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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CEO三板斧,辉瑞中国转型走到哪一步了

辉瑞人才的流失,对中国区的影响不可小觑。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文|MedTrend医趋势

辉瑞近日表示决定停止在中国生产生物类似药,并将位于杭州的生物药生产基地出售给无锡药明生物。

*生物类似药,也被称为生物仿制药,是与已批准的生物原研药相似的一种生物药(包括疫苗、血液及血液成分、体细胞、基因治疗、组织和重组治疗性蛋白等)。

该基地辉瑞投入3.5亿美元,于2018年建成并通过GMP认证,可是没想到不到三年,一支药没生产,辉瑞就将其卖出。

有人说:毫无疑问,这场资产变革是有备而来!

全球排位危机下,辉瑞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势要重塑中国区,变革下“三板斧”打造全球创新枢纽。

重塑中国区业务模式

自2019年1月1日,Albert Bourla正式接替Ian Read 成为新任CEO,短短1年时间,尤其是在中国区,如此大刀阔斧,恐怕全球跨国医药巨头难出其右!

中国区,早前辉瑞创新药、普强、消费者健康三足鼎立!

作为重要的生物类似药基地,在普强剥离前,辉瑞最初计划为中国市场引入曲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阿达木单抗这三种生物类似药,并且在后期继续引进数个单抗药品和疫苗类产品。

不过,Albert Bourla掌舵后,辉瑞早先的计划已经开始变了,随着辉瑞全球挥刀砍普强,仿制药已成为过去。在重组之后,辉瑞中国开始全力投入创新药。

自然,位于杭州的生物类似药生产基地成了累赘!

斥资3.5亿美元,截至目前一支药没生产,而且还是作为辉瑞在全球第三个、亚洲第一个生物技术中心,不难想象,辉瑞整改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发展模式力度。

辉瑞中国指出:“辉瑞会将研发资源集中投入到最迫切的疾病领域,对中国医药创新市场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辉瑞中国此举或许是应对即将到来的生物类似药集采:

近日,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发布《生物类似药相似性评价和适应症外推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此次原则的发布也被业内认为是为今后生物类似药的带量采购“铺路”。

或许是意识到了生物类似药集采会大幅压缩利润,辉瑞中国及时反应,出售生物类似药生产基地,或也同时暂停了生物类似药在华进一步计划。

简化决策,辉瑞中国更“敏捷”

当跨国药企的“人海战术”达至巅峰,尽管业绩掩盖了内部粗放式管理的现象。但组织机构庞大不仅是效率的问题,带来一系列“企业病”:组织架构臃肿、人员冗余、组织层级过多。

Albert Bourla上位后,在中国区,辉瑞一改以业务为导向的管理架构,走向以区域为导向的管理架构,即区域各事业部负责人直接汇报给区域CEO,由区域CEO统一管理包括销售、市场、临床所有事务。

“当我们做此决策时,很明显,希望将更快应对迅速成长又变化的市场,以及业务线的连接整合,并加强问责制”,Albert Bourla直言,此举是为了应对中国目前国产替代、政策、法规变化。

当然辉瑞中国区“敏捷”,还得从普强说起,

2019年9月,随着辉瑞普强中国区总经理吴锋的离任,辉瑞中国汇报路径做了调整,

任命中国区市场部负责人黄海担任普强中国首席运营官,负责市场和销售,并直接向辉瑞大中华区总裁苗天祥汇报。

2020年6月,辉瑞普强重新调整了自身的管理体系,在原有的体系中直接拿掉了首席运营官的位置,其下管辖的医院销售业务、零售业务、创新互联网医疗服务业务三个业务部门将直接向大中华区总裁汇报,缩短了汇报层级。

自此,辉瑞普强中国区完成扁平化,区域为导向的管理架构基本形成。

随着Albert Bourla对消费者健康、普强的剥离,辉瑞中国创新药业务(生物制药PBG)直接转向区域为导向的管理架构。

这种做法使得汇报路径简化,缩短反馈决策流程,加速辉瑞中国在竞争中的反馈速度,也预示着辉瑞中国开始走向扁平化。

当然不只是辉瑞,如默沙东、阿斯利康等都沿用此汇报方式。

辉瑞排位危机!登顶之战,中国区将“鼎力相助”

