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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庐舍,聆听一线纪录片剪辑师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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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庐舍,聆听一线纪录片剪辑师的声音

专访金马最佳剪辑李博。

文|凹凸镜DOC

“不能只看那场戏的内容,还要放在片子的整体结构之中。”“不要让观众困惑,不要让观众无聊,同时要让观众快乐。”

到达庐舍之春女导演剪辑驻留计划驻地的第一天,我看到剪辑师李博正在与庐舍之春入选的张维导演在沟通交流。我注意到,李博和导演的交流是平行的,导师并不是高高在上,他用自己的经验和年轻创作者进行分享。

李博和参与庐舍之春的导演们交流。

庐舍之春女导演剪辑驻留计划入选的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她们有的已经有成熟作品,有的才初出茅庐,但是因为一个共同的信念——希望能剪辑出优秀的作品,她们从五十多个报名提案中脱颖而出。

作为此次工作坊第一棒,李博身上的担子并不轻,每个作品状况不同,有的已经进入精剪,有的刚完成补拍还在考虑如何把新素材融入进去。在旁听他们的交流中,我发现,李博并不给具体的修改方案,而是用启发的形式,让学员把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然后再帮她们寻找实现的方式:“想要呈现出拍摄对象的多少层面,是不是都呈现出来了?”

凹凸镜DOC也荣幸的采访到了李博,通过他的讲述,你会看到一个真情流露的纪录片剪辑师的成长故事以及他在“庐舍之春”的思考。

预告一下,下一位庐舍之春女导演剪辑驻留计划的导师是剪辑师秦亚楠。

专访金马最佳剪辑李博

采访、整理:张劳动

编辑:沙丘

凹凸镜DOC:国内专门做纪录片剪辑师的人多吗?

李博:有一部分人在纪录片公司里面去做剪辑师,另外很多是在传统媒体的视频部,视频网站。纪录片,我觉得这个领域可能比较小众,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能请剪辑师的片子本身就不多,但我感觉大家对于工业化的分工正在在慢慢接受,即便他没有钱请专业剪辑师,他也会想办法去突破自己这方面的限制,去找其他人帮忙他剪,这样会给作品更大的空间。

凹凸镜DOC:你本身大学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后来走上这条路是为什么?

李博:我大学的时候学会计,但是迷上了电影。大二、大三的时候,我有个大学同学是昆明人,他听很多音乐,有很多电影牒,我看了一些电影之后,被震撼到了,可能在三十几岁之前,我表达的渠道特别的少,我长期是一个特别压抑的人。我不写日记,我也不画画,我就没有表达东西的渠道,我觉得电影很有意思,它可以制造一种你情绪上的、心理上的感受。无法言说。

当时我也想过考电影学院,我记得大二还是大三的暑假,我爸妈那时候在北京工作,我就去看他们,去电影学院朝圣,我买了好多专业的书,但最终没有选择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毕业了后我做了两年会计后,2007年有个事情影响了我,就是杨德昌的去世。他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觉得我的人生不能这么虚度。

当时我就去农村支教了两年,回来后有朋友介绍认识了周宇,认识了顾桃,开始入行,之后又认识了杨紫烨,钱孝贞两位老师,就这样走上剪辑师的“不归路”。

凹凸镜DOC:你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李博:我去支教之前,其实想做电影,我把工作两年攒下的几千块钱,买了一个DV,我是带着DV去支教的,我可以随便拍点东西。我想记录一下这个过程,我在村里的学校一共待了两年,第一年自己剪了个小片子,第二年又剪了个小片子。

那可能是我做导演的作品,做剪辑师的话,第一个作品是《风沙线上》。那个片子最终成片只有五十几分钟,但是我们做了很久,慢慢从零开始跟杨紫烨老师一起学习。

凹凸镜DOC:你觉得你的高光时刻是什么?

李博:高光那个词容易让人误会。如果是某个瞬间我对我影响很大是有的,比《风沙线上》还要早,那是我在跟顾桃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2011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电影院大银幕上看到我参与剪辑的《神翳》,片尾的滚屏上,有我的名字。

我在2010年之前,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遥远的存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唯一愿望就是我的名字能在电影院银幕上出现一次,我人生只要有一次,我觉得我的梦想就实现了。就这么简单,我觉得那一刻我满足了。电影院灯光黑亮起来,银幕上,开始走字幕,我的名字在那个地方。所以云之南那一刻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后面这些都是赚的。

凹凸镜DOC:影视行业中,有很多岗位,为什么最终选剪辑?

