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河流可以带来什么？鲜美的鱼虾、肥沃的土壤、连绵的良田、满载货物的商船……凡有河流经过的地方大多丰饶。早在几千年前，人类就有了开凿河道的野心，希望借汤汤河水日行万里，取道捷径，让征战的军队或贸易的货品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目的地，带来财富。在世界各地的运河中，以沟通大西洋、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与贯通地中海、红海的苏伊士运河最为著名。

公元前十九世纪，埃及第十二王朝的塞努斯勒特三世想要开凿一条连接红海与尼罗河的运河，这项浩大的工程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多年，直至波斯帝国降临埃及后才全部竣工。而后由于红海退缩、尼罗河改道，法老的运河逐渐从地面消失，威尼斯人与法国的拿破仑曾试图修复运河，但没有成功，等到1858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才将这个计划付诸实践。数万埃及人在亚非大陆的接口上搬运了十年的泥沙，1869年，全长163公里的苏伊士运河终于开通。

这条开启欧亚直航的运河的确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财富，却也加速了地区间的掠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苏伊士运河的大部分收入都揣入了英法囊中，亚洲的各种原材料被加速运往欧洲，石油贸易开启后，苏伊士运河更是全球经济的一道命门，源源不断地向欧美（以及后来的东亚）泵出石油。在人类干预力度较小的情况下，河流为所经之地带来繁荣，也带来相应的灾难，然而，当人类影响过大时，河流的馈赠与暴虐便不再依照这一逻辑，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日益膨胀的消费社会将河流的利好转移给秩序的主导国家，留给运河当地的往往是灾厄。

昨日，搁浅苏伊士运河近一周的“长赐号”货轮终于摆正船身，恢复到正常航线，这意味着苏伊士运河上的交通有望恢复秩序。在过去的一周里，这条平日里沉默如耕牛的运河突然成了全球焦点，货运、石油价格望风而动。人类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运河的便利，唯有当其堵塞时，才会想起地球的外貌，以及层层叠叠覆盖其上、相互交织的各种网络。此次堵塞有惊无险，或许人们很快就会将它忘掉，但苏伊士运河上的日常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惊心动魄，因为它是诸多力量的汇集场，同时牵动着世界各地的经济民生。上世纪50年代，埃及革命的领导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下主张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国、法国为争夺运河，联合以色列入侵了埃及，对战期间约有49个大型障碍物掉落运河，堵塞河道，严重威胁了英国的国家经济，美苏也各怀用意地参与到这场争夺之中。下面这篇书摘回顾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历史，我们希望能与读者一起，对堵塞风波后运河继续发生着的一切展开思考。

这篇书摘选自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经浙江大学出版社授权刊载。

《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野心》（节选）

文 | [英]彼得·弗兰克潘 译 | 邵旭东、孙芳

1954年年底，阿富汗的领导人曾经小心翼翼地向美国提出援助和装备请求，但却被国务院拒绝了。阿富汗首相的兄弟纳伊姆（Naim）亲王被告知，阿富汗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家门口，例如解决与巴基斯坦的边界纠纷，而不是寻求武器援助。这一拙劣的回复是为了展现对巴基斯坦卡拉奇政权的支持，前不久一位国防官员还称该政权“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

这一消息传回喀布尔没多久，苏联人就介入了，他们表示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及发展资金。这一提议迅速被阿富汗接受了。苏联人的首笔拨款就高达1000万美元，随后又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支援，以帮助阿富汗修建桥梁、升级通信设施和扩建公路系统，包括坎大哈与赫拉特之间的公路。来自莫斯科的资金和专家还被用于建设了1.7英里长的萨朗隧道（Salang Tunnel），该隧道所在的公路向北一直通到苏联治下的中亚地区。这条象征着苏阿友谊的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成为了苏军最重要的补给线。讽刺的是，它同样也是21世纪初将美国及其盟国车队带入阿富汗的关键运输路线。这条原本是为了增强阿富汗实力以对抗西方而修建的公路，后来却成了帮助西方根据自身利益重塑阿富汗的核心要道。

这无疑是一次冰冷的教训。然而几个月后，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而且更富戏剧性。1955年年底，曾经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推翻了埃及国王法鲁克统治的革命者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也想向莫斯科寻求军事援助。这让美国人大吃一惊，立即表示愿意与英国和世界银行一起为阿斯旺（Aswan）大坝的修建提供资金。华盛顿与伦敦进行了数次高层磋商，讨论如何继续安抚纳赛尔。讨论的结果是承诺向埃及提供武器，并且向以色列施压，迫使其同意与埃及签订条约，希望以此改善两国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

其实，惹恼纳赛尔的是《巴格达条约》。他认为该条约阻碍了阿拉伯世界的联合，并且为西方人维护其在本地区的地位提供了工具。如果西方的资金和援助能够马上到位，他也许不会那么暴躁，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但是，由于美国议员担心大坝的修建将使得埃及棉花的产量激增，从而导致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农民的利益，因此资助的承诺最终又被取消了。这一私心是致命的，它成了压垮美国同埃及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纳赛尔是一名玩弄政治冒险的高手，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曾经说他一心想要“成为阿拉伯的拿破仑”。现在，他决定让事态升级。英国外务大臣在1956年春天傲慢地评论说：苏伊士运河是中东石油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对英国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对此，纳赛尔尖锐地反驳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埃及就该分享运河的利润，就像石油输出国分享石油的收入一样。他十分清楚，西方人为了维护其资产会不择手段，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将运河国有化必定会给埃及带来巨大的利益。

