用一个“政治代数”(political arithmetic)来计算土地面积、年收获和应缴纳的税收。没有衡量指数,就无法统治。

20世纪初,用指数引导政治治理的传统也从英国延展到美国。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最先推行经济指数管理。作为泰勒科学效率管理运动的信徒,胡佛将“国民收入”、“劳工就业”等指标带入政府管理。1932年,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为了推动新经济政策(the New Deal),罗斯福总统迫切需要各种各样的经济数据来指导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为此,“失业指数”、“制造业指数”、“国家生产总值”(GNP)、“价格指标”等指数应运而生。二战期间,它们也做出重要贡献,指数帮助美国政府科学计算战备物资和国内生活必需品之间的平衡,指导价格控制政策。战后,美国经济界还开发了GDP(GNP减除境外生产总值)、商业周期、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消费者信心指数、基尼指数(Gini Index)等经济指数。到上世纪90年代,它们已经被各国广泛采用。

表面上看,指数的角色转变了。最早是社会治理和政策干涉为目的,现在,它为衡量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尺度。实质上,这些指数还成为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影响其他国家经济方向的工具。从赫鲁晓夫与尼克松的1959年“厨房辩论”开始,大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竞争代替了军事对抗。不经意间,“美国指数”制造出比核武器更大的社会效应。

碳中和的中国指数在哪里?这是值得放置战略高度思考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知道,改变经济活动方向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建立新的经济指数。同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心的新经济政策也需要碳中和“中国指数”引导。建立指数是个系统过程,需要企业、学界和政府的协作,根据顶层设计开展基层创新。在目前阶段,它至少有下面几个探索方向。

1)修复环境与兴旺自然生机的指数。

2)新兴碳中和企业持续发展的指数。

3)碳交易模型指数。

4)有利于碳中和的社会共享经济和社区互惠服务指数。

5)碳中和与人本价值指数。上世纪90年代起,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经济学家就试图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指标。根据中国社会具体情况,中国学者可以借鉴并完善“人本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6)社会多元化与公平发展指数。对有56个民族的中国大家庭,围绕碳中和建立的公平发展治理结构有世界意义。

7)安全核电开发指数。核电建设和现场管理的安全指数,核电与其他清洁能源系统调配的设计,它们都可以成为全球核电的参考指数。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我们不仅要会做,还要会传播先进经验。碳中和的中国指数可以是传播绿色经济模式的主旋律。

让碳中和成为再全球化的通行证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企业可以顺应碳中和的全球意愿,以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姿态推动再全球化。毋庸置疑,我们过去熟悉的全球一体化已经发生逆转。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博弈,是逆转的动因。以当前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回到从属于供应链上游跨国企业的旧形态也不现实。一方不一定愿意,另一方也不相信。但是,在旧问题的新高度上找共同利益和合作策略是可能的。碳中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旧问题,建立新共识的机会。

从蒸汽机革命,工业电气化,工业信息化到智能制造,中国企业正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与过去三次不同,第四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它就不得不与第五次工业革命,碳中和的革命,交织在一起。而它也正为再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共同语言体系。

《圣经》创世纪篇中记载一段巴比伦塔的传说。故事描述的是幸免于洪水的人类聚集在一起,要建筑一幢通天的巴比伦塔。他们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愿望,能众志成城,接近上天的智慧。忧心人类强大的意愿,上帝让人们失去用同一语言沟通的能力。结果,人们言不同,心难齐,怨恨生。操着不同语言的各个部落向东南西北方向流浪而去。从此,人类再也没有建设共同家园的勇气和能力。

如果气候危机有任何正面效果,它再次激发人类操同一种语言,建设地球共同家园的强烈愿望!对于当前身处国际地缘政治险境的中国企业,高举碳中和的火炬,必能突破狭隘意识,感召亿万同路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作者授权界面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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