李博:我觉得剪辑适合我的性格。每一个工种有他们特别奇怪的共性在。我能清楚的意识到导演可能需要行动力比较强,表达欲也很强。我觉得我的性格不是那样的性格,在那个过程中,杨紫烨老师会经常问我说,你将来要不要做剪辑师,包括钱孝贞老师也会问,我才会去认真的想这个问题。

在庐舍之春,李博是大家的开心果。

凹凸镜DOC:你跟导演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方式?

李博:跟别人合作的技巧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我觉得在《塑料王国》剪辑过程中有质的飞跃,因为它是一个比我之前那些片更复杂的合作关系,有监制,投资方,导演,剪辑指导。

凹凸镜DOC:《塑料王国》的导演曾经说过,剪辑帮了他很多忙。

李博:在纪录片工作坊的时候,导师们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大家都认可这个方向,后期的工作就是钱孝贞老师,我,导演,还有制片人刘卓,我们去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首先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把片子做出来,既然导演已经接纳了一个剪辑师进来,说明其实他已经让步了,在心里面已经做好准备,让出一部分创作空间给另外一个人,剪辑师的存在,要给这个片子一些新的想法和视角。

其实,剪辑师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权利定剪的。监制、导演、制片人是最重要的三个人,剪辑师的作用就是给这个片子更多可能性,把可能性展示给所有人,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给它更多的可能性,我去输出我的观点,同时去理解他的观点,理解所有这些人想要的东西,在我的时间线上体现出来。

凹凸镜DOC:我跟一个从艺术转行做纪录片做影像的导演聊过,她说,有些艺术形式可能一个人就完成,但电影确实是很多工种一起协作的,所以大家确实需要相互妥协或者配合。

李博: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我觉得那种碰撞很有快感的,大部分时候,我是很享受那个过程的。我会跟导演不停地去聊这个作品对于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你能接受到什么限度?我的参与会让这个片子走到哪,而那个点是不是你想要的。他到最后定剪那一刻,那个问题它有一个他的结果。

凹凸镜DOC:有的纪录片,剪辑师在拍摄过程中就介入了,剪辑师会每天看一些素材,然后给导演反馈,有些是完全拍完后参与,你觉得这两种方式优劣在哪儿?

李博:每个片子状态不太一样,得找到适合它的制片流程,没有哪个更好,我觉得片子都不太一样。

凹凸镜DOC:可能对于独立纪录片来说,大部分都是先自己拍完,之后可能他会想到剪辑师能不能帮我片子提升。我认为如果成熟的或者比较良性的流程,应该是剪辑师在拍摄时就介入了,他介入后会提很多意见和建议。

李博:我可能比较谨慎地去用好或者是不好这种词,有一些流程和创作上的手法,现在是不被大家知道,如果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状况下,你是不是要用那种方式是另外一个事情。

我觉得现阶段可能就是,比如我这十年从业里,无论是媒体纪录片还是电影纪录片,我觉得是蛮大发展的一个过程。包括官方对于纪录片这块舆论阵地也越来越重视。从这个行业的工业化的角度讲,我觉得它是刚刚起步的,无论是媒体的作者还是体制外的作者,其实都刚开始接纳一部分更加细致化的分工,工业化的流程也好,突破自己之前的创作的一个模式。

凹凸镜DOC:好像大部分片子都还没有到那种工业化的程度。

李博:我们的商业电影的工业化也才30几年,具体到我们这个更小众的行业,我觉得他可能更慢,这个过程得大家一点一点走。

凹凸镜DOC:如果一个年轻导演他需要听一些意见,他是会需要听一些专业剪辑师的意见还是听普通观众的意见呢?

李博:不同阶段试映需要不同方向的观众,比如《时光机》的制片人,他是美国的制片人,我跟他学习到的就是要去精确的把控,每一次试映,都是极其有目的性的。

在不同阶段,你可能要找一些对于这个阶段有帮助的人看,最好是专业人士去看,他给你的反馈都是对你有启发的,他不会像普通观众那样去只输出感受,他知道结构,他懂得架构故事。如果接近了成片,你到精剪阶段了,你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你对于某些细节,观众是不是能感受到,你可以有去收集普通观众的反馈。

凹凸镜DOC:如果导演是一个强势的人,怎么和这种类型的导演合作呢?