当美国人开始计算关闭运河将给石油价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时，英国的领导层却已陷入了一片悲观失望的气氛当中。“真相是，我们进退两难。”颇受好评、人缘极佳的英国财政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写道，“如果我们对埃及采取强硬手段从而导致运河被关闭、通向黎凡特的输油管被切断、波斯湾造反、石油生产停滞，那么，英国和西欧就没指望了。”但是反过来，如果西方人什么都不做，纳赛尔将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胜利，而且还会在别的地方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有中东国家都将有样学样地将他们的石油工业国有化。

纳赛尔继承了摩萨台的衣钵，并在他倒下的地方重新出发。西方的外交官、政治家和情报人员们开始考虑联手行动，以应对这些与西方利益作对的领导人。没过多久，英国就开始寻找“推翻该政权的方法和途径”：伦敦的一位高级外交官指出，“我们必须要除掉纳赛尔”；首相安东尼・艾登则认为，不仅要推翻纳赛尔，还要把他弄死。在几轮外交商讨无果之后，英国和法国认为，有必要展示一下西方的力量，以便让中东地区的领导人牢记，任何胆敢对抗西方旨意的人都将遭到直接的打击。

1956年10月底，一场针对埃及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序幕。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前往保护运河区，同时他们的以色列盟军发动了深入西奈半岛的打击，以协助对苏伊士运河的保护并给纳赛尔施加最大的压力。不过，此次侵略很快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埃及将轮船、驳船和维修船沉入航道，并将伊斯梅利亚（Ismaila）北部富阿德港（ElFridan）的可移动铁路桥炸断掉入水中后，苏伊士运河被彻底堵塞。类似的障碍物约有49个，其影响比关闭运河要严重得多。当时有报告称：“这使得正常的商品流通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运往西欧的石油数量急剧减少。

后果远不止这些，据中情局判断：“世界贸易中许多基本商品”的价格必将上涨，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于苏伊士运河的自由世界，很可能会“出现相当高的失业率”。苏联人也会感到压力，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关闭，他们与远东进行贸易的船只不得不绕着非洲航行7000英里才能回到他们在黑海的母港。美国人注意到，莫斯科开始将基本必需品转由横跨亚洲的铁路线来运输，使得这些铁路的重要性迅速增加。

尽管认识到埃及的局势正日益紧张，但是军事行动的爆发还是让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吃一惊，因为这一入侵计划并没有征求美国的意见。总统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并在私下里不留情面地指责了英国首相。在运河区使用武力对于自诩为“自由世界”捍卫者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场舆论灾难，这与苏联当年坦克驶过布达佩斯的街道以镇压匈牙利大规模起义的行为毫无二致。不过，苏伊士行动最终还是带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果：美国在20世纪时继承了西方列强的地位，如今它不得不在西方和中东的石油国之间作出选择——美国人的答案是后者。

艾森豪威尔总统解释道：“我们不能让阿拉伯人生我们的气。”如果他们生气了，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量将出现整体下降，因为运河会被关闭，石油生产也可能被停止，那些对受到肆无忌惮恐吓的埃及抱有天然同情的本地区其他国家也会实行石油禁运。“只要中东地区拒绝向英国提供石油一至两年，我们的黄金储备就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了黄金储备，英镑区（sterling area）就会分崩离析。一旦英镑区崩溃而我们又没有任何储备……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还能负担得起最低限度的国防开支。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防，那它也就走到了尽头”。这是不可避免的糟糕结局。“即便如此”，艾森豪威尔本人在私下承认道，“对于西欧面临的燃料及金融的困境”，我们还是“无法袖手旁观”。然而，正如他在给北约（NATO）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信中所说的，做任何事都“不要激怒阿拉伯世界”。

英法两国陷入了困境。尽管华盛顿设计了从美国向西欧运输石油的计划，但是为了解决埃及问题，该计划被故意搁置了。由于预见到英国经济会由英国和一些国家在1939年组成的、以英镑为中心的货币集团崩溃、英镑将大幅贬值，伦敦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财政援助——仅仅过了40年，英国就从世界的霸主沦落到了伸出帽子向人乞讨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更丢人的是，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这颗西欧最珍贵的宝石而向埃及派出的部队，现在没有完成任务就被撤回了。全球媒体都在关注英国部队的这次撤退，这标志着世界已然发生了改变：印度被放弃了，伊朗的油田也脱离了英国的控制，现在又轮到了苏伊士运河。1957年首相安东尼・艾登的辞职仅仅是帝国衰落尾声中的又一插曲。

另一方面，当美国进入亚洲屋脊之后，它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新责任。它不得不小心翼翼，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是前车之鉴。英国的威望和影响力一蹶不振，预示着阻挡苏联向南扩张的计划很可能“因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渗透和成功而彻底失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6年年底这样写道。

而且，军事行动的流产还在整个中东地区重新唤起了一股反西方情绪。纳赛尔鼓起勇气并最终战胜西方军事压力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该地区的民族主义煽动者。随着埃及领导人地位的大幅提升，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发，将所有阿拉伯人统一成一个国家的想法也随之扩散。这种团结一致的声音将使他们在西方集团和苏联阵营之间取得平衡。

其实早在纳赛尔的冒险政策取得成功之前，一些精明的观察者就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了解这一地区，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声音必将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他在1953年写道：“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中东国家……将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政策。”纳赛尔正是这一趋势的带头人。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未经授权不得转载。