近20年来,辉瑞长期雄踞全球顶级制药榜首,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能战胜辉瑞的仿佛只有它自己。

不过,如今“宇宙第一大药厂”辉瑞真的是有危机了,至少从收入排名上看是如此。辉瑞2020年总收入419.08亿美元,直接从榜首跌出top5,掉到第7。

不仅收入远不及罗氏和诺华,就连研发投入都大大逊色于对手。尽管部分原因是大手笔砍掉过期专利药及消费者保健业务,但辉瑞排位危机仍然很大。

前有罗氏登顶,新“三架马车”马力十足;后有GSK、阿斯利康一个霸屏疫苗、呼吸创新药物,一个一如既往在中国市场“称王”。

随着辉瑞多次架构变化、剥离,加速辉瑞中国高管的更迭,推动辉瑞快速发展的“三吴”时代终结,普药五大事业部总经理同期离职。

这一阶段,辉瑞人才的流失,对中国区的影响不可小觑。

“宇宙第一”的名头还能不能保住?

Albert Bourla当然有自己的打算:截至目前,辉瑞在华研发业务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作为除在美国以外,辉瑞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以及辉瑞全球重要的研发枢纽。

“未来在中国将实现“两个80%”的目标,即未来3年内实现中国参加80%的全球早期以及关键三期临床试验,其中80%的项目做到同期申报。”

另外,在JP Morgan大会上, Albert Bourla表示,“到2022年,辉瑞有可能获批25种产品,其中15种具有巨大的潜力,这种巨大的潜力意味着年收入10亿美元。这些药物分布在多个治疗领域,包括罕见病、肿瘤学、抗感染药物和其他领域。”

为何Albert Bourla会如此看重中国呢?中国区提前布局,能否成为辉瑞登顶的最大助力?

从数据来看,2020年,全球顶级药企,至少有6家在华业绩增长幅度高于全球业绩增速,中国成为驱动力量:

礼来全球营收同比+10%,在华营收同比+19%;

诺华全球营收同比+3%,在华业务营收同比+16%;

默沙东全球营收同比+3%,在华业务营收同比+15%;

诺和诺德全球营收同比+10%,在华业务营收同比+9.7%;

阿斯利康全球营收同比+9%,在华业务营收同比+10%;

罗氏全球营收同比-2%,在华业务营收同比+8%;

中国速度已经成为全球顶级药企的核心动力之一,Albert Bourla自然明白辉瑞中国是重中之重。

“从最初10多人的试行项目,到逐步引进科研人才,拓展更多职能,辉瑞中国研发中心在辉瑞中国乃至全球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辉瑞中国研发走过16年,目前所有辉瑞的新产品开发,都会在某个环节通过中国研发中心进行,并为辉瑞全球产品线的开发项目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

未来,随着辉瑞中国研发中心对于辉瑞全球临床研究项目的贡献不断提升,中国患者不只是全球临床试验方案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方案的设计者。

江湖不远,“一哥”还会不会重新登顶,或许时间会见证答案。

Albert Bourla变革下“三板斧”,旨在让转型下的辉瑞中国更加聚焦、敏捷、简化,加速创新。

不过,创新,一直不是一个新话题,近期不少跨国药企透露在中国的新药上市计划。

诺华表示,“未来4年还计划做到50个以上的NDA,争取2024年在中国业绩翻倍。”

罗氏表示“未来3年,预计在中国提交50个新药申请。”

赛诺菲表示“到2025年,将在中国有40个新药或适应症申报上市”

礼来表示“未来7到10年将在中国上市40个新药或适应症,集中在肿瘤、免疫、疼痛和神经衰退领域。”

诺和诺德表示“计划今后7到8年时间,将有10个创新药物。”

阿斯利康表示“未来5年将会有55个新的产品和适应症引进中国。”

而最后谁能从中国市场夺战突围,就得看中国市场布局啦。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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