李博:导演在我介入之前,可能也许有一个结构了。我希望让影片更有质感,用镜头传递情绪,流畅度、结构上等都会跟导演去碰撞调整。因为之前如果你一直都看到一些很实的素材的时候,你其实蛮难想象一个有很有感觉很有空间感的一个片头或者片尾的感受。

我也是听Mary Stephen(雪莲)的分享,他会说他习惯先把片尾剪出来,他用那个东西去指导的整个片子剪辑,我有的时候似乎更多的时候是先剪头,我对片头片尾的感受力好像更强,比如我经常会剪了一个片头,大家突然一下子很开心,因为他们每天都看那样很实的素材,突然发现好像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凹凸镜DOC:你最近参与剪辑的纪录片是《武汉日夜》,现在你也在武汉生活,那种现实和电影之间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李博:会有很多感慨。我在这个城市更有归属感。其实跟你在现实里面看到了一个纪录片里面的人物的感觉很相似,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纪录片剪辑师才会体会到这种有趣的感觉。

我不会在纪录片做完前去见主人公,我尽量不想见,可能就是你剪完了之后很多年也不会见他,但是如果你在生活里面遇到他了之后,那个感受就只有剪辑师能体会到,就是我很了解你,我甚至连你自己不了解的,关于你的东西,我都了解,我有一种暗爽,有一种恶作剧成功的感觉。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知道恶作剧,我想说我知道你好多事情,但是他不认识我,他也不知道我的存在,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

凹凸镜DOC:纪录片剪辑师是一个相对客观或者第三方的视角来看影片。

李博:也是一个手艺人,用你的视听手段去试图把导演想要的东西呈现出来.

凹凸镜DOC:你会留意豆瓣评分,比如有评论会说这个片子剪得很不错。

李博:有暗爽也有不爽,也有很多评论骂剪辑很烂,所以平衡一下就完了。但我很开心,我现在所有的作品豆瓣评分都是7分以上,如果可以保持一辈子,也挺牛逼的 哈哈哈。

凹凸镜DOC:抛开性别,你作为庐舍之春的一个导师,你跟她们聊是什么感觉?

李博:其实很有趣,因为我做东西,跟每个人聊,我必须得坦白我的背景,我的观影历史,我的审美的倾向,因为我是看很多叙事电影的人,我觉得我非常的主流审美取向,我的创作的手法也是很偏向于叙事的。这次庐舍的项目有三部片子完全是我经验范围之外的,但我很开心能跟这样片子的创作者也找到一个契合点,可以帮助她们往前走,可能那个东西是关于创作本身的讨论,创作之于我们各自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不论做什么片子,都是要回答那个问题,就是那个作品跟你的关系,虽然有我很熟悉的那种片子,我可以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我还能找到一些切入点去,介入到那些我不太熟悉的类型的片子里,很实验的,非常形式化的片子。

李博和参与导演张维讨论剪辑。

凹凸镜DOC:你给她们的建议会很具体吗?

李博:绝对不会,因为我知道一个片子要走到那一个点,走到定剪那一刻,中间是需要走很多弯路的,你提出具体一个意见,在某些阶段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你需要帮助他去理清楚导演创作的动机,有的时候导演很不清晰,更别说他自己在剪,他需要去理清楚自己的很多东西。还有的时候是帮他们剔除掉一些无用的东西,帮他去明确自己要什么。

比如有的作者很清楚,ok了,我完全不需要说那么多,但第一步我肯定是要摸清楚,他们现在这个作品的状态,作者的状态,哪些是可以帮到导演的,不是说越具体的意见就能帮到,完全不是。

凹凸镜DOC:但有些人确实很着急,还有的很依赖,说你赶紧告诉我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

李博:很有意思,我跟参与庐舍之春的导演,做了一个思想实验。现在李安(或者你心中的电影之神)站在你面前说你片子不用改了,就这样定剪,在TA眼里片子现在已经很好了。你们会不会听?当时五位在场,基本上都选择了相信自己感觉,而不是只听那位神仙的。

参与庐舍之春的女导演们。

李博简介:

李博,剪辑师,双子座,B型血,辽宁人。主要作品有:《锤子镰刀都休息》(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风沙线上》(香港纪录片节最佳短片)、《塑料王国》(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佳新导演评审团奖、金马奖最佳剪辑)、《时光机》(翠贝卡电影节纪录片最佳摄影、亚太电影节评审团奖)。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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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金马最佳剪辑李博。

