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外需的充足未能倒逼规模化生产和突破性技术进步，因为家庭农户副业生产的大联合在一定时段内同样能有效提供满足国外市场的产品。一如改革开放后温州地区，众多作坊式生产的联合也能在一定阶段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还被美名其曰为“小狗经济”。

然而，建立在松散小自耕农基础上的商品化的瓶颈也是明显的，其中最致命的风险来自于小农们囿于“保命经济”而不时萌发的想要“撤出”市场的“冲动”：小农们固然需要市场来获取现金以支付地租和商人的利息，但他们与市场的关系是半心半意的，他们感到无法完全依靠市场。

换言之，农民家庭首先要保护其生存需要，然后才参与市场。哪怕是在最活跃地参与世界市场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地区，水稻和某些基本农作物仍一直被栽培。由赫德等洋大人把关清帝国海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记住，中国的茶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仍是一种农业副产品”。当茶叶行情出现阶段性大规模下调时，茶农们毫不犹豫地毁掉茶园转种水稻。

同样的场景出现在蔗田。在20世纪头十年，由于许多新生产者加入了全球市场，比如亚洲的菲律宾、爪哇和被日本占据的台湾，以及许多新糖源的出现，比如德国、奥匈和加利福尼亚的甜菜糖等，国际糖价很快出现了下跌。当华南的小自耕农发现糖价跌出自己设定的底线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转而生产米、蔬菜、水果和油料作物等。

而当全球市场行情好转时，此前选择退出的农民发现自己已无力返场加入新一轮竞争了：面对国外大规模集中种植业和制造业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竞争，小规模的种植和副业式生产越来越力不从心。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面对再次出现的国际市场商机和可见的规模种植和制造的优势，从地主到商人为何没有将小规模种植整合成规模种植，并将副业式生产提升为专业化生产的冲动呢？

地主们有着自己的账本：人口激增导致的对土地竞争的加剧，使地主能够利用农民对土地的需求来增加地租，并把一部分地租转换为货币征收，还可以要求先交预租金和押租金。对很多地主来说，这种“坐地收金”的收入模式比成为直接生产者更有保障，而地主自己经营土地可能还会减少潜在收入，因为要付给雇工工资，外加伙食、烟草钱和理发费等。

同理，即使在新开发的“边疆”地区如台湾，那些携雄厚资本开发出数万亩有着庞大灌溉体系的土地的商人地主，也仍然采取将土地分割成小块向佃户零碎出租的方式来牟利。发展大规模种植园经济要等到日据时代才会出现。

地主没有集中经营的冲动，那手握巨额资金并能连接市场和农户的包买商们，为何不能出手以高于小自耕农的租金，来从地主手中大规模租种土地以实现规模种植呢？答案在于在有清一代，村庄和宗族之间对关键经济资源如土地、水和集市的控制权的争斗是普遍的。在华南地区，这种争斗还因为客家人和原住民的敌意而加剧。这就要求人们暂时把阶级利益分歧放到一边，集中力量对付可能的外来者的入侵。由于需要村民们充当械斗的主力，地主们当然力图维系小农户对土地的“热爱”与拥有。而一个个村社组织利益格局的板结，也必然意味着排斥外来者及外来资本对村社土地的集中租种，遑论购买与占有。

这或多或少让人联想起目前依然存在的关于宅基地只能在本村流转的规定：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的追求，永远大过对经济效率的考量。

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大规模直接生产（种植）者，包买商们为何不愿实现制造环节的规模化，成为所谓的龙头企业家，从而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呢？一如地主发现出租土地比直接介入种植更为划算，商人也发现在流通领域的各个环节牟利比直接参与生产更能锁定利润：蔗糖购销的价差、销售的佣金、为甘蔗栽培和加工进行贷款的利息、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提供肥料、其他材料甚至生产工具的收益等等。

长此以往，商人变得越来越没有动力和能力通过革新技术或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取利润，直至最后被拥有这样的动力和能力的国际竞争者彻底驱逐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