文|凹凸镜DOC

“不能只看那场戏的内容,还要放在片子的整体结构之中。”“不要让观众困惑,不要让观众无聊,同时要让观众快乐。”

到达庐舍之春女导演剪辑驻留计划驻地的第一天,我看到剪辑师李博正在与庐舍之春入选的张维导演在沟通交流。我注意到,李博和导演的交流是平行的,导师并不是高高在上,他用自己的经验和年轻创作者进行分享。

李博和参与庐舍之春的导演们交流。

庐舍之春女导演剪辑驻留计划入选的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她们有的已经有成熟作品,有的才初出茅庐,但是因为一个共同的信念——希望能剪辑出优秀的作品,她们从五十多个报名提案中脱颖而出。

作为此次工作坊第一棒,李博身上的担子并不轻,每个作品状况不同,有的已经进入精剪,有的刚完成补拍还在考虑如何把新素材融入进去。在旁听他们的交流中,我发现,李博并不给具体的修改方案,而是用启发的形式,让学员把自己内心最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然后再帮她们寻找实现的方式:“想要呈现出拍摄对象的多少层面,是不是都呈现出来了?”

凹凸镜DOC也荣幸的采访到了李博,通过他的讲述,你会看到一个真情流露的纪录片剪辑师的成长故事以及他在“庐舍之春”的思考。

预告一下,下一位庐舍之春女导演剪辑驻留计划的导师是剪辑师秦亚楠。

专访金马最佳剪辑李博

采访、整理:张劳动

编辑:沙丘

凹凸镜DOC:国内专门做纪录片剪辑师的人多吗?

李博:有一部分人在纪录片公司里面去做剪辑师,另外很多是在传统媒体的视频部,视频网站。纪录片,我觉得这个领域可能比较小众,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能请剪辑师的片子本身就不多,但我感觉大家对于工业化的分工正在在慢慢接受,即便他没有钱请专业剪辑师,他也会想办法去突破自己这方面的限制,去找其他人帮忙他剪,这样会给作品更大的空间。

凹凸镜DOC:你本身大学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后来走上这条路是为什么?

李博:我大学的时候学会计,但是迷上了电影。大二、大三的时候,我有个大学同学是昆明人,他听很多音乐,有很多电影牒,我看了一些电影之后,被震撼到了,可能在三十几岁之前,我表达的渠道特别的少,我长期是一个特别压抑的人。我不写日记,我也不画画,我就没有表达东西的渠道,我觉得电影很有意思,它可以制造一种你情绪上的、心理上的感受。无法言说。

当时我也想过考电影学院,我记得大二还是大三的暑假,我爸妈那时候在北京工作,我就去看他们,去电影学院朝圣,我买了好多专业的书,但最终没有选择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毕业了后我做了两年会计后,2007年有个事情影响了我,就是杨德昌的去世。他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觉得我的人生不能这么虚度。

当时我就去农村支教了两年,回来后有朋友介绍认识了周宇,认识了顾桃,开始入行,之后又认识了杨紫烨,钱孝贞两位老师,就这样走上剪辑师的“不归路”。

凹凸镜DOC:你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李博:我去支教之前,其实想做电影,我把工作两年攒下的几千块钱,买了一个DV,我是带着DV去支教的,我可以随便拍点东西。我想记录一下这个过程,我在村里的学校一共待了两年,第一年自己剪了个小片子,第二年又剪了个小片子。

那可能是我做导演的作品,做剪辑师的话,第一个作品是《风沙线上》。那个片子最终成片只有五十几分钟,但是我们做了很久,慢慢从零开始跟杨紫烨老师一起学习。

凹凸镜DOC:你觉得你的高光时刻是什么?

李博:高光那个词容易让人误会。如果是某个瞬间我对我影响很大是有的,比《风沙线上》还要早,那是我在跟顾桃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2011年的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电影院大银幕上看到我参与剪辑的《神翳》,片尾的滚屏上,有我的名字。

我在2010年之前,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遥远的存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唯一愿望就是我的名字能在电影院银幕上出现一次,我人生只要有一次,我觉得我的梦想就实现了。就这么简单,我觉得那一刻我满足了。电影院灯光黑亮起来,银幕上,开始走字幕,我的名字在那个地方。所以云之南那一刻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后面这些都是赚的。

凹凸镜DOC:影视行业中,有很多岗位,为什么最终选剪辑?

李博:我觉得剪辑适合我的性格。每一个工种有他们特别奇怪的共性在。我能清楚的意识到导演可能需要行动力比较强,表达欲也很强。我觉得我的性格不是那样的性格,在那个过程中,杨紫烨老师会经常问我说,你将来要不要做剪辑师,包括钱孝贞老师也会问,我才会去认真的想这个问题。

在庐舍之春,李博是大家的开心果。

凹凸镜DOC:你跟导演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方式?

李博:跟别人合作的技巧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我觉得在《塑料王国》剪辑过程中有质的飞跃,因为它是一个比我之前那些片更复杂的合作关系,有监制,投资方,导演,剪辑指导。

凹凸镜DOC:《塑料王国》的导演曾经说过,剪辑帮了他很多忙。

李博:在纪录片工作坊的时候,导师们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大家都认可这个方向,后期的工作就是钱孝贞老师,我,导演,还有制片人刘卓,我们去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首先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的,把片子做出来,既然导演已经接纳了一个剪辑师进来,说明其实他已经让步了,在心里面已经做好准备,让出一部分创作空间给另外一个人,剪辑师的存在,要给这个片子一些新的想法和视角。

其实,剪辑师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权利定剪的。监制、导演、制片人是最重要的三个人,剪辑师的作用就是给这个片子更多可能性,把可能性展示给所有人,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给它更多的可能性,我去输出我的观点,同时去理解他的观点,理解所有这些人想要的东西,在我的时间线上体现出来。

凹凸镜DOC:我跟一个从艺术转行做纪录片做影像的导演聊过,她说,有些艺术形式可能一个人就完成,但电影确实是很多工种一起协作的,所以大家确实需要相互妥协或者配合。

李博: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我觉得那种碰撞很有快感的,大部分时候,我是很享受那个过程的。我会跟导演不停地去聊这个作品对于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你能接受到什么限度?我的参与会让这个片子走到哪,而那个点是不是你想要的。他到最后定剪那一刻,那个问题它有一个他的结果。

凹凸镜DOC:有的纪录片,剪辑师在拍摄过程中就介入了,剪辑师会每天看一些素材,然后给导演反馈,有些是完全拍完后参与,你觉得这两种方式优劣在哪儿?

李博:每个片子状态不太一样,得找到适合它的制片流程,没有哪个更好,我觉得片子都不太一样。

凹凸镜DOC:可能对于独立纪录片来说,大部分都是先自己拍完,之后可能他会想到剪辑师能不能帮我片子提升。我认为如果成熟的或者比较良性的流程,应该是剪辑师在拍摄时就介入了,他介入后会提很多意见和建议。

李博:我可能比较谨慎地去用好或者是不好这种词,有一些流程和创作上的手法,现在是不被大家知道,如果大家都已经知道的状况下,你是不是要用那种方式是另外一个事情。

我觉得现阶段可能就是,比如我这十年从业里,无论是媒体纪录片还是电影纪录片,我觉得是蛮大发展的一个过程。包括官方对于纪录片这块舆论阵地也越来越重视。从这个行业的工业化的角度讲,我觉得它是刚刚起步的,无论是媒体的作者还是体制外的作者,其实都刚开始接纳一部分更加细致化的分工,工业化的流程也好,突破自己之前的创作的一个模式。

凹凸镜DOC:好像大部分片子都还没有到那种工业化的程度。

李博:我们的商业电影的工业化也才30几年,具体到我们这个更小众的行业,我觉得他可能更慢,这个过程得大家一点一点走。

凹凸镜DOC:如果一个年轻导演他需要听一些意见,他是会需要听一些专业剪辑师的意见还是听普通观众的意见呢?

李博:不同阶段试映需要不同方向的观众,比如《时光机》的制片人,他是美国的制片人,我跟他学习到的就是要去精确的把控,每一次试映,都是极其有目的性的。

在不同阶段,你可能要找一些对于这个阶段有帮助的人看,最好是专业人士去看,他给你的反馈都是对你有启发的,他不会像普通观众那样去只输出感受,他知道结构,他懂得架构故事。如果接近了成片,你到精剪阶段了,你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你对于某些细节,观众是不是能感受到,你可以有去收集普通观众的反馈。

凹凸镜DOC:如果导演是一个强势的人,怎么和这种类型的导演合作呢?

李博:导演在我介入之前,可能也许有一个结构了。我希望让影片更有质感,用镜头传递情绪,流畅度、结构上等都会跟导演去碰撞调整。因为之前如果你一直都看到一些很实的素材的时候,你其实蛮难想象一个有很有感觉很有空间感的一个片头或者片尾的感受。

我也是听Mary Stephen(雪莲)的分享,他会说他习惯先把片尾剪出来,他用那个东西去指导的整个片子剪辑,我有的时候似乎更多的时候是先剪头,我对片头片尾的感受力好像更强,比如我经常会剪了一个片头,大家突然一下子很开心,因为他们每天都看那样很实的素材,突然发现好像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凹凸镜DOC:你最近参与剪辑的纪录片是《武汉日夜》,现在你也在武汉生活,那种现实和电影之间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李博:会有很多感慨。我在这个城市更有归属感。其实跟你在现实里面看到了一个纪录片里面的人物的感觉很相似,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纪录片剪辑师才会体会到这种有趣的感觉。

我不会在纪录片做完前去见主人公,我尽量不想见,可能就是你剪完了之后很多年也不会见他,但是如果你在生活里面遇到他了之后,那个感受就只有剪辑师能体会到,就是我很了解你,我甚至连你自己不了解的,关于你的东西,我都了解,我有一种暗爽,有一种恶作剧成功的感觉。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我知道恶作剧,我想说我知道你好多事情,但是他不认识我,他也不知道我的存在,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人。

凹凸镜DOC:纪录片剪辑师是一个相对客观或者第三方的视角来看影片。

李博:也是一个手艺人,用你的视听手段去试图把导演想要的东西呈现出来.

凹凸镜DOC:你会留意豆瓣评分,比如有评论会说这个片子剪得很不错。

李博:有暗爽也有不爽,也有很多评论骂剪辑很烂,所以平衡一下就完了。但我很开心,我现在所有的作品豆瓣评分都是7分以上,如果可以保持一辈子,也挺牛逼的 哈哈哈。

凹凸镜DOC:抛开性别,你作为庐舍之春的一个导师,你跟她们聊是什么感觉?

李博:其实很有趣,因为我做东西,跟每个人聊,我必须得坦白我的背景,我的观影历史,我的审美的倾向,因为我是看很多叙事电影的人,我觉得我非常的主流审美取向,我的创作的手法也是很偏向于叙事的。这次庐舍的项目有三部片子完全是我经验范围之外的,但我很开心能跟这样片子的创作者也找到一个契合点,可以帮助她们往前走,可能那个东西是关于创作本身的讨论,创作之于我们各自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不论做什么片子,都是要回答那个问题,就是那个作品跟你的关系,虽然有我很熟悉的那种片子,我可以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我还能找到一些切入点去,介入到那些我不太熟悉的类型的片子里,很实验的,非常形式化的片子。

李博和参与导演张维讨论剪辑。

凹凸镜DOC:你给她们的建议会很具体吗?

李博:绝对不会,因为我知道一个片子要走到那一个点,走到定剪那一刻,中间是需要走很多弯路的,你提出具体一个意见,在某些阶段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你需要帮助他去理清楚导演创作的动机,有的时候导演很不清晰,更别说他自己在剪,他需要去理清楚自己的很多东西。还有的时候是帮他们剔除掉一些无用的东西,帮他去明确自己要什么。

比如有的作者很清楚,ok了,我完全不需要说那么多,但第一步我肯定是要摸清楚,他们现在这个作品的状态,作者的状态,哪些是可以帮到导演的,不是说越具体的意见就能帮到,完全不是。

凹凸镜DOC:但有些人确实很着急,还有的很依赖,说你赶紧告诉我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

李博:很有意思,我跟参与庐舍之春的导演,做了一个思想实验。现在李安(或者你心中的电影之神)站在你面前说你片子不用改了,就这样定剪,在TA眼里片子现在已经很好了。你们会不会听?当时五位在场,基本上都选择了相信自己感觉,而不是只听那位神仙的。

参与庐舍之春的女导演们。

李博简介:

李博,剪辑师,双子座,B型血,辽宁人。主要作品有:《锤子镰刀都休息》(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风沙线上》(香港纪录片节最佳短片)、《塑料王国》(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最佳新导演评审团奖、金马奖最佳剪辑)、《时光机》(翠贝卡电影节纪录片最佳摄影、亚太电影节评